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全球化时代的矛盾与冲突

　　江凌飞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倡导实行的新安全观和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理念，相对于旧的“冷战思维”，无疑 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革命。但这场思想观念革命与戈尔巴乔夫曾经鼓吹的“改革与新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区别的核 心就在于是承认矛盾还是否认矛盾。

　　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在哲学理念上的根本错误就是否认国际政治深刻的矛盾性。在他看来，随着美苏双方 都握有足以毁灭世界多次的庞大核武库，各个国家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化了，各国人民在核武器毁灭性的威胁下结成了休戚相 关、生命与共的人类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毫无意义。他把人类行为的利益原则偷换成了抽象的道 德原则，抹煞了人类社会产生对立和矛盾的根源。

　　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国际政治和安全新理念是在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邓 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本质上是对时代矛盾的判断，正是由东西、南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 战略问题的。苏联解体后，江泽民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出，东西矛盾已经演变为单极和多极的矛盾，这对矛盾已经成为国 际矛盾的焦点。胡锦涛在指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主流”的同时，十分强调“还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他反复指出 ，在全球化的深刻矛盾作用下，“影响我国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 ，“对国家安全形势的这一新特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在加强相互依存的同时，

　　也加深着矛盾

　　全球化时代加剧了世界的两极分化，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位于国际社会两端的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加 剧，另一方面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在加剧。那些陷入极端困境的国家和人群可能会铤而走险采用极端反抗的方式来寻 求报复与自尊。与此同时，那些极端富裕的既得利益国家和既得利益群体会更加顽固地维护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 序，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力和实力去冒险。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的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两股极端势力， 这两股极端势力的极端行为，成为全球化时代不稳定的爆炸性因素。

　　全球化时代不光使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被彻底边缘化，它也开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最近几年来，西方发 达国家中反全球化的声浪高涨，西方社会的主体认同危机加深，劳工雇佣危机加剧，移民抗议活动声势浩大，种族歧视死灰复 燃，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日英德以及东欧诸国政治和社会舆论趋向右倾化、保守化，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上升，欧洲一 体化进程迟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双刃剑”面前普遍陷入两难心境。这说明，全球化进程已从单向的由世界中心 地区向外围地区的扩展变为同时具有从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回馈的双向扩展，全球化的矛头已对准了资本扩张的源头，全球化 的发展已开始对它的主要获益者产生冲击。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和管理者，如今这个推动和管理已经 失去控制，全球化盲目扩展的破坏性将进一步显露。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围绕着资源归属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剧烈。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战略资源稀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

能源争夺和海洋地缘竞争突起。

　　再有，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空前恶化。毫不怀疑，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环境和地球生命构成 致命威胁的脚步已越来越近。当代环境问题，最典型地代表着全球市场失效和全球性危机的深刻程度。完全可以预见，生态安 全很快就将成为撬动国际政治的巨大杠杆。

　　安全困境：

　　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今天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已经销蚀了民族国家，并正在打造一个全球经济和社会，在其 中，政治边界和民族忠诚不再是重要的了。然而现实是，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高度一体化 的全球经济中，国家仍然在运用其自身的权力，推行将经济力量纳入到对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有利的轨道中去的政策 。全球化时代在某些方面正克服着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又强化着民族主义。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没有创造出一个有效的国 际的或者超国家的权威来管理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国家行为。联合国权威与能力的不足，以及联合国改革的艰难 ，最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相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恰恰是民族国家的数量急剧增多，同时伴随着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 更强大的获取军事力量的冲动。世界经济的跨国性和世界政治的国家性虽然在一些方面可以协调起来，但就总体而言，二者正 在发生痛苦的碰撞。这使得全球化时代的各个国家普遍面临新的“安全困境”，一方面国家安全越来越受到国际体系和国际环 境的制约，单凭一国的力量已经很难确保本国的安全不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国际体系又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资源或拥有足够的 能力为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国家要实现自身的安全仍需以本国的力量为基点，这一安全困境的存在及其解决前景的困顿，是当 前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迄今最深刻的一场社会变革

　　全球化时代的深刻矛盾与冲突，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全球化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现代战争与不安全的 根源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在全球化时代，生产力的全球扩张和科技的巨大进步，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成果，使人类 从中受益匪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罪恶的消失。随着资本扩张的步伐迈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的逻辑也 风行于世界。生产与消费的极度扭曲，资源的极大浪费，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尖锐失调与冲突，无休止地 追逐利润引发的无休止地为追逐控制权而展开的争斗，乃至于科技的进步也只是为用来锻造未来的“黑客帝国”。所有这些现 象组成了全球化时代最阴暗的画面。现在，宾馆里的洗漱用具一天一换；人们一面嚼大餐，一面又去服

