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约框架下中国与有关国家合作加速

　　分享“腐败收益”的考量

　　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被认为是全球反腐的一道分水岭。公约将“资产追回”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要求缔约国提供最广泛的合作和协助。

　　黄风曾作为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官员参与公约的起草工作。作为多边协调机制，公约难以直接落实到实践中，“妥协也较多”。建立双边的协助机制，在他看来非常重要。“可以绕开法律障碍。”

　　在公约框架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与有关国家的谈判和合作加速。

　　中国和美国去年4月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研讨会，主题是“拒绝避风港——资产返还和人员引渡”。两国元首在2004年的APEC会议上曾就此商讨，并达成合作共识。

　　廖燃认为，随着国际反腐合作的开展，贪官外逃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现在贪官进入美国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他说，目前在逃的中国贪官，将赃款和他们的老婆孩子转移到国外，多数发生在2003年之前。

　　贪污挪用公款4.85亿美元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携款出逃两年半后，2004年被移送回国。作为条件，中国维持了美国法院对余振东12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如果从数额看，余振东在国内基本要被判死刑。”黄风说，他全程参与此案的谈判。

　　通过司法协助，中国追回了355万美元，之后中国银行通过在美的诉讼追回了数倍于此的赃款。

　　两国在余振东案上完成了最完美的一次交接。但每年引渡和追讨成功的案例寥寥。黄风说，腐败案最关键的是取证，贪官往往将资金链“折断”，而“钱不会说话”。

　　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还涉及到经济利益问题。他说，一些贪官逃到某些发展中国家，钱照样回不来。

　　在外逃资金的处理问题上，王明高主张“收益分享”。尼日利亚承诺分给阿巴查家属1／4追回资产，以追讨存于瑞士银行的赃款。“目前，我国在国际条约中并未表明这一立场，没有建立相关的‘分享制度’，这使得赃款追缴难度加大。从长远看，收益分享有利于鼓励各国配合请求国的追缴请求，促进国际合作。”

　　关于追缴资产处理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张“分享”，以“分享”的名义返还他国部分财产；而发展中国家则难以接受“分享”的说法，也不愿意与发达国家进行分配。王明高透露，中国并没有明确反对分享。

　　重视以刑罚打击腐败犯罪的中国，承认并尊重了“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原则，与西班牙签订引渡条约，敲开了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大门。

　　监察部等部门甚至与“透明国际”这样的NGO建立了合作关系。该机构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已经“走上了正轨”，“以前都是惩办一批大案要案，判刑，现在已经意识到反腐败就是制度建设。”廖燃说，他认为2004年的行政许可法和刚刚公布的信息公开法最为重要，“反腐败最重要的是透明，公开就能减少一半腐败”。

　　他认为，尽管目前中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