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香港孤岛 东纵救文化精英

　　奥一网话说香港沦陷后，日本人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及文化精英，茅盾、夏衍、邹韬奋等人处境危急，一场营救文化精英的行动紧急展开。

　　日军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实行宵禁。其时，一批抗日文化人已上了日军的“黑名单”，日本文化特务何久田幸助在香港各电影院放幻灯片，点名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军司令部“会面”，又在报上登启事，要茅盾、邹韬奋等出来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称抗命者格杀勿论，并用巨金悬赏举报文化名人踪迹者。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杀，邹韬奋已六易其居，住进了湾仔登龙街的贫民窟里，茅盾夫妇也迁家四次。柳亚子住进了皇后大道的难民收容所，何香凝祖孙三代迁至保卫中国同盟本部，挤在地板上过夜。

　　周恩来受命廖承志负责

　　12月8日，中央书记处急电周恩来、时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廖承志、潘永年等人，强调要尽快帮助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到南洋或东江游击区。次日，周恩来急电廖承志，称应“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被困文化精英。

　　当时的八路军驻港办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时任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人称“国民党三公子”。

　　这个操着美式英语的年轻人是营救文化名人的具体负责人。

　　廖承志派人与深圳一带的东纵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要求尽快派一支精干的队伍前往九龙协助。他则负责联络散落在香港各处的数百文化人，东纵游击队则负责打通东纵游击区到港九的交通线。

　　其时，日军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但由于兵力不足，只能集中力量封锁交通要道。新界的山区和农村，成了汉奸、土匪、地痞的领地，，他们也成了交通线上的障碍。

　　潜入香港岛打通交通线

　　12月15日下午6时左右，东纵六十多人分乘三条槽仔船，在吉澳扯帆开航，次日凌晨在西贡企岭下登陆，趁天未亮冒雨秘密潜入山寮村。

　　负责西线交通的游击队员曾鸿生回忆，为掌控局面，他们以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面目出现，并扯起“曾”字旗号。为打出名头，首先拿交通线上的汉奸开刀，当时抓到罪大恶极的汉奸就当场枪毙，一连几天，每天都有一两个汉奸被杀，最多的一天除掉6个。曾大哥的名号就这样传出去了。为了扩大影响，曾鸿文一度还邀请百余名土匪代表在山上开“联谊会”，希望不要伤害当地百姓，要打就去打日本鬼子。

　　从当时的地形看，文化名人要从九龙向宝安游击区转移，最好的路线是从荃湾跨越方圆百里的山区到元朗，然后经落马洲进入白石龙根据地，这是红色交通线上的捷径，又是一个窝匪集中之地。曾鸿文又施计，让游击队短枪队在附近活动，把土匪吓走了。他还找到当地的伪乡长做争取工作，终于打通了从荃湾到元朗之间的秘密通道，但这仅是两条秘密通道之间的一个环节。

　　那边厢，早在12月18日，廖承志已分批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商量撤退的方案和途径。并定下了各撤退小组的负责人和联系地点，分发所需经费。

　　据东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王作尧回忆，当时辟有两条秘密交通线：西线即陆上交通线，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东线即水上交通线，由九龙经西贡村、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为确保途中安全，游击队在两条交通线上设立了多处秘密交通站，派精干交通员做向导，由便衣分批分段护送。

　　扮深圳大亨脱港岛困境

　　首批转移的是当时已暴露身份，成为日军首批搜捕对象的廖承志、连贯等人。1942年元旦天未亮，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化装扮成“深圳大亨”乘上小艇，护送队员则扮成船主的亲戚和东家，护送渡海，避开日军的巡逻艇，到达九龙红勘码头，而短枪队则秘密保护。

　　双方接头时一人持一把黑色的弯柄伞，次日又持香烛、供品，扮香客混出九龙，通过几个日军岗哨，直达牛池湾。之后又换了护航人员，翻过九龙坳，走海边小路经北围、打蠔墩、沙角尾、山寮直至大环村。直至夜幕将临时，来到企岭下海湾，登上早已备好的船，偷渡大鹏湾。凌晨3时，转移队伍抵达沙鱼涌，护送人员将三人交给惠阳的短枪队。

　　在廖承志等人秘渡成功之后，恰逢日军发出遣散香港居民的政令。当时，香港出现粮荒，日本人成立“迁解部”驱赶居民离境，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沿青山公路涌向落马洲回乡。这无疑为营救提供了契机，游击队开始大规模地将文化人从香港接到九龙区，然后让部分文化人扮成返乡客，混入难民营，走陆路由九龙青山道、荃湾至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另一部分较重要而又不能暴露身份的人物，则安排从九龙撤至西贡，从海路坐船至沙鱼涌进入惠阳。

