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8级：生源以“老三届”居多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1977年12月参加考试，第二年春天入学的。而第二届则是1978年6月高考，当年10月入学的，所以这两届大学生虽然分称为77、78级，而实际入学时间只相差半年，且时代的背景和生员质量基本相同，后来社会上和学界提起“恢复高考”，总把这两届学生相提并论。细分析，这两届学生确与此前及此后的学兄学弟们有所不同，我在这里姑且称其为“77、78级现象”。

　　生源以“老三届”居多

　　因为是文革十年后首次招考，且招生的年龄放宽，所以大量文革时的中学生，即原本1966、1967、1968年高初中毕业，通称为“老三届”学生，报名参加了1977、1978年的高考。这批考生虽然年龄偏大，不少比应届生要大十岁，但生活阅历丰富，文革前接受的中学教育基本功扎实，复习备考极其刻苦，所以在考试中普遍发挥出色，抓住了这改变命运的宝贵机遇，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据笔者不完全调查，像杭州某大学物理系78级所招150余名学生中，老三届的有50多名，约占1/3；而复旦大学经济系78级的62名生源中，老三届的要占到一半以上。其他大学文理科生源中，老三届所占比例大致如此。

　　学习刻苦空前绝后

　　1977、1978年正逢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拨乱反正”、“万木逢春”、“百废待兴”，“重知识，重人才”乃至“重文凭”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再加经历过文革的蹉跎岁月，上山下乡、回城打工……所以这两届学生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专业学习都十分刻苦。

　　经历过那段学习生活的人恐怕都会记得，当时的学生，除了上课，就是自习，很少有唱歌跳舞这样的休闲活动。看书看得实在头脑胀了，最多是到操场上去打一会篮球、排球。在复旦，晚自修去得迟了，不光

图书馆的座位占不到，就是校园最西边数学系旁边的教室，也已经人满为患了。我的一位同学年龄已30岁了，但英语考试每次总是班级第一。我曾向他请教过学习方法。他说没有秘诀，就是把课文每篇英文译成中文，再把中文还原成英文，这样反复默写至没有一点差错，英语考试无非是“中译英”、“英译中”，用功到了这样的程度，你说还有什么难得倒他。

　　毕业意向首选留校

　　由于全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日渐重视，由于对高校环境的留恋和对教师职业的仰慕，77、78级大学生毕业后大多都想留校任教。尽管当时高校师资缺乏，但留校的名额毕竟有限，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除了少数几个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如愿以偿外，多数难以圆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同学选择了不同的途径。年纪小的，估计自己任教的希望不大，转而报考了研究生，以作“暂缓之计”；不上不下的，留本校无望，就退而求其次，选择到外校或低一等的大专任教。笔者所在的班级，约有1/3的同学毕业分配都进了大专院校当教师。

　　那时读研和出国

留学的机会不多。大学、科研院所、机关、企事业单位……虽然77、78级学生毕业时实行的还是国家计划分配，但人们的个人就业意向，基本上是这样的排序。

　　十年荒废影响犹存

　　岁月如梭，恢复高考至今已30年， 77、78级的学生，那些老三届的，这几年陆续都要退休，即使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已年近半百。这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作为文革结束后国家培养的首批大学生，他们本人，也经历了时代大潮的遴选。应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当今社会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但30年后深入反思，也应看到，文革十年大好青春的荒废，还是对这一拨人的成才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

　　且看30年后的今天，作为教师和学者，虽然拥有教授的头衔，但这批人中很难产生真正有影响的学术权威，更不要说问鼎诺奖之类了。并非他们不努力，实在是因为：学理工科的，毕竟他们的学业中断过十年；学文科的，他们的前期教育，都是在传统的左的僵化的模式中完成，一旦思维方式定型，要再“放开”，那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曾就“中国近几十年为何难出学术大师”这话题，专门请教过王元化先生，他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

　　作为

公务员，77、78级中，当然也成长起了个别省部级、厅局级干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仕途却总是“趿班”。撇开主观原因不说，客观上，留给他们的机会总是不多。1984年机构改革，各级党政机关提拔了不少有大学文凭的优秀知识分子进入领导班子，其中大多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77、78级的学生由于毕业不到两年，资历不够，还未被纳入视野。后来几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职务上有所升迁，但不少人由于年龄偏大，往往失去了再次提拔的机会。

　　因为有了好不容易获得的大学文凭，在经商之风初起时，77、78级的学生往往舍不得扔掉铁饭碗下海，失却了喝头口水、掘第一桶金的机会。待到市场渐趋成熟，靠知识、靠科技也能发财时，这批人中的不少已经知识老化，锐气消减，难以像网络新锐那样，在I T行业驰骋。

　　十年文革，人才断档，给77、78级大学生提供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十年浩劫，蹉跎岁月，也使他们失却了进一步施展自己才华的资本。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这两届大学生接续了中断十年的中华文脉，可称承前启后的“中流”；但从更高的期望看，要想从他们中养成气薄云天的“砥柱”，恐怕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