周炳林：中国输出通胀论为时过早

　　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中国出口”正在遭遇新的挑战。以前，这个队伍包括国外的议员、工会、企业主，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也加入进来，其中原因是我国已有3.3%的CPI和14.4%的工资涨幅。然而，“中国输出通胀论”为时过早。中国经历过1998-2002年长达5年通缩，之后年份又在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为此，目前的价格涨幅虽总体偏高，但是在结构上却极不均匀，一些与出口更加密切相关的行业价格涨幅并不快，甚至仍维持下降的趋势。

　　3月份CPI确实出现3.3%的较快上涨，但是，八大消费品类别的涨幅差别甚大，较高的是食品类价格、居住类，分别同比上涨7.7%、4.0%；而较低的是衣着类价格、耐用消费品，分别同比下降0.2%、上涨2.4%。可以看出，造成我国CPI抬头主要是食品类和居住类项目，其中，食品虽是国内消费大项，却非我国的出口大项，居住类项目更是属于“非贸易品”的范畴；衣着类、耐用消费品等才是真正决定友邦消费者福祉的我国传统出口大项，但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这些行业的价格涨幅实际上并不快。因此，与其说中国正在“出口”通胀，不如说中国企业是“在通胀中生产，在通缩中销售”。我国整体经济的涨价压力更多地被消化在国内环节。

　　造成这一态势的原因有需求和供应两个：需求因素在于目的地市场经济的疲软，受累于美国

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和次级按揭问题的爆发，很多美国家庭已经陷于自身现金流难以应付的房贷还款压力之中，美国经济经历一次至少是“技术性的衰退”已在所难免；欧洲大陆的经济虽然离危机稍远，但是当地

房价的猛涨同样极大地“挤占”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供应因素在于竞争性供应源的增多，得益于十几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的“大稳健”，更多的新兴国家参与到了全球分工的行列。东南亚、南亚、拉美、东欧甚至非洲国家的一些商家成为中国同行的有力竞争者，国际买家可选择的供应源不断丰富。

　　14.4%城镇职工工资涨幅也难以成为中国将“出口”通胀的依据。实际上，劳动力因素更像是我国企业得以“在通胀中生产，在通缩中销售”的“转换器”。由于大量农村廉价劳力经培训之后源源不断地参与到全球生产分工中，我国近年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一直维持在约11%的全球最高水平，考虑生产率因素之后，我国实际工资涨幅仅有3.4%，这对于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低的，在全世界150多个发展中国家里面，实际工资增幅超过此一数字的多达96个，即使在20多个发达国家，也有50%以上实际工资涨幅比我国高。

　　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罗奇所说，随着

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将引起世人注意，每当事情不顺时，人们就会寻找替罪羊”。但是，中国输出通胀的论调实在为时过早。在美元泛滥的背景下，中国的要素禀赋特征将决定，中国对于控制全球通胀的贡献将贯穿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

　　在更为全面的中国与全球商品价格的关系中，商品大鳄罗杰斯的一条著名原则更值玩味：“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东西将跌价，中国有大量需求的东西将涨价。”这预示着我国国际贸易条件存在一种巨大的压力：出口越来越便宜，进口越来越贵；也预示着中国的发展将不断为国外的厂商带来利润，为国外的消费者带来剩余，同时倚仗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上升消解这种压力，最终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