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无物之阵

　　凑路费，去要钱。工人们轮流出发，重复着这一个过程。时光流逝，近700工人陆续离世。而伴随着昔日几个“熟人”领导的离世，工人们此后的几十次申述，再也难得到来自“上头”的理解。肖发伦终于意识到，他和他的工友们，深陷进了一个中国式的无物之阵中。

　　三六○二工程处工人追讨工资的事情，由来已久。肖发伦是最早开始要钱的工人代表，他曾在该工程第5工程队2排8班担任过班长。具体时间他已回忆不清，正值国家抗美援越期间，渠县曾有300多人到达县，要穆振杰给出解释。当时，穆振杰是达县专署专员，此前是达县地区负责三线建设的干部。凭着当年在工地上和穆振杰的关系，肖发伦单独到了穆振杰的家。据肖发伦回忆，穆振杰当时承认了工资拖欠的事实，不过他又表示，目前国家经济很困难，这批工人人数众多，国家一时还没有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肖发伦回到渠县三汇镇后，决心还是要找省交通厅。在1976年5月，他组织工人凑钱，每人两块，凑了近400块，而当时达县到成都的火车票仅13.8元。肖发伦与工友李清安、田述英三人赶到成都，找到了工程处当年的党委书记、四川省交通厅保卫处原处长田本立。

　　田本立给他们安排了住宿，就在省交通厅旁边的反帝旅馆。田本立给他们的回复和穆振杰如出一辙。他表示，解决这批工人工资至少需要100多万，在国家困难的情况下，希望工人在家安心生产。肖发伦又去了四川省政府接待站(如今的信访办)，得到了一句“你们这个问题不好解决”的回复。在反帝旅馆住了4天，肖发伦和两名工友返回了渠县。

　　凑路费，去要钱。接下来的岁月，工人们轮流出发，重复着这一个过程。最初的日子，工人们目标明确。他们也还能够找到工程处当年的党委书记田本立、工程处处长李秉东、工程处副总指挥长张森这些“熟人”。这三人与工人们在艰苦的工地上有过接触，他们会承认工人的委屈，还会给出详细的解释。“我们是冤枉的”，肖发伦和工人们的自我暗示会得到领导的认同，虽然每次都两手空空回来，但肖发伦依然会感到一些安慰。时间在一点点过去，近700工人陆续离世，而伴随着田本立三人的离世，工人们此后陆续的几十次申述，再也难得到来自“上头”的理解。肖发伦终于意识到，他和他的工友们，深陷进了一个中国式的无物之阵中。

　　从1976年第一次申述开始，在经过整整30年后，最终在去年5月25日，肖发伦和他的工友们迎来了达州公路管理局的一份书面复函——《达州市公路管理局：关于原“三六○二”工程部分人员反映拖欠工资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这也是迄今工人们收到的唯一书面复函。

　　在用工性质上，《复函》援引渠县人民委员会(66)县劳字第437号文件称，三六○二工程处工人属于亦工亦农合同工，除了伙食费和零杂费之外，余款交生产队参加集体分配。但令人不解的是，《复函》又援引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函(67)第151号《同意整修汉渝公路工程五千劳动力指标列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计划的批复》称，(工人)工资不参加集体分配。

　　而肖发伦表示(并经几十名工人证实)，他们从1966年开始就是按月拿工资，享受粮差补贴，享受探亲假待遇。办了粮食转移和临时户口——这意味着他们是国家计划内的合同工，他们也表示并未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分配。关于用工性质，至今有工人保留着当年的探亲假条等能够证明属合同工的资料。

　　既然是合同工，那么辞退则需要有解除合同的手续。1969年，虽有达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地革发(69)138号文，但工人们表示，至今未见过，也不知道该文的具体内容。

　　指着这一纸复函，肖发伦表示漏洞百出，但他自己又不能准确指出问题到底在哪里。作为工人们的一个代表，他日益感到力不从心。他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和表达技巧。他的希望在一点点消耗。

　　接力，争论

　　相同的面孔，相同的答复。在人流如织的达州街头，疲惫的严育成一屁股坐了下来。也就是在那一个下午，他决心到南方打工挣钱，然后自费来当这个代表组长

　　去年6月25日，肖发伦等人召集部分工人代表在渠县土溪开会，当天成立了代表小组，每人20块钱，总共募集了4800多元经费。这一次，肖发伦将组长职务让给了能言善辩的严育成，而自己担任副组长，分管财务。

　　严育成原是第六工程队9排28班的工人，从工地遣送回家后，为了避开进“学习班”，他曾携全家在1974年到湖北呆过6年。他的理性与口才为他在三六○二工程处工人中赢得了足够的威信和声望。

　　去年7月6日上午，严育成、肖发伦一行5人到达成都，找到四川省交通厅。据严育成回忆，当时交通厅信访办一张姓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此人表示，达州公路管理局已经给出了一份复函，要工人们不必再到省里来申述。

