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拒还香港 蒋介石迫签新约

　　奥一网上回说到香港落入日本人之手，深港联手营救出八百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为抗日积蓄了力量。日本人则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连英殖民地的港督也一度被控制起来。随着二战向纵深发展，盟国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也希望乘机将香港主权收回，不过这一梦想没有实现。

　　中英成同盟收复有契机

　　其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对收回香港的努力，但一直未有进展。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后，蒋介石政府获得一个收回香港的良机。一方面，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呈衰落之势，其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开始土崩瓦解，先后退出新加坡、缅甸等殖民地。另一方面，中国坚持抗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重大贡献，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而美国政府为了牵制日本，需要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的盟友偕同作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英国和美国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成为同盟国。

　　同时，世界反法西斯浪潮也给收复香港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国际舆论，民族解放的浪潮在全世界迅速高涨。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在《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声明中，确认被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应恢复其权利。美国舆论也同情中国，不时批评英国不将香港归还中国。据说，当时，美国一家有影响力的杂志《生活》的全体编辑人员曾发表一篇致英国人的公开信，“自有史以来，我们从未得自英国人民在政策方面的让步。我们并非为保持大英帝国之完整而战……诸君若以同盟国之胜利为代价，而不放松帝国之完整……诸君将失掉我们”。

　　而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42年访美后，在回国所做的报告中说，如果战争胜利后，结果仅仅是恢复香港、缅甸、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原状，美国舆论就会认为自己“上当受骗”。

　　美支持收复英被迫附和

　　可以说，蒋介石政府此时在收回香港的问题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而且，国民党政府虽然对英美有比较大的依赖性，但并没有放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反侵略共同宣言，中国开始被列为“四强”之一，蒋介石担任了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内民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以及国际舆论的支持，给国民党政府收复香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1941年，曾担任中国驻英大使的郭泰祺调任外交部长，他开始与美国政府交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表示赞同，在美国的推动下，英国外交部在1942年6月11日发表声明，打算战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解决相关问题，英国新任驻华大使还曾一度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会“争取主动”。

　　但这些外交辞令其实并非英国政府真实自愿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英国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在抗战前，香港历任港督都一直在力促英国政府应将原来租借的新界兼并，或者故意挑起事端来制造兼并机会，或者延长香港的租期。但当时英国政界也有一部分官员迫于形势，认为原则上应该遵守《大西洋宪章》，主张战后和中国政府一起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也有部分官员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归还”香港。

　　丘吉尔强硬宋子文妥协

　　1942年10月30日，香港前途问题正式摆上谈判桌。此前，英美两国发表声明，准备立即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美国政府在10月24日提出中美关系条约的美方草案。眼看美国走在前面，10月30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将英方草案递交给中国。中国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宋子文，谈判在重庆举行。在这个草案中，英国人流露出了真实想法，草案内容并不包括归还香港或者新界，而这是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

　　实际上，在10月中旬的一次英国议会会议上，就有官员表示，“香港是英国的领土”。11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番言论再次将英国的想法暴露出来，他发表演说时说，“我们的意思是再坚持下去，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丘吉尔以强硬的姿态表示了对于包括香港在内的殖民地的态度。

　　11月13日，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提出中方的条约草案，表示要废除《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也就是要求收回被英国租借的新界地域。但在收到中国的修订草案后，英国外交部认为，不能同意中方的要求，因为新界对于香港太重要了，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战略地位。在丘吉尔的主持下，英国内阁会议达成意见，拒绝归还新界。

　　在收回香港的大好形势下，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打算让步，宋子文重申中国坚决要求归还的立场。蒋介石也表示，如果条约不包括收回香港，他就不同意签字。

　　蒋介石让步收复梦破灭

　　此时宋子文见谈判毫无进展，准备放弃原则对英国让步，但他又不敢对蒋介石直说，就委托返回重庆的驻英大使顾维钧说服蒋介石，不要坚持把归还新界的内容写进条约。顾维钧劝说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这对蒋介石起到一定的影响。国民政府内部达成一致意见，在战争结束前不催促英国归还新界，但应该要求英国发表今后归还新界的意向，宋子文也将这个意见转达给英方谈判代表。

　　但英方在丘吉尔强硬态度的坚持下，仍然不同意今后归还的意向，此时就连主张妥协的宋子文也感到很不满意了，但是英国内阁会议只是提出战后再与中国讨论该租借地的“租期”问题。

　　此时，为挑拨盟国间的关系，日本抢先与汪精卫伪政府订约，表示放弃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这让英国十分尴尬，也让中英两国感到再僵持下去对两国不利，对盟军合作不利。

　　最终，在双方的拉锯谈判中，英国方面决定删除原来决定中的“租期”两字，算是对中国的“让步”，蒋介石做出了更根本的让步。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正式签署，国民党政府不将新界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条约合并提出，只是在当天，宋子文照会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时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对新界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

　　国民党收回香港的努力就此以失败告终。

　　百年收复梦屡破屡坚持

　　实际上，不仅是蒋介石有过收回香港的想法，就连清政府也希望收回香港，而这一切努力皆告失败，印证了一句古话：弱国无外交。

　　据史学家考证，在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装收回香港岛进行部署，道光皇帝曾多次谕令设法收复香港。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经明确要求收回租借地，但是当时列强在中国都有租借地，他们都不愿意放弃，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会议还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这也直接诱发了“五四”运动。

　　1921年1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又再次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并且据理力争。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国力不强、政局不稳，正当要求再次严重受挫。

　　此后，孙中山先生再次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这也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但是由于国力不济，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只能一再让步。

　　而占领香港的英国政府也一直对这块地域高度关注，香港为他们在远东地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他们怎能不时刻提防中国政府的举动？但是无论是早期对华人采取种族歧视政策的殖民政府，还是自1920年代以来，开始采取怀柔政策统治香港的港督，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香港长期占据的野心。英国方面的态度是，只要中国不提出，他们绝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编辑: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