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恩不可公报

　　□郭庆晨

　　曾经写过一篇《公恩不私谢》的文章，说的是掌握选贤任能之权的官员在举荐贤良之后，不能让被举荐者感激私人———因为荐贤是国事，对被荐者是公恩，公恩只能公谢，而不能私谢。现在要说的是，对私人间的恩情，只能以私人的回报来了结，而不能通过公恩来回报。前者侧重的是施恩方，而后者侧重的则是报恩方。

　　书归正传。话说有些人在落魄之时或身处困境之际，受过他人的恩惠。出人头地之后，身份变了，地位变了，有了经济实力，便开始了由受恩者向报恩者的角色转换。中国历来盛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俗语，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里所说的报恩，并不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所得的私恩私报，而是借助职权所做的公报私恩。它的最大特点是用于报恩的物质来源发生了严重的错位。报恩者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所掌控的权力，慷国家之慨来报以往的私恩。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把受贿索贿得来的钱当作报恩的工具，一掷千金，回报大方。结果，这些报恩的人得到了“知恩图报”的美名，接受报恩者也得到了丰厚的实惠，只有国家的利益受到了无端的损害。这哪里是在报恩，分明是在用公款将自己装扮成一个“知恩图报”的“君子”。其实呢，不过是靠不义之财支撑那“报恩”的面子，用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来换取“知恩图报”的名声罢了。

　　私恩公报，历来为正直的人所不齿。《晋书》记载，三国时期，胡质任魏国的荆州刺史。他的儿子胡威想念一年多没见面的父亲，便千里迢迢从京都来到荆州省父。父子相见，一番亲情自不待言。故事发生在胡威返家的路上。胡威是一个人骑着毛驴来的，仍是骑着毛驴回去。刚刚上路不久，便有一人说要与他同行。问其来历，却是胡质帐下的一位都督，说是回乡探亲，正好与胡威顺路。于是乎二人便结伴而行。一路上，那都督对胡威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吃喝住行全都安排得妥妥贴贴。尽管胡威一再推辞拒绝，那都督却是照样对胡威关怀备至。胡威心下生疑，一定要那都督据实相告。原来，那都督作为胡质的属下，时常受到刺史大人的关照和恩惠，久有报恩之心，但苦于没有机会。此番见胡威独身回家，便特意赶来照顾。胡威听罢，当即说服都督返回军中，自己仍旧独自一个骑驴而去。回到家中，胡威写信，将都督相送一事告诉了父亲。胡质得知，非但没有感谢，反而给了那都督一百杖刑，撤了他的职，并严厉地教训那都督：“我带兵卫国守疆，与你等共同努力，同得赏赐，是我等的职守。你这样公报私恩，如何能再在我的帐下为国出力！”

　　毛泽东也是一位耻于私恩公报的人。他曾在组织农民运动中被湖南军阀赵恒锡抓捕。危急之中，当地农民郭士逵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应该说，郭士逵对毛泽东有救命之恩。新中国建立之后，郭士逵因生活困难致信国家主席毛泽东，请求给他在外省安排一份工作。毛泽东复信答复：“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等候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从报恩的角度讲，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给自己昔日的救命恩人在外省安排一份工作，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他还是委婉地拒绝了。是毛泽东不念旧情、知恩不报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毛泽东不想动用他的权力公报私恩。这一点，从他回绝一些亲人和故友的私人要求中可以得到更加肯定的答案。

　　恩情是一种情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个人行为。这种恩情只能通过私人间的方式来报答，任何私恩公报的做法都会沾上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的嫌疑而玷污了“报恩”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