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怎样影响中国？

　　

陈志国 征信最终的目的在于对守信者提供更多的便利，而并不仅在于对失信者的惩戒。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首家个人征信机构———上海资信有限公司的运作者，陈志国以自己多年金融领域的从业经验、扎实的征信理论基础，逐步将个人征信和企业征信业务带入了稳健的发展轨道，并在不断追求实践着这样一个征信的内涵和目标。2003年，陈志国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5年出任了上海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会长，现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资信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信息联盟，还是信息垄断

　　龚丹韵：多数老百姓担心，如果欠费错不在个人，岂不是“霸王条款”！您觉得这质疑究竟有几分道理？

　　陈志国：坦率地说，我没料到反对声如此之多。手机欠费和银行信贷对接，上海走在了全国前列，我们2002年就开始向银行提供个人征信业务。当时的理论依据，也是国际上一般认定的那样，即，征信主要是为信息不对称中的弱势群体服务的。而征信中的弱势群体是谁呢？是付出信任的一方。拿电信来说，它相信客户的信用，先提供服务，后收取费用，这有可能导致服务结束之后收不到应得款项。同样，银行贷款，客户将来能否及时还款，银行也需要“赌一赌”。这时候，电信服务商、银行才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在现代社会，交易方式日趋复杂多样，总有人先交货，或者有人先付款。当产品享受和货币支付拉开了一段时间差，无可避免，就会产生信用问题，也就需要对享受时间差的一方，作出信用评估。

　　其次，征信的职责在于确认违约事实，并不在于研究违约原因。比如水电煤、物业管理费都是事后付款，有人因为对服务不满，使用之后拒绝交费。这种失信行为，或许应该在维权范围内讨论。再比如低保人群，也许缴纳不起水电煤费用，那可以通过政府补助或者其他途径，让合约得以履行。如果欠费错不在个人，最终如何解决，根据现代社会分工不同，也应该桥归桥、路归路。

　　当然，这些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征信原则。此次的新闻事件让我有了一些反思：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跨行业征信一旦实施，究竟会产生哪些后遗症？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

　　龚丹韵：是的。央行和信产部联手，让大众一片“恐慌”，说到底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征信能不能在两个相对垄断的机构之间产生？

　　陈志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可以。国际上，也会防止垄断的信息共享，因为其结果，很可能造成信息寻租。根据电信局提供的失信记录，银行可以提高你的贷款利率，这看上去很对，增加了惩戒手段，但却为银行增加了收益。如果市场发展不充分，客户没有其他银行可以选择，那就只好被动挨打。由此可能引发信息寻租的动机。

　　退一步说，市场的发育尚需时日，目前可能无能为力，那么，就要有上位法进行管理。央行的征信本来属于行业内的业务合作，符合行规即可，可一旦越出本行业，要采纳其他行业的信息，构成数据同盟，来加大自己的惩戒力度，这就不是一般的业务合作，有可能涉及到其他利益，引发信息垄断和寻租，需要用更高的法律来驾驭。上海移动与银行信贷信息之间的对接，就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征信条例“管”着，规定了相应的权利、义务以及一旦信息出错将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只单方面让客户承担守信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自身权力的边界，这是危险的，也不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初衷。

　　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个地方需要加以区别：其一，中国的通信业与客户签订的如果是格式条款，由于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发生欠费，不应该纳入征信系统。其二，预付费用不计入征信。因为只有先享受后付费的行为，才涉及个人信用。其三，在缺乏上位法的情况下，应该更加小心谨慎，构成黑名单需要严格界定。比如上海规定，欠费10个月以上的公用事业费信息才会被列入采集范围。

　　为什么面对银行和电信两大“强强联手”，一部分百姓感到恐慌呢？这就好比之前跨行收费怨声载道，并不是因为群众真的在乎区区3毛钱，而是害怕和银行的博弈最后失控。其实，如果市场发育充分，互有竞争，那人们目前担心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上位法到位，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有了详细规定，被征信人的权益也不会轻易遭到侵害。在这两个条件都没有的时候，一纸文件，恐怕远远不够。

　　征信建设，阴影中探路

　　龚丹韵：征信系统在中国的发展困难重重，究竟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陈志国：征信体系的建立，需要土壤。不妨先来看看一个成熟的征信环境，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一、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的阶段，以货易货，不需要付出信用。只有当人们对消费信贷的需求比较旺盛时，征信才有存在的空间。根据全球的经验，达到5000美元以后，社会的信用载体会渐渐丰富起来，信用交易和活动频繁，产生良性循环。

　　二、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下。如果一个人除去温饱，只剩下几百元，他几乎不敢透支。恩格尔系数越低，可支配的非食品消费比例越高，透支贷款的可能性才会越大。

　　三、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这是因为，社会顶端的富裕人群，手头有足够的财富，并不需要太多信贷，而底端人群不敢透支，也很少信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征信主要针对中间阶层，它需要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

　　四、社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合理。

　　五、授信机构宽泛。这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的一项。国外，只付20%的金额就可以在大卖场把东西提回家，加油站加一年的油，明年再付款……通信服务商、加油站、超市，全部都可以作为授信机构，信用的借贷非常频繁。而我们的授信机构目前还比较狭窄，只有银行，这势必限制了征信的市场空间。

