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模式”走到十字路口

　　龚浔泽

　　1990年代末期，在毗邻上海的昆山出人意料成为台商聚集的新高地后，苏州部分地区依托苏南模式经典时期的良好基础，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无意中嫁接出一个新的区域发展模式。经过昆山、苏州新区、工业园区和吴江、太仓等地的深入演绎，这一模式渐渐地被定格为“苏州模式”。

　　进入新世纪后，江苏基本上消化了“苏南模式”恶性膨胀时造成的恶果，卸下负担轻装上阵的江苏各地特别是苏南各地，随即投入了由昆山开启的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增长竞争和区域发展模式创新。“苏州模式”的概念于是渐渐定型。

　　“苏州模式”是在“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错位发展导向下发展出来的，投资外来、市场外指，全局管理、核心研发、上游工序在外和车间、劳力、一般技术人员在内，产业本质属性梯次较高但对落户地的劳动力及人才的要求并不高、劳动也不复杂，是其在经济上的主要特征。

　　苏州模式之所以会被国内广泛认可，除了苏州社会事业相对发达外，更在于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苏州全面发展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持和提升。今日的苏州及其下属的五个市，农村在郊区化，郊区在城市化，城市在扩大化，城乡整体的外在形式更加现代化。在梁保华、陈德铭、王珉三任苏州市委书记先后升任省长甚至进一步进阶后，“苏州模式”不论是政治指向还是在百姓心底认识上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理想样本。

　　“苏州模式”的推广风险

　　眩目的苏州在被外地羡慕的同时，必然会被争相模仿。其他地区片面借鉴苏州经验，值得担忧。仅仅盯着“苏州模式”在外向型经济上的显著特征，拼命地吸引外资，那么对于中国大部分地方来说，不仅不一定有效，而且会造成全局性的“拉美化”。

　　而就苏州本地的发展而言，也并非尽善尽美。之所以能够在今天出现炙手可热的“苏州模式”，存在着诸多的独特原因甚至有侥幸因素。苏州能有今天的发展成绩，首先离不开先前“苏南模式”的基础和中国曾经的经济中心的历史，因为这些，即使苏州吸引了数百亿美元的外资、台资，苏州仍不是一个绝对由外资唱主角的城市。

　　以张家港沙钢为代表的集体产权乡镇企业改制而来的大型民营企业，以常熟招商城、盛泽东方丝绸市场为代表的群集的民营个体经济，以及最新涌现的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台资IT代工产业、欧美日高科技和重化工企业高速集聚的过程中，为苏州存留着民族产业和民营资本的一脉。

　　苏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苏州社会事业发达的支撑，外商在这里可以更便捷地招到需要的人才和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劳动力，而快速发展的苏州经济反过来又进一步保障了科教文卫体事业的更好发展，并形成良性互动。与此同时，强大的财力支撑，又推动了苏州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和人居环境的逐步改善。这些为苏州提供了革新改正的机会，使苏州规避了简单工业化、遍地城市化的风险。

　　苏州美誉度的提高，并不仅仅是苏州外向型经济的贡献，苏州各项事业整体共进、和谐发展更是必不可少。其他地区学习苏州时往往会忽视这些，他们要么无视苏州的独特性，要么过分盯着苏州发展的引资优势，拼命突出引资的业绩而在客观上制约了发展必需的其他要素的养成和保障。

　　因为，在苏州，在前期外资进入的同时，本地民营资本亦有所成长；在外资资本持续进入的背景下，即便本地的民营资本发展因之相对减缓，但国境内外地民营资本的涌入客观上抵消并稀释了对境外资本依赖的程度。

　　然而，即便如此，资本外来化的危险仍然巨大。过分注重资本的外来化必然会阻碍本地人勤劳致富、节俭成家传统的光大，束缚本地产业层次和社会形态品位提升的冲动和行动，最终阻碍其整体竞争力的稳步提升。而对境外技术研发和高端服务业外包的吸引，虽增加了本地技术和服务在GDP总值中的比重，但这些成就并不姓“苏”，且客观上又对苏州本地技术和服务部门形成了人才挤兑和生存挤压。