减肥药；月饼的包装价 值高出被包装的月饼100倍、1000倍。诸如此类的极度扭曲的人类行为证明，绝对的市场经济并非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的最好方式，资本主义必然把世界带向毁灭。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基本矛盾，如今正在全球层面上发酵并毒化着环境。它是导致国家不安全和全球不安全的渊薮。社会的发展模式究竟是以资 本的增值为目的还是以人的幸福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指归，这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争论的老话题，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 类安全和国家安全与否的分水岭。

　　很显然，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之以科学的发展模式，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内部的和平与和谐才能够得以 真正实现。而要做到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可能不是一场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所引起的观念更新、利益调整 、社会结构的改变和社会关系的重整将是极为深远的，而这个变革所引起的强烈的社会震荡和政治动乱也是可以预期的。全球 化时代固然为各国的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由于其自身的深刻矛盾，国际社会 离实现真正和平、和谐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人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不想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崛起。但问题是，怎样让别国不 使用武力阻止中国崛起呢？我们可以不去打人家，但问题是人家打我们怎么办？”“人家打我们怎么办？”这句诘问实际上触 及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主流的形势下，世界上仍然有按照战争逻辑行事的力量存在。面对这些顽 固势力，主张和平进步的力量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手中必须要拥有和掌握制止战争的可靠手段——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 技实力为核心，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硬实力”，并善于综合运用软硬两种实力同战争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如今，“两手对 两手，两手都要硬”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战略语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 推出和平、合作、和谐这些国际战略新理念时，更加强调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更加重视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的和平发展和战 略机遇期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全球化时代没有消除矛盾，而是使矛盾在社会的纵深层面和全球的范围扩展。全球 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两重性特征。对立和同一，冲突与合作同时存在、交织激荡。实现合作的目标，必须要具有抑制对抗的 实力；维护战略机遇期，必须有能力化解风险和挑战；走和平发展之路，必须同战争力量进行有效的抗衡。在善意与实力、斗 争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必要时，用武装的和平对付武装的反和平，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制胜法则。

　　在国际矛盾和社会关系高度复杂化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符合时代潮流和历史前进方向的正确理念和 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融入世界、坚持和平发展，同时又坚定地沿着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始终把国家的主权、 安全放在第一位，居安思危，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牢牢把握住了历史机遇。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坚定地朝着 世界强国迈进。历史实践正在证明和检验着中国共产党人一系列创新思维的生命力。今天，已到了打出这样的旗帜的时候了： “不是社会和谐发展，就是人类走向灭亡！”(全文完)

　　相关阅读链接：(2007年第7～9期)

　　江凌飞新时期国家安全历史背景系列

　　之一目前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

　　之二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关系的基本

　　规定

　　之三和平发展新道路的时代根据

　　叶利钦与我三次交谈

　　李景贤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有幸与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先生见过几次面。他每次都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今年4月23 日15时许，叶利钦先生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辞世。叶利钦先生与我交谈的情景不禁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

　　学习用中文念“江泽民”

　　1992年12月12日，我到驻俄罗斯使馆出任公使。四天之后，即16日，叶利钦总统偕夫人离开莫斯科，前往 中国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我作为使馆的临时代办，到伏努科沃2号专机机场送行。叶利钦总统有力地握着我的手说：“与你 们的总书记虽然没有见过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了解他。他一年多以前来过莫斯科，还到过了列宁格勒。他回国后不久，苏 联作为一个国家就不再存在了。”

　　叶利钦总统问我：“你们总书记目前在国家中有个什么职务？”我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他又问：“你们好像没有‘总统’这个职务，那么，国家元首是谁？”我又答：“我国实行的不是总统制，国家主席是国家元 首。杨尚昆先生是国家主席，他将于明天，即17日下午与您举行会晤。”

　　叶利钦说，他期待着尽快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会见。他问：“你们总书记名字的中文发音怎么念 ？我得好好跟你学一学，练一练，免得到时候念错了，那可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他跟着我“练”了三四遍，之后笑着问：“ 你看，‘江’‘泽’‘民’——我念得怎么样？准不准？”我说：“准。”他立即转过身对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说：“你 看，中国代办都夸我的中文发音准呢！”

　　叶利钦还指着他的夫人和我的夫人说：“你看，她们两位谈得多欢呐！纳伊娜·约瑟弗芙娜(总统夫人的名字与父名 ，尊称)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她天天都在念叨着，16号，16号(指总统夫妇启程去中国的那一天)，这一天怎么就这 么难等啊！”

　　完成了使命实现了夙愿

　　三天过后，我又一次见到了叶利钦总统。19日中午，他从中国访问归来。在机场贵宾室，总统一见到我就庄重地说 ：“这次去中国，作为俄罗斯总统，我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俄罗斯公民，我实现了平生的一大夙愿。”他还 说：“我和你们总书记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他经常讲俄语，而我呢，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他总是叫我鲍 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可我呢，总书记的名字不是记不住，就是念起来特别费劲。”