　　六、社会有主要信用载体，一般是指信用卡。信用卡不只是透支工具，而是可以成为一种待遇。你成功办了一张信用卡，就表明对方认可了你的信用。信用卡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惩戒手段，比如新加坡，对失信的惩戒方式之一，就是不能使用信用卡，限制高消费。但是这些在中国都不具备可行性，中国老赖们没有信用卡，完全可以用现金消费。

　　可见，征信是一种信贷文化。如果社会成员不想也不敢先享受产品，征信机构就很难有发展空间。这一项系统化工程，有待于经济的发展、金融服务业的成熟、社会结构的优化。而中国目前，许多条件还处在“半阴影”下，尚未完全具备，试点方案磕磕碰碰，甚至一时难以得到大众认同，也是正常的。

　　龚丹韵：按您的说法，那中国目前还需不需要建立征信系统？

　　陈志国：要建，但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梯度，分步推进。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离不开各方面小心翼翼的尝试。怎样做到实践先行和法律规范有效结合，是一项莫大考验。我不同意现在就一刀否定征信体系的可行性，美国也实践了八十多年，才渐渐完善起来。但也不主张一步到位。能够在行业内征信的，不妨先行业内实行，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具备条件的，也不妨先行先试。

　　但最终，有生命力的征信体系，必然是走数据联合的道路，才能对一个人的信用行为，做出完整的评估和奖罚反应。关键是，真正的跨行业信息联合，不能单从两个行业利益的角度，而要从全民利益出发，让全民共享信息成果。具体到这样的数据库由谁来管理、谁授权建立？信息出错，对谁诉讼？各部门提供信息的依据是什么？由此产生的收益怎样让公民分享？信用的采集标准、比对原则、披露层面，应该公开告知、公开博弈，经过讨论，大众都能基本认同之后，再上升到法律，由法律严格规定哪些不能记录在内，如何惩罚、如何仲裁。没有上位法驾驭的话，全国范围内的联合征信，需要慎之又慎，不清楚自身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极有可能侵害到个人权益而不自知。

　　征信之路，维权与守信间的平衡

　　龚丹韵；构建市场经济中的诚信原则，走联合征信之路，是一种必然趋势吗？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陈志国：我认为联合征信这必然趋势。从人的角度说，当我们从单位人变成一个个社会人，单位不再提供个人证明时，个人的社会公共记录该如何管理？征信系统无疑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补充。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说，当商业银行对借贷进行筛选时，征信记录可以帮上大忙。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说，不同于过去的小农经济，现代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逃票的人一旦下了车，谁也不认识他，没有“探照灯”跟着行吗？这又需要征信系统。现代化进程中，势必要有现代金融服务业的辅助机构，即征信机构出现。它就像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人们的头顶之上，让人们对信用心怀畏惧。这就是社会管理赋予征信体系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必须把信用上升为制度，才能更好地管理。当然，征信不是唯一的管理手段，它还依赖于社会文化、社会法制、社会管理的同步转型。如果能够用好征信机构，市场准入等审批流程可以减少，政府部门的负担可以减轻。

　　龚丹韵：然而我们市场经济的伦理规范尚未成形，民间机构的公信力一直比较低，相比之下，大众恐怕宁可相信政府行为。

　　陈志国：这确实是个怪圈。大众选择公信力时，并不信任民间机构；强调自身权益时，又反感官方机构，在维权和守信之间，在获取安全感和获取尊重之间，找不到平衡点。比如国外一些旅游景点对62岁以上老人免票，游客只要自报岁数就行了。而在国内，守卫还必须对着身份证照片反复看，这可能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也体现了信用一直以来在我们这儿面临的尴尬。一个人的信息谁最权威？应该是本人，可事实上这并不成立。你的婚姻信息在民政局、你的户籍信息在公安局。银行不相信你，相信的是民政局、公安局的证明。然而在信用体系成熟的国家，他们认为你说的就是对的，不需要证明比对，只不过一旦发现你在说谎，惩罚的代价非常巨大。

　　归根究底，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信用介质。当社会的信用体系发展成熟时，银行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历史，如信贷记录、社保、学历、工作经历等，展望将来履约的可能。如果符合条件，不用抵押物品，签上大名就能借贷。但是这种“宽松”的背后，需要其他更“严密”的社会机制来支撑，比如完善的财产制度、成熟的法律、面面俱到的信息管理等，我们才敢对一个人的信用作出预期判断。现代社会，信用借贷之所以通行无阻，并不是因为相信个体的道德自律，而是因为其他社会机制能够提供完整、丰富的佐证。这不是一个机构一个数据库的事儿，而是社会综合管理的整体反映。如何加大失信的机会成本，增加守信的边际效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闻背景：“有过手机长期欠费行为的人，今后要小心了，因为手机欠费记录将作为不良信用信息，进入银行的个人信用档案，最终，会让你拿不到房屋或者其他消费贷款。”此条消息一经报道，舆论哗然。据悉，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信息产业部达成协议，同意电信用户缴费信息接入个人征信系统。事实上，有些省市已实现对接，每个月的点击率在3万次以上，企业拒贷3%左右，个人高达10%以上。

　　信用数据联盟，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管理方法，发达国家一直这么用着，一些个人失信行为，一旦有迹可寻，社会就会从社保、教育、娱乐消费等各方面进行惩罚。可是央行此次“试水”却遭来骂名无数。这种新的信用管理思路，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