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13)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十三、让发明能够产生利润

　　中关村早期创业史上没有被歌颂过的英雄人物，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竺刚，还有很多，这位陈堃銶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多才多情的女子在王选最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如果说王选激发了传统科学营垒里的进取精神，那么陈则是让这种进取精神持续向前的人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她，王选的事业不会那么快地度过技术难关。不幸的是，就在“激光照排”制出第一本中文图书之时，陈堃銶已身染恶症。

　　手术的那天王选到医院去看望，走进病房时听到妻子正在轻唱一首苏联歌曲。这一瞬间便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梦想和信念真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让一个疾病缠身的人意气风发，勇往直前。当年在丈夫身上出现的情景，如今在妻子身上重现。

　　王选为他的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取了个名字，叫“华光”，意思是“中华之光”。这名字不像它的发明者那样含蓄平和，有点张扬。1981年7月，它通过了中央政府的技术鉴定。一群专家把“华光”和国外的照排机进行一番比较之后，做出结论，“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领先，激光输出精度和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技术上的荣耀是空前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获奖无数。然而“华光”要想统一汉字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选后来说，这是“一段艰苦的过程”。它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的，而是商业的。

　　当时北京和上海举办的产品展示会上，最走红的激光照排机来自英国蒙纳公司。有消息说，政府属下的那些印刷厂的确被“蒙纳”迷住了，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召开会议，研究购买“蒙纳”的可能性。京城报社的总编辑个个目光敏锐，他们发现印刷的世界正在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于是纷纷跑出国门，买回至少5种品牌的外国货。“华光”尽管价钱便宜，但在用户眼里却什么都不是，至少在1988年7月以前是这样。

　　雪上加霜的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不是落井下石，就是趁火打劫。我们应当记得，王选小组一开始就依靠潍坊计算机厂加工样机。后者是家国营企业，也像王选一样依靠国家计划和国家拨款过日子，所以耻谈利益，不分彼此。随着技术细节方面的不断改进，原来制作样品的车间，现在开始制作产品。设计者越发周密，制作工艺日愈成熟。

　　“华光”进一步扩大它对于欧美产品的优势，每台售价接近百万，利润丰厚。商业的气氛不免渗透到这对合作伙伴中间。那时候全国都是如此，公司如雨后春笋，大行其道，整个社会都在嘲笑无私奉献，追求利润成了新的行为准则。如此规模广大无孔不入的商业运动，这对合作伙伴当然不能避免。

　　潍坊计算机厂越俎代庖，把工厂改成“公司”，又与北京大学签订一纸合同，规定每卖出一台机器，付给后者一万元技术转让费就算了事。这样一来，双方关系便由商业利益来维系。然而这种关系当时并无法律保障，契约的订立者也不会把信守承诺当做安身立命的根本。随着商业上的成功，彼此诉求不免冲突。比如王选希望把这一技术尽快推广，因此主张降低售价，但却遭到拒绝。再比如北京大学抱怨当初核定的技术转让费太少，而潍坊方面总是拖延不付。这类分歧通常都会保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但有时也会陷于激烈的争执，以致不能调和。有几次双方在北京远望楼召开会议，把电子部部长请来居中调和，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王选万般无奈，决定把核心技术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上。他把专有芯片拿到英国去加工，再拿回来让潍坊装入“华光”，按数论价。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用一种既痛彻又无奈的口吻说：“凡是只有技术合作和转让合同而没有经济实体的，最后大多数都‘离婚’。”

　　他是1988年想到“离婚”的。当时几乎所有事情都在证明，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以便让自己的发明能够产生利润。王选再一次看到时代正在变化，而且很容易地找到一位新盟友，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这一年，楼滨龙成了“华光激光照排机”商业之路的最重要的推动者。像王选一样，楼滨龙早年也是北京大学的教师，但是他的热情和才能从未在科学方面显露。他是一个商业天才，拥有王选所不具备的对利润的欲望，尤其善于在混乱的市场上浑水摸鱼。1986年，他成为北京大学新成立的科技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很快就在学校东门外，面朝白颐路挂起一块招牌，那地方也就是今日中关村的科贸电子城。他雇来大批廉价学生帮助王选小组描绘中文字库，同时又把学校的第一笔投资———40万元，挪用过来进口50套微机零件，装配起来高价卖出，轻而易举地赚取了第一笔利润。从此他便成了白颐路上一个出色的生意人。

　　根据公司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后来享誉全国的北大方正，正是从楼滨龙的公司脱胎而来。之所以改名“方正”，除了朗朗上口，便于商业运营，人们还曾给予无数象征性的解释。有人说，“方正”即一方之正，一方之中，一方之主。也有人说，把“方正”与“北大”相连，表现了北大的精神意蕴。还有人说，“方正”的含义是，诞生在北大的激光照排系统是世界中文电子排版技术的主体和正宗。不管怎么解释，人人都认定这是一个好名字。所以“华光”也就乘势脱离潍坊，改名“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不过，这都是1991年发生的事。而在1988年，楼滨龙放弃街头那些小来小去的买卖，杀回北大，与王选的技术队伍会师未名湖畔，是导致“北大新技术公司”终于成为“北大方正”的关键环节，也是“华光系统”真正走上商业之路的起点。

　　商业的成功之路上需要奇才，也需要契机。1988年，“华光”的契机出现在京城中心的王府井大街上。经济日报印刷厂厂长夏天俊大张旗鼓地拆除铅字车间，以“华光”取而代之，把厂房面积减少三分之二、把耗电量减少三分之二，把报纸印制成本降低至少四分之一。还煞有介事地开了一个“告别铅与火”的大会，自称占据两个“世界第一”：第一家彻底废除铅版活字印刷的工厂；第一家采用计算机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报纸。这个故事成为出版行业里面的一个新闻，广为流传。那年代人们是不懂得做广告的，尽管报纸早就重新刊登广告，把中断多年的商业之风带到媒体上，但是没有人会在广告和公司销售业绩之间画个连接号。中关村没有广告公司，没有广告部，没有广告策略和投放计划，大学里也没有广告学。公司的营销大都依靠政府采购。“华光”当然也是一样。当时在整个报界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后来被证明并无不实。人民日报社花费400万美元购得美国HTS公司的照排系统，而对价格仅仅十五分之一的“华光”不屑一顾，直到20个月以后HTS系统仍然不能正常运行，这才不得不请王选麾下的技术人员来收拾残局。后者很快解决了美国人留下的全部问题。人民日报亡羊补牢，居然成功，不禁心生感激，把本来欠美国人的钱全都扣下，转手给了新成立的方正公司。（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