　　而当严育成一行要求查阅当时的档案资料时，该信访办一位刘姓工作人员表示，交通厅没有相关资料，需要工人们到省公路局调取。而当工人赶到省公路局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三六○二工程处的档案保存不全，部分资料在达州公路管理局。

　　当月20日前后，严育成等人找到达州公路管理局，要求调阅当时的档案资料。据严育成回忆，达州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张苏华当即表示，任何人要看档案，必须经过达州公路管理局领导同意，而且只能看，不能复印，不能转抄。张苏华，三六○二工程处原副总指挥长张森之女，也是达州公路管理局目前直接处理三六○二工程后续问题的负责人。记者联系到她时，她拒绝接受采访，也拒绝提供当时的任何资料。

　　2500名农民被招为工人，渠县县政府、劳动局和粮食局为其办理了粮食关系和劳动合同等，按理应保存资料。在达州公路管理局遭到挫折后，严育成就回到了渠县，准备通过渠县劳动局找到当时的资料。

　　渠县劳动局给严育成的回复是，他们只保管两年半的档案，历史档案得去陈列馆找。而渠县陈列馆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是，档案已被人提走。

　　去年8月中旬，严育成一行5人再次到达州。相同的面孔，相同的答复。而另一方面，已经有个别工人开始埋怨他们这些代表了。在人流如织的达州街头，疲惫的严育成一屁股坐了下来。也就是在那一个下午，他决心到南方打工挣钱，然后自费来当这个代表组长。

　　去年10月初，他到了东莞清溪镇浮港村。才当了三个月的环卫工人，家乡的工友们就连连来电，想要他回去。

　　今年3月9日，严育成回到了家乡渠县宝城。3月28日，严育成一行人再次到达达州，而严育成与张苏华就工资问题发生争论。

　　严育成表示，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1月被遣送时，工人的工资均未发放，此说法得到几十名工人的确证。而张苏华指着《复函》表示：当时的工资属计时工资，“上工地就有津贴，没有上工地就无津贴”，对此，严育成表示，当时根本没有这样发放过，再则，计划内合同工在当时也不可能这样发放工资。

　　《复函》还提到，1969年2月，受“文革”持续“武斗”影响，工程基本停工，许多工人为躲避“武斗”而离开了工地，没有参加工程施工，故无从谈及工资发放问题。对此，严育成表示，他们的确受到“文革武斗”影响，虽有少数工人离开工地，但大部分工人依然一直坚守在工地。

　　《复函》第三点表示部分工人存在欠款。达州公路管理局此说法依据的是三六○二工程处善后工作领导小组(70)处善字第011号文件。该局表示，三六○二工程处欠款总人数达2136人，欠款在105元以上的有155人。严育成表示，大部分工人连工资都未领取到，不可能存在高达职工总数85％的人“欠款”。他同时表示，派系斗争的背景下，不排除有少数派系头目挪用公款，但绝大部分工人连正常工资都无法拿足，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挪用公款。

　　据严育成表示，争论急了，张苏华就表示要工人拿出未发工资的证明。在以往的几次争论中，此说法很奏效，工人们都因缺乏证明而无言以对。但这一次，严育成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请教过律师，这属于法律上典型的倒置举证。也就是说，本就不应该由工人拿出未发工资的证明，也不可能有这个证明，而只能由用工单位拿出已发工资的证明。

　　这一次，争论最为激烈。而最终，严育成等人被“请”回了渠县。

　　自从发出《复函》以来，达州公路管理局一直未再出示更多的证明和回应，只是不断地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将情况反映上去了，你们要耐心等待”。

　　记者日前联系到四川省交通厅信访办。信访办刘德红告诉记者，三六○二工程处工人确属合同工。他透露，今年年初，四川省政府曾就此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1979年川委发20号文件的精神。即：三六○二工程处工人，不予复工复职。“文革武斗”期间，整个工程停滞，故仅针对个别工人补发补助金。

　　三六○二工程处曾给了陈克都、肖发伦、严育成和他的工友们机会，离开黄土；给了他们希望，脱农转工；但他们不会想到的是，随着被遣送回家的那一刻起，伴随着三六○二这个代号的消失，他们的希望也就逐渐成为了一个幻影，一个微弱燃烧并正在逐渐熄灭的幻影。

　　回到家乡之后的38年里，他们都以为，这其中的距离，只需卖60斤苞谷就能抵达。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支撑着他们采取接力的方式，与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无声地对峙，持续了38年。如今，陈克都死了，肖发伦日渐疲倦，而严育成，这位年过花甲的中国农民，也渐渐认识到，沿着村后的襄渝铁路延伸出去，注定是崇山峻岭、千回百转。但，他以令人惊诧的执拗，拿着20多年前的中央文件，一边在补习法律，一边仍在自凑路费。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陈亮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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