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死亡指标制定是政府无奈之举

　　有实效的“必要之策”

　　“死亡指标的制定，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无奈之举。”毛寿龙说。

　　这位行政学专家介绍：在法制化比较完备的国家，可以通过法律严厉制裁安全事故的责任人。还可以对预防事故的安全标准作出法律规定，予以严格贯彻，因此并不需要具体的行政指标。但在中国——这个行政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中，一方面安全管理的责任都压在职能部门的官员身上；另一方面，官员对上级负责，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需要尽量地详细。而最详细、最一目了然的统计方法就是数字，而且数字越具体，越容易考察。

　　对各方的质疑，负责制定指标的职能部门也有苦衷。“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指标有不科学的地方。”公安部一位人士说，“但现在官员都以政绩为考核依据，定了指标，才能让他们更有动力。”

　　2006年的指标下达时引起争议，国家安监总局有关人士曾出面澄清。这位负责人称：不是下指标要死多少人，而是不能突破这个数。“死亡在中国现阶段不能回避，但要努力做到少死人，甚至不死人”。

　　而据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称：实行这些指标后，全国事故总起数和死亡人数逐年下降。2005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之2004年，分别下降了10.7%和7.1%。其中有29个省份，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控制在指标以内。

　　这种指标该不该下

　　数字靠得住吗？政府可以把“死亡指标”层层分解到省、市、县及企业的头上，但是下面报上来的数字，会不会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编者按：中国的“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已历时三年，每每公布，旋即引发热烈讨论。“生命价值”与“现实绩效”之间的鸿沟是否难以跨越？请看正反双方的观点——

　　正方：指标有实效，不能因噎废食

　　国家安监总局工作人员：我们的经验是：“要想事故少，主要靠领导”。想真正让领导重视，就必须拿“硬指标”来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公共政策专家毛寿龙：说得直白些，如果让你当领导，为让下属官员真正重视安全，除了这个办法外，恐怕没有更好的代替方式。

　　某市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总结：这个指标是考察干部的一个依据，但不是全部标准。平时的安全工作是否扎实、是否到位，也是对干部政绩重要的考察依据。

　　反方：冷酷、不公平、有造假可能

　　大连网友王玉霞：死亡指标将鲜活的生命用残酷的“死亡”两个字框住，且冰冷地界定了一个指标，让人觉得指标之内的就是该死的，可以免除事故者的责任；指标之外的就是不该死的，要严格追查惩办。这种简单化处理生死问题的办法，让人感到难以接受。

　　河北青年报评论：生命的可贵，就在于它的不可恢复性，我们必须报以足够的敬畏。因此，我们不能像完成生产任务追求经济效益一样，轻易地为“死亡”预订工作目标，而是要以一种“一个都不能少”的态度来对待生命。

　　网友“八方六合”：在数字指标的要求下，如果一位官员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费尽心血地做好安全工作，但难得天意垂青，意外频发；而另一单位领导平时麻痹大意，疏于职守，但承蒙上天眷顾，风平浪静。前者挨批甚至丢官，后者却被提拔嘉奖。难道官员荣辱，竟要仰仗“天意”？

　　记者莫林浩：从政府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逻辑链条：要想事故少，还得靠领导，要想靠领导，还得靠数字。问题是，数字靠得住吗？政府可以把“死亡指标”层层分解到省、市、县及企业的头上，但是下面报上来的数字，会不会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没有指标压力如何激励官员

　　美国交通部在每年年初也会设定一个目标，把

　　“为获得拨款，美国交通安全官员有足够动力做好本职工作”

　　——专访美国交通部交通安全中心主管麦克尔·鲍德温

　　美国的高速公路占世界总里程的一半，连接了所有5万人以上的城市。美国也是世界上汽车最多、也最为普及的国家，全美登记在册的机动车超过2.5亿辆，基本上每人一台汽车。

　　三十多年来，美国汽车数量增长了3倍，而交通事故死亡率却下降了20%。从每年5万人下降至4万人。

　　每年，交通部会统计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详细数字，在每年年初也会设定一个目标，把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少一定的百分比。但这只是一个目标，并不是一个数字指标，也不会把具体的数字下放到地方来作为任务。如果有些州没有完成目标，就会检讨总结，找出原因，并不会有实质性的惩罚措施。

　　美国交通管理也遵循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交通部作为政府的一部分，也要对国会负责，因为交通部的财政预算也需要国会拨款。

　　国会每年都会召开听证会，评估交通部的工作业绩，并有权随时了解和监督交通安全管理情况。如果认为某部门长期工作不力，就可能会撤换部门领导，甚至把该部门取消。因此，为了获得国会的认可和拨款，美国负责交通安全的官员们有足够动力做好本职工作。(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