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第一次做的习题就是高考题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01日03:22 第一财经日报

  陈村,第一次做的习题就是高考题

  罗敏

  高考往事

  陈村已经忘记是哪天报的名、哪天考的试,但记得高考那天那种慌慌的感觉:“50个人的教室,坐了25个人,我坐进去一看心里就打鼓,想:完蛋了。当时的录取比例是25个人录取一个,我看那些老先生们比我老多了,他们是读过书的。心想:怎么考,难道这25个人里我最行?”因为没做过习题,陈村做题很慢,铃声响了,考卷还没有做完。“反正我想,我这种人是应该考不上大学的,我读到小学五年级能考上大学,是怪事情。”

  灾祸与幸运总是相伴而行——大学第一年的际遇,几乎定格为陈村最重要的人生哲理。那一年,他查出背部患病;那一年,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见于《上海文学》,两者差不多同时,让他短时间内体会悲喜双味。

  之后他的病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他从此自称“弯人”;1975年他正式加入中国作协,陆续创作了《住读生》、《从前》、《鲜花和》等作品。“高考对我最大的作用是改变了我的身份。”4月19日,上海的这个春季已是十分炎热,陈村僵直背脊坐在软软的沙发上,徐徐点燃一支烟……

  “农民是这辈子干得最差的职业”

  如果有可能,陈村是不愿离家去插队落户的。家里兄弟5个,哥哥姐姐都去了工矿,他最小,必须下农村。“我自己选了安徽省无为县,那地方在芜湖对岸,靠着长江,要回来一趟比较容易。”

  他走的时候十七岁。中学老师念叨着:你要去插队了,这是政策,没办法。像你这样的孩子,在以前肯定能上大学的……

  一句话,烙在陈村的心里。在农村挑过担、放过牛、割过稻、插过秧,因为腰不好,“农民是这辈子干得最差的职业”。1975年,陈村因为身体不好回到上海,进了街道里弄生产组。1977年,恢复高考,陈村决定去报名,就是因为老师的那句话。

  “我听到高考就特别高兴。当年我学习很勤奋,老师的话让我有点伤感,觉得真是生不逢时。”陈村所在的生产组,很多人想参加高考,但让陈村觉得奇怪的是,因为十几年的学生都要涌入高考队伍,不少人犹豫着、迟疑着。“我想,反正我真正读书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别人怕考不上没面子,我才不管呢,考坏了就拉倒,大不了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去考。后来我和同事一起去报名,他说:我们大学生来了!于是报了名,开始读书。”

  白天上班,晚上就找以前的中学课本复习,陈村的高考复习进行得并不紧张。“英语不考,政治背一点东西,我不懂数学,什么分式、根式都不懂,自己每天晚上看一节,觉得看懂了就行了。数学里不是有‘因为’、‘所以’那三点嘛,从没人教过我,我去问人家问来了。”许多地方陈村看不明白,就稀里糊涂跳过了,他也没有做过习题,“我觉得我很伟大的地方,就是我第一次做的习题就是高考题。”

  陈村已经忘记是哪天报的名、哪天考的试,但记得高考那天那种慌慌的感觉:“50个人的教室,坐了25个人,我坐进去一看心里就打鼓,想:完蛋了。当时的录取比例是25个人录取1个,我看那些老先生们比我老多了,他们是读过书的。心想:怎么考,难道这25个人里我最行?”因为没做过习题,陈村做题很慢,铃声响了,考卷还没有做完。“反正我想,我这种人是应该考不上大学的,我读到小学五年级能考上大学,是怪事情。”

  直到现在,陈村还特别感谢那些批改高考考卷的老师们“让我终于混进大学”。他最初想读历史,第二志愿是中文,不过都没考上,到第二批补充录取时,他被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挑中。“他们说我是整个学校里专业分考得最高的,92分,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人才。”陈村哈哈大笑,“招进去一看,我什么都不懂,都是乱背出来的。”

  好事情和坏事情总是交错发生

  第二年5月,由街道单位的一辆大卡车装着,陈村和十几个同伴到了大学。“我们都特高兴。到社会上混了那么多年,还是觉得课堂好,有这么多同学一起学习知识,可以和老师在一起。”谈起“文革”时没书读而今终于有书可读,陈村表情平淡,却充满感慨。

  入得大学,陈村的生活依旧散漫。政教系的主业是学马列,功课很少,陈村觉得很不错。考试前背背书,陈村说“只有考试前三天和考试后三天我是懂上课内容的”。平常,他有空便泡在图书馆,或者借书回寝室看。

  陈村在班中年纪偏小,“我们班中年纪最大的比最小的大15岁。老大哥整天说他的农村生活如何,管老婆孩子管得一塌糊涂。这很有意思,因为所有人的遭遇都不一样。”相比较现在的学生,在同一时期遇到的问题基本相同,陈村的同学所遇问题各不相同,有人还在准备谈恋爱,有人的婚姻却已经触礁了,学生的年纪、工资可能比老师还高,大家彼此之间很放松。“这可能也是大学所能给予人的最好的东西,这种气氛是没上过大学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让陈村印象最为深刻的正是学校中那种自由讨论的气氛。校园很开明,大家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相互讨论,“有一种很强韧的东西正在被打破”。在大学中,学生普遍有一种想担负天下的集体主义,“从来不在意某个人有钱没钱,只是看重这个人聪明不聪明,对同学好不好。”

  “好事情和坏事情总是交错发生。我发表作品与毛病发作大约是同步的。”下乡时干农活逐渐弄坏了腰,也因为开始和同伴一起“玩”打油诗初入文学之门。上大学第一年,陈村感觉背部疼痛,关节不能动,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如果一个人腿脚伶俐,像我这么喜欢玩,没事到处乱转,也不会坐下来写东西。”当时陈村也在进行文学创作,他感觉他们私底下见过的东西,比公开发表出来的更好,“我觉得《班主任》也不行,不崇拜。我想,他们写得那么臭居然还有人捧场,那我就写一篇给你瞧瞧。”在遭遇校刊退稿后,陈村把《两代人》寄给了《上海文学》,这成了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一个人未必知道自己未来的路途。“但当有一天你终于可以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些以前看不清的东西会出现。我以前也喜欢看书,这些潜在因素可能在某一天出来了,然后你变成了一个读书写作的人。”在大学中,陈村得到了“停下来”的机会,可以想点在忙碌的社会生活中无暇思考的事情,也逐渐形成了他对人生的基本观念。

  毕业后,陈村被分配到上海市政二公司教书,1985年加入作协,后调到上海作协创作至今。“高考对我最大的作用是改变了我的身份。进大学前我是集体所有制的一个职工,从学校出来,我就变成了所谓国家干部。一个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和脑力劳动者是不一样的。”改变身份后,陈村逐渐开始关心别人怎么写作、文学史的脉络如何,“这些事情慢慢都和我有关系了。”

  就大处讲,陈村认为高考改变了以往无需努力等待分配的观念,给大众一个信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环境。“以前一切都由分配决定,个人努力一点都没用。高考好的地方,就是让年轻人觉得有一个盼头。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图书馆外排着队等开门,很多人都愿意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没能在大学多待一两年。“我所在的学校规模太小了,如果能到一个综合性大学多读两年,各种学科的人待在一起,彼此互动,影响会更大。”

  人物档案

  陈村

  1954年出生,原名杨遗华,上海人,回族。1971年底到安徽农村插队。1975年病退回沪,进街道里弄生产组做工。1978年初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专科学习,毕业后到上海市政二公司工作。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步入文坛。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等,长篇小说《住读生》、《从前》、《鲜花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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