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野生动物协会工作人员是幕后老板

　　动物保护者？

　　更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有野生动物的保护者借职务之便加入了盗卖组织。这使犯罪组织的形态变得复杂迷离。

　　本报记者以广东老板的马仔身份在青海西宁花鸟市场暗访，一家藏饰品店的老板向记者提供了两张胡兀鹫标本的照片，以作供货参考。数天交往后，她信任了记者，答应带记者直接面见“幕后老板”，购买金雕标本。

　　她带记者去的地方竟然是——青海青藏高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西宁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约见记者的“幕后老板”是一个皮肤黝黑、形似香港明星曾志伟的中年男子，记者后来查清此人叫贾成元，是西宁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

　　他带记者参观了珍稀野生动物的标本仓库，内有金雕、胡兀鹫、藏

羚羊、棕熊等数十种标本，棕熊标本还

无厘头地被安上了一副墨镜。“这些标本平常用于展出，如果客户需要是也能私下卖掉。”他说。金雕标本开价6000元，胡兀鹫标本1.2万元，棕熊标本5万元。他自称还能提供国家保护动物雪鸡、藏羚角等珍稀动物制品，“包括运费，(雪鸡)安全送到广东每只400元”。　

　　记者称“怕路上被公安截掉”，他不屑地大笑：“‘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这里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他旁若无人地和记者在救助中心办公楼前讨价还价，其他工作人员进进出出，熟视无睹。

　　这个“金钢钻”是什么？“只要你们老板发一个函给我，说要用于科研用途，我就可以办好合法手续，包括收藏证。”他解释说，“要把它变成合法的，关键是你得花钱。我的行价是每办1个手续，就要再出一倍买货的钱。”为了让记者相信他的能量，他拿出了刚办成的一份红头文件，上面的字样有“青海省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局同意向青海湖101景区运送标本”。

　　对此，广东省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谢主任没有感到惊奇。他介绍，广东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是全国条件最好的，资金由财政全额拨款，但还是有些紧张。一些贫困省份的野生救护中心经费则严重紧缺，通常财政只出三成的钱，其他自筹。所以，一些救护中心只能“靠山吃山”解决生存问题，也有少数人会参与贩卖动物。“但很难说是他们丧尽良知，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无奈”。

　　捕猎与偷运的完全演变

　　盗卖组织的发展与变异，则导致盗猎、运输、销售的犯罪手段步步升级。

　　本报调查发现，过去青海牧民极少猎杀野生动物。捕捉金雕一般用铁夹、鱼网等原始工具。但在张恩科的犯罪中，毒药被大量运用——他把上百斤毒药发给各牧区、林区的下线，以此“灭光青海所有胡兀鹫”。

　　张恩科甚至可以根据各地野生动物的分布与变化，进行遥控猎杀。这让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鸟类学家李来兴哀叹：“盗猎分子很注意我们的专业论文。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提到某些地方的珍稀物种，这些人就会按图索骥，我特别担心研究成果被他们利用。”

　　一位广州市的森林警察介绍，随着盗猎组织的集团化倾向，在贩运、销售上还出现了人货分离的趋势。现在的嫌犯一般不再随身存放货物，而是租用两个地方——一是仓库，存放货物；另一个用来居住。两地相离较近。有买主时，他们就带人到仓库提货，整个过程一般只要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查处相当困难。青海的黑市大佬张恩科用的就是这一招，长期逍遥法外使警方无可奈何。

　　犯罪集团化，也增加了他们在货物运输方面的能量。　　　　　　　　　

　　一位警官对此深表忧虑：“从逻辑上讲，火车和飞机都有安检。而贩卖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金雕——个头比较大，数量也不少。但犯罪分子却通过铁路和航空大量运送动物，这说明了什么？”

　　记者调查发现：即使排除内部人参与贩卖的可能，森林公安到铁路货运公司查处案件的难度也很大。铁路的不少运输点是承包给个人的，当警方搜检时，他们借口货物交了运费，只能交给付运费的人。

　　更隐蔽的犯罪方式也在考验警方。随着犯罪组织财力的增加，他们自购汽车进行贩运。“每天公路上有那么多汽车往来，如果没有线人举报，破获的可能性极小。”一位警官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森林公安警力严重不足，比如某个千万人口的大市，森林公安不到百人。

