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中关村商业体系形成

　　中关村的商业体系是一种发财欲望和胡打乱撞相结合的结果。它不是从技术的发明而来，而是从技术的应用而来；不是由什么人预先设计的蓝图来指引，而是在万千商家的买卖中自发形成。它一方面是对技术的崇拜，一方面是对利润的追求；一方面是市场急速地成长，一方面是零打碎敲、缺少法律、漠视规则、以人际关系和口头承诺来维系的交易；一方面是独具匠心，一方面是模仿剽窃；一方面是雄心勃勃眼光四射，一方面是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一方面信守自由主义的原则，一方面仰赖政府的袒护和资助；一方面秉承天时地利，一方面凭借个人善恶。

　　那些最杰出的人几乎全都充满矛盾百出的品格，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自我保护的奇才、狂热的梦想家、孤注一掷的冒险家、兢兢业业的实用主义者。它提供了一条途径，把中国人的破坏性和创造性牢牢扎根于一块已经僵化的土地。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史上，它可以说是浑水摸鱼、乱中取胜的典型一例。与其说他们擅长创造，不如说他们勇于探索。这个被后人视为富有全新意义的体制，最初只不过是一些不肯安分守己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产物。它的精髓是摆脱旧秩序的束缚，解放人的精神。开拓者的无知、粗陋和胆大妄为，不仅不会成为障碍，而且正是驱使他们迈出第一步的原因。

　　中关村早期商业体制的主要内容，比如计算机部件进口、整机批发、建立零售商店以及上门推销，实际上是在模仿城市商业和农村供销社的既成模式。只是前人身陷公有财产的体系，又有政府计划约束，不能感受到真正的激励。而中关村的公司从一开始就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宗旨，其中要害，并非开辟新天地，而是将新的种子播撒在原有的土壤中。然而这完全是过渡性质的。新种子拥有吐故纳新的奇特力量，一旦生根开花，就不仅创造短期的买卖合同，而且从中生长出影响商业体系的长期因素，这正是中关村开拓者们留下来的遗产。

　　新因素是伴随着新人物一起诞生的。1992年，中关村出了两个销售奇才，杨元庆和冯军。这两个人，如今一个是联想集团董事长，一个是华旗资讯总经理，都是中关村的出类拔萃之辈。当时他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都曾想要出国留学、又鬼使神差般地留在中关村大街上。他们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推销员，拎着产品上门兜售。除了这些，这两人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属于中关村的第二代，身上带着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本色，这让他们看上去很像那些前辈；同时他们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敏锐和对现代文明的亲近感，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那些后来人。

　　中关村第一代人常用“下海”描述自己的行为，那里面包含着一种挣脱传统的喜悦和惶惑，而中关村的第二代人更喜欢说“创业”，他们没有旧时代的重负，只有创造新世界的豪情。他们中间的流行语是“风风火火闯九州”。

　　令人惋惜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他们当时是什么样子了。尽管代与代的年龄距离越来越小———中关村的第二代比第一代差20岁，第三代比第二代差10岁———但是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今天的年轻人不仅不了解第一代人，甚至也不了解第二代人。报纸电台电视台上那些成功者的趾高气扬和耀武扬威的形象，使人看了以后以为创业是一个紧张刺激、有惊无险、一夜之间梦想成真的故事，把那些“事后诸葛亮”也都当成未卜先知的英雄。即使遇到一个爱说老实话的人来回忆往事，他们也会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么一个时代？今日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当初真的风雨无阻、昼夜不分、请客送礼、低三下四、被人家打碎牙齿和着血吞到肚子里？这样的年代的确有过。它孕育了中关村的第一代人，还有第二代人。比如我们说到的这两个商业奇才，杨元庆和冯军，在1992年全是一副寒酸潦倒相，和今天大街上的芸芸众生没有什么两样。

　　杨元庆建立公司商业体系时的那种劲头，和前辈们推着平板车沿街兜售的情形如出一辙。他率领一小队人，来到白颐路的十字街头。大家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说声“一、二、三”，各自沿街走去，左右张望，活像一个个流浪汉。看见一个卖电脑的商店就走进来，自我介绍来自联想，手里的东西价廉物美，然后解释什么叫“代理”，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做这生意。就这么一家一家找过去，接连好多天都是空手而归。

　　1992年4月，杨元庆终于有了第一个代理商。他与中关村的一个叫“鹭岛”的小公司签署合约。当时他在联想的主要业务是销售惠普公司的产品。根据这个合约，“鹭岛”将承担分销“惠普绘图仪”的责任，联想则以营业额的3%作为回报。当日杨元庆指使自己的助手林扬去起草一份合同。林扬毕业于西安电子工程学院，1990年夏天进入联想，后来成为神州数码公司副总裁，始终没有离开销售这个行当，应当说是公司销售的大行家。当时他初出茅庐，授命起草“代理合同”，却不知道该怎么写，于是他把惠普和联想的协议文本拿出来，照葫芦画瓢，写出自己的合同。他坚信当年他起草的这个文本是“中关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代理合同”。这种生机勃勃的民间创业故事，至今未能进入官方历史大事记，但它的确具有历史价值：一种全新的销售模式出现在这条大街上，也为联想微机每年数百万台的销售记录掀开第一页。

　　然而即使是这年轻一代，也很少有人想到自己正在建造一个现代商业大厦。这个大厦的内部结构，是由“代理”和“分销”这样一些概念组成的。毫不奇怪，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引发了商业制度的巨大变化。此前几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并无“代理”和“分销”，市场销售是由“批发”和“零售”来完成的。“代理商”网络的规模依据其顾主的实力大小而定，它们通常由北京扩张至外省区的中心城市，随着高速公路的兴建逐渐伸向中小城市。中国幅员辽阔，交通线路曲折漫长，很多地方甚至为飞机火车不能到达，令大公司无法一一涉足，而代理商则扎根当地，身在消费者之中，所以能够完成很多大公司无法做到的事。

　　一开始，代理商经营的是计算机整机以及辅助设备，一旦自己成了行家，就把形形色色的零件也控制起来。很多生产商甚至把原来由分公司担任的业务也转移到代理商手中。从制度上说，他们可以挑选代理商，但是这种选择通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公司初创、寂寂无名之时，如果有谁愿意代理他们的产品，已是求之不得，及至成长起来，他们的代理商也随之坐大，要想重新选择已经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联想，至今仍然流传着有关杨元庆和代理商的两个故事，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一个发生在联想微机尚未成名之时，杨元庆跑遍全国寻求代理商，得到的回答是，“让我给你做代理，还是你来代理我好啦”。另一个发生在联想微机成为“全国第一”之后，杨元庆已是前呼后拥高高在上之人，但是如果有任何一个代理商未经预约就找上来，他也绝对不敢拒之门外。（21）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