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发言人：社保案尚不属体制性腐败

　　最高检发言人童建明接受本报专访，谈检务公开、防止腐败及海外追逃等热点问题

　　政务公开发言人系列访谈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已经初步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属中央机关中较早的一批。

　　在接近二十年之后，现在的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童建明依然向本报记者坦承：与公安和法院比较起来，公众对同为司法机关的检察院还相对陌生。“这主要是因为检察工作本身有特殊性，所以才需要我们不断增加与媒体和公众的沟通交流。”从2005年开始担任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至今，童建明早已知晓公众对打击犯罪、尤其是腐败犯罪的关注，对重塑社会秩序的期望。在谈及追捕外逃贪官时，童建明说，“贪官逍遥法外的空间在不断减少。”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公众知情的空间在不断扩大。

　　童建明告诉记者，“我们当然希望尽量满足社会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及时全面地公布公众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的最新侦查进展。

　　对于案件的处理，我们强调的是，不能法律程序走完，事情就完了，而要看当事人是不是心悦诚服。

　　信息公开

　　涉检信访听证核心就是公开

　　对信访案件，必须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听证制度的核心就是公开。要增进当事人对案件办理和所作决定的理解，让他真切地感受到司法公正。

　　新京报：和法院系统的“审判公开”相呼应，检察系统是否也有自己的信息公开制度？

　　童建明（以下简称“童”）：1998年最高检推进检察改革时，就作出了“检务公开”的规定，要求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法律依据、办案规程和纪律、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等十个方面的内容，都必须公开，当时叫“检务十公开”。

　　去年6月，最高检又增加了12项制度，要求深化“检务公开”，除因涉及国家秘密等原因外，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等依法应该公开的事项，都要充分公开，如实公开。

　　新京报：但是，很多公众还是觉得检察院对案件的公开，不如法院充分。

　　童：这和职能特点有关。从办案环节来讲，法院是最后一环，法院的公开审判是有法律支撑的。案件到了审判环节，侦查已经完毕，证据也已经固定下来。但是，侦查环节和审判环节绝对是不一样的。从侦查到起诉，这本身就有一个保密的问题，特别是在侦查期间，往往事实还没有查清，证据还有待收集，一般不宜对外公布案件的具体情况。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也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公开，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会在逮捕或公诉后适时公布。

　　新京报：哪类案件可以在批捕就公开？哪些要到起诉环节？

　　童：比如对各类安全事故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案件。去年，检察机关介入了1300多起安全事故调查，高检院直接介入的重特大矿难就有8起，还有一些社会关注的重大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批捕后也都及时向社会公布了。

　　对一些职务犯罪案件，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候披露，主要是因为案件正在办理，要避免报道过热给办案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一直力求在不影响办案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向媒体提供信息的范围，尽早通报案件办理情况。

　　新京报：前段时间最高检颁布实施了《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规定对重大、复杂的信访事项的答复，可举行公开听证，这种听证会的模式是怎样的？

　　童：对于案件的处理，我们强调的是，不能法律程序走完，事情就完了，而要看当事人是不是心悦诚服。对信访案件，我们强调必须做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

　　听证制度的核心，就是公开。公开案情，公开当事人诉求，公开办案情况，公开办案结果。听证时，把与案件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召集到一起，包括当事人双方，也包括各阶段的办案人员，有时还把党政信访部门、当事人单位的人请来，增进当事人对案件办理和所作决定的理解，让他真切地感受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