　　叶利钦说，访问期间本来要到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去看看的。他想了一会儿问道：“这个城市叫什么来着？”我说叫 “深圳”。他说：“想起来了，是的，是叫‘深’、‘圳’，不过，这个地名念起来就更费劲了。听中国朋友说，那是邓小平 的一个‘窗口’。”接着他问：“邓小平有几个‘窗口’？”我说，一般认为有四个，那是中国的四个经济特区。不过我认为 ，上海才是邓小平先生最大的“窗口”。

　　叶利钦说：“今天之所以没有去邓小平那个‘窗口’看看，是因为昨晚莫斯科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家里出了点事，问 我怎么办。我说：好办，明天我就赶回家去处理。”他又说：“我原本打算在中国呆上几天的，躲过家里那些烦心事，可是， 家里就是不让啊！”叶利钦还指着陪他一道回国的俄外长科济列夫说：“我自己去不成你们那个深圳，代办先生，你这位同行 也跟着我‘遭殃’。”

　　两天过后，我看俄罗斯的电视新闻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叶利钦对记者说：“前几天我在北京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家里 有人要抢公文包(指组阁争夺席位)，我只好提前从北京回来，以便整顿一下内务。”

　　“我同中国主席是好朋友”

　　我第三次见到叶利钦总统，那已经是此后七年的事了。那是1999年，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当大使。那一次，叶利钦 总统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一场活动中，当我被介绍给叶利钦总统时，他说：“中国大使——伟大国家的使者！我 同中国主席是好朋友，常常见面。不过，总共见过多少次，我也说不清了。”他还说：“大使先生年轻，脑子好使，请你帮我 统计一下，我同你们主席一共见过多少次面。”我想了一会儿说：“我也说不准，只能说个大概。您去中国三次，两次是正式 访问，一次是参加‘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峰会。江泽民主席四次到过俄罗斯，两次是正式访问，一次是参 加战胜法西斯50周年庆典，另一次是参加‘上海五国’峰会，此外，每年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五国’召开峰会时，你们两 位都见面。因此，我的初步统计结果是：您和我们主席已见过十七八次面了。”叶利钦听到这么大的数字后吃惊地问：“有那 么多吗？”之后又说：“我与你们主席相处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了。十七八次除以五或六，平均每年也就三次，不算多。”叶利 钦总统还故作神秘状，贴着我的耳朵说：“给大使先生透个信儿，我打算在今年底还要到中国看看，见见你们的主席，顺便也 去看看邓小平的‘窗口’。”1999年底，叶利钦总统对我国进行了第三次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作为俄罗斯总统最后一次出 国访问。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站在叶利钦总统面前时，很紧张，不知道他会问我一些什么问题。可是，总统的平和、幽默，还 有他一直直视着我的眼神，他嘴角总是挂着的微笑，很快就化解了我的紧张与不安。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位慈祥、风趣的长者 在与本家一个晚辈随便聊家常。有一次我与一位俄罗斯朋友谈到这种感觉时，他说：“的确是这样。尊重别人——这是叶利钦 有别于许多大人物的一个‘特质’。你只要站在他跟前，他就会与你聊，把自己摆在一个与对话者平等的位置。”

　　近几年来，中俄报刊曾多次描述过“叶利钦的中国情结”。叶利钦总统曾四次访问过中国。他退休后，请了一位姓林 的气功师教他练气功。2001年初夏，他在大连接受了为期12天的中医治疗。回国后，叶利钦高兴地说：“是中国的山水 、空气使我变得年轻。”2002年春天，叶利钦到我驻俄罗斯使馆做客，对我国大使开玩笑说：“我当总统时，你不请我来 做客。现在我不当总统了，大使先生才请我来。”

　　我第四次“见”到叶利钦先生，是在2001年元月1日零时10分。当俄罗斯电视台播放完普京总统的新年贺词后 ，立即切换到一个令人预想不到的画面：叶利钦一家一二十口人在莫斯科郊外巴拉维哈的别墅

客厅迎接新年。客厅并不大，布 置得比较淡雅，中间摆放着一棵并不大的迎新年松树，树的四周点缀着一些彩灯、彩挂和彩带。这与俄罗斯中上等人家家里的 迎新气氛没有太大的差别。

　　“隐居田园”已整整一年的叶利钦满头银发，脸色红润，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衣，白得与别墅外面的雪一样。叶利钦神 采奕奕，做出了他得意时喜欢做的那个“叶氏”动作：紧攥双拳，双臂有力地来回晃动，抿着嘴，两个嘴角微微往上翘，带着 淡雅的笑容，用其特有的“叶氏”幽默，向全俄境内的“全体俄国人”，向境外的“全体俄罗斯人”祝贺新年。他说：

　　“又一年过去了。在已经过去了的365天里，我本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全俄养老金 获得者(叶利钦2000年4月5日领到了退休证，年退休金为总统年薪的3／4)。正是这个称号——不，这个‘光荣’称 号使得我本人，使得纳伊娜·约瑟弗芙娜，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外孙们和外曾孙们活得更加健康，过得更加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