　　为了让运送更为隐秘，一些残酷的手段用于动物身上。因为线报在汽车上被截获的6只金雕，送到了广州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中心人士介绍，盗猎分子用透明胶把它们捆成一团，只留鼻孔透气。然后，分两层塞入一个竹筐里——每一层都放着冰块，用来降温，竹筐则装进汽车后备箱。截获时，警方不敢相信：这些“落汤鸡”，就是能展翅超过两米的鸟王金雕！

　　被解救的金雕羽毛凌乱，目光惊惧，见人过来就把头埋到翅间。2006年，1只受到过同样伤害的金雕被送到救助中心，但它再也不接受人类的善意，倔强绝食，哀鸣3天后郁郁而终。

　　人要吃掉它们

　　犯罪组织所有追求暴利的手段，都源自消费市场的庞大需求。一方面，很多老板、包括官员，迷恋由它们尸体制成的标本；更主要的是：人要吃掉它们。

　　《南方周末》记者在广州知名的野味黑市——增槎路华南综合楼暗访时，就感受到了这一点。附近

装修略为考究的一些酒楼均有珍稀野味出售，其中一家叫唐记野味购销服务公司的售点，自称有可用于煲汤的猫头鹰、穿山甲、巨蜥。有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称：国内每年填入饕餮者口腹的猫头鹰达数千只。

　　广州警方介绍，这些珍稀野物以前多在城乡接合部销售，食用者多为市民。在加强宣传和打击后，普通人食用珍稀野生动物的现象大为减少。

　　但非法消费不断地向市中心的高档酒楼转移，甚至有四星级酒店参与。食客也变成了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一位森林警察反映：“每次查这种酒楼，老板与食客们就能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来求情或施压。应付这种压力，比办案更难。”

　　正是由于这些食客强大的购买力，那些以前很少出现在广州野味黑市的珍稀和濒危物种开始变得频繁起来：金雕、白鹇、熊掌……

　　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失范的消费市场？

　　了解广东餐饮文化的人士称：“食野味”是华南地区的特有传统饮食文化，有“宁吃天上三两，不吃地下一斤”的说法。“药补不如食补”本是科学养生观念，但当它被不加节制的欲望推动后，就走上了一条越来越不符合环境与生态伦理的道路。而当吃珍稀野物可以显示身份与地位后，消费就会更加变本加厉，“越不容易吃，就越想去吃”。

　　另一方面，虽然相关法律开始出台，但是，多年来积累与形成的销售网络有着巨大惯性。贩卖野生动物从业人员众多，并在这十多年中获得丰厚利润。一些犯罪分子即使想转行，也因为有大量货款滞留在酒楼或“行家”手上，一旦收手不做，货款都没有了。

　　恶果：生态失衡

　　这个失控的市场，最终让包括金雕在内的珍稀野生动物面临灭顶之灾。

　　目前，对于中国金雕种群的下降，还未见权威统计。但两个例子可以窥斑见豹：长沙林业局局长称，湖南只剩16只金雕，这使得该省将金雕选为“省鸟”的计划大打折扣；在西北野外长年研究鸟类的中科院鸟类学家李来兴说，在近十年的野外工作中，他看到的金雕不足十次。而当地一些老牧民称：十几年前，这种神鸟在蓝天中翱翔的身影，时常可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动物学家对此发出了严厉谴责：“他们在扰乱自然界的整个生态系统！”

　　这位动物学家分析，目前中国西北地区的草原鼠害，与对金雕、猫头鹰的滥捕滥杀有关。鹰类是鼠的天敌，可有效抑制过多的老鼠咬断草根。现在鹰少了，老鼠横行，大片大片毁坏草地。这使因气候、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沙化进一步加剧。

　　为了灭鼠，国家又不得不拨大量资金，甚至成立专门机构。以青海为例，国家每年拨发的灭鼠基金在1亿元以上，西藏、新疆、内蒙等牧区莫不如此。结果，鹰类又因吃了有鼠药的老鼠而死。还有一些以食鼠为生的鹰、草原哺乳动物，因为无鼠可吃活活饿死。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说到这里，这位动物学家扼腕叹息：

　　“自然界原本有非常完美与精微的调节系统。例如这草原，人、牛、羊、马、狗、鼠、鹰、狼，各归其类，各取其用，又相互制约。千百年来，草原一直生生不息。但现在，人却向这个系统过度索取，突破了生态伦理的底线。这个系统就乱了——就像灭鼠，鼠没灭光，结果杀死了很多金雕和猫头鹰。

　　“我们该清醒了，当这个系统被人为扰乱后，还想不合自然规律去干预和主宰，只会顾此失彼，甚至可能受到大自然更严重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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