　　八百人转移日本人失算

　　1942年1月5日黎明，夏衍等21人从香港西环出发，他们或扮商人，或扮村妇，或扮叫花子。夏衍则化名黄坤，扮商人。他们先坐船至长洲岛，然后分两批乘船偷渡。而船经三灶岛时跟日本巡逻艇狭路相逢，情急之下，夏衍用日语回应因香港闹粮荒，他们是疏散到农村的小商人才得以逃脱。

　　1月8日，邹韬奋、茅盾夫妇等首批文化人，被秘密护送至香港铜锣湾，登上一艘桅杆上画有“大眼鸡”的渔船上，这是东纵游击队的海上交通站。

　　次日凌晨开始偷渡，不料接近登陆地点时，突见不远处日本军官从敌电台驻楼走出，站在门前东张西望。护航的李锦荣装出一副钓鱼的样子，让船家不急于靠岸，而是把船划来划去。日本人观察半天以为是谋生的渔民，遂又返身回到楼里。不想刚刚上岸又被黑社会匕首逼着交保护费。每人交了5元买路钱后，才得以脱身。

　　邹韬奋及茅盾夫妇在旺街花园停留一两天，很快被送往下一站。

　　由于游击队打通关节，虽然途中也遇到绿林好汉、哥佬强人，甚至汉奸、伪政府人员，但一路畅通无阻。各路“大哥”还免费招待，甚至替文化人向伪政府办“护照”。让他们下一站渡深圳河，登岸受日军检查时，顺利得多。

　　1月13日傍晚，首批脱脸的文化界人士百余人进入游击区，梅林坳上的岗哨发出了“客人已到”的信号，东纵游击队的领导到村前去迎接。之后他们又被分批转移到惠阳、老隆、曲江乃至内地更安全的地方。

　　后来，日军谍报机关已获悉东纵的一些动向，突然加强了对九龙半岛的戒严。有几处联络点被日军捣毁，一些曾掩护过营救工作的老乡、挑夫及开明绅士，惨遭杀害。不久，敌人又封锁了九龙至西贡的交通，但他们慢了一步，转移已经接近尾声。八百名文化名人及爱国民主人士悉数脱险。

　　（下回预告：深港联手营救了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为抗日积蓄了力量。在抗战节节胜利之际，国民政府提出收复香港，香港将何去何从……）

　　深港史话

　　营救震惊中外价值不可估量

　　继上海沦陷后，国内涌起文化人向香港迁移的第二次浪潮。1941年2月起，夏衍、邹韬奋、茅盾等人先后抵港。邹韬奋说那一年是他“第四次流亡”至港。抵港二个月，他为《华商报》创立和《大众生活》复刊，昼夜奔忙。那年的5月17日，《大众生活》复刊号出版。而矛盾最好的小说之一的《腐蚀》，则是应邹韬奋之约而动笔。名家文字、时事政论加上长篇连载，《大众生活》销量曾逾十万册。

　　而在香港迎来黑色圣诞节之前的三年，内地已有何香凝、柳亚子、夏衍、邹韬奋、茅盾等200多文化精英和民主斗士抵达香港或流亡或避难。他们在香港开辟了第二抗日爱国文化新阵地，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更一度称香港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

　　1938年起，香港上演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茅盾主编《文艺阵地》，金仲华主编《世界知识》，戴望舒和叶灵凤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张光宇主编《星岛日报》画刊，郁风主编《耕耘》杂志，萨空了主编《立报》，爱泼斯坦为保卫中国同盟主编《新闻通讯》，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的主持“国际新闻社”，乔冠华、胡一声、吴金衡、郑书群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年轻的乔冠华开始凭借国际社评崭露头角，萧红也在这期间写了其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

　　但在香港沦陷后，栖身于此的文化精英们处境甚危。其时的香港已成“死亡之港”，大街上尘土飞扬，日军的卡车横冲直撞，日军肆意奸淫抢劫，土匪烂仔打家劫舍。连《光明日报》的主笔萨空了等人都被烂仔劫过。据有关慈善机构的统计，当时每日倒毙街头的尸体达三四百具，高峰时达七百多具，惨不忍睹。

　　在东纵游击队和八路军驻港负责人的精心策划下，800多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神奇地逃出香港孤岛。这场惊天大营救震惊中外，茅盾曾在其《脱险杂记》中称这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而至于这次抢救工作，之于文史上的价值则自不可估量。

　　编辑: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