　　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境外和行政区外资本的落地生根，并与本地资本良性互动依然是江南地区迫切需要面临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是苏州必须面对的，更是各地务必要正视的。中央不能像先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那样不加区分地全国推广“苏州模式”，各地更不能亦步亦趋。倘若不能改变这些状况，那么苏州作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示范的地位越巩固，则中国滑向“拉美化”的危险就愈大。

　　幸无拉美化政治

　　充分调动各方因素积极性的经济发展，必然有着中心、边缘和腹地的区分。因而，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在不同区域拉开经济差距、体现发展差异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对应“拉美化”或与“拉美道路”相近的发展路径。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众多区域发展模式，“东莞模式”与“苏州模式”无疑是遭受“拉美化”指责最多的区域发展模式。出现这种质疑，并非无中生有，实在是相似之处甚多。

　　在所有的国家中，拉美诸国算不上最失败的国家，“拉美化”也确非一无是处，“拉美道路”也是后发国家跟进工业化的一个并不失败的样本。但“拉美化”本质上是一种附庸的、被动的生产组织和城乡建设形式，其动力乃至活力保持的主要因素都在地区之外。一时的从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佃农”“长工化”、“奴隶化”。中国的发展目标更非永远只望发达国家的项背，过分看重外资，必然导致有意无意地阻碍土著商、本地资的发展，更会有意无意放任对本地廉价资源的掠夺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

　　拉美模式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来说，原本就不是最积极、向上、有为的模式。当苏州等地的IT产业环境更好时，东莞的“空壳化”多少便会存在；同样，如果环渤海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台资“候鸟北飞”在苏州也必会有所反映。“拉美化”不可能是和谐发展的理想样本。因为，过分透支未来发展潜力的模式不可能是科学的模式，侥幸成就却不愿、不善秋后还账的行为亦不可能持久无忧。

　　在苏州发展成绩如日中天的今天，各地都在有意无意地向苏州看齐，或多或少地借鉴着“苏州模式”。然而，由于知易行难的原因，苏州模式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并未得到有效移植，相反一些消极因素却得到了放大，在此过程中，中国“拉美化”的倾向便一再加深。财富分布形态畸形化、区域间发展差距鸿沟化、阶层身份日渐定型并永固化、不同群体间思想交流和身份彼此尊重艰难化，等等，这些拉美国家的发展特征在中国也有着深刻的体现。考虑拉美发展格局形成时间已逾300年，而中国的这些变化仅仅只有30年不到，那么中国的“拉美化”进程实际上已远快于曾经的拉美国家。这是不能不值得警惕的。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尚无拉美式政治道路，否则，面对中国的“拉美化”趋势和各类强势利益集团的挟持乃至共谋，想要扭转必将出现有心无力的悲叹。苏州作为当前中国动态上发展和谐的地区之一，有理由加快探索此类危险的扬弃之径。可以看出，当下的苏州及整个江苏对这一问题是意识到了的，也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但那些文件上的措施能否得到彻底的贯彻，良好的愿望能否得到有效的践诺，还很难说。更何况，光有这些措施、仅有一地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规避“拉美化”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提出，表示已经认识到这种风险，并在努力消化着这种危险。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各种要素在不和谐时静止、在不协调时定格。中国如此迅速的增长和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幅度如此之大的开发，本质上是不可能持久的。但在当下，未雨绸缪地筹划未来风险的应对，相比较于随波逐流甚至有坐吃山空嫌疑的发展，往往付出了代价却不一定有相应的收获。也并不是得过且过都得不到意外的收获。这同样体现在区域发展中。东莞相对于更奋发的顺德、南海，昆山相对于更朴实的江阴、张家港，主观付出与实际得到的成绩乃至赞誉、口碑、性价比要高出很多。但这只能是侥幸，为数甚少，而且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更不可以不分时段、场合地复制、推广。

　　成功的过程往往是每一个步骤都水到渠成般一气呵成，因而成功者皆天生与和谐脱不开干系。拉美国家虽然不能简单定义为失败，其发展轨迹却体现不出流畅。未能实现企业、资本、技术的本地化和本地在发展态势上的高地化，是造成拉美国家拉美化成型并蔓延的最根本原因。

　　其实，苏州模式的经济特征与广东东莞并无本质上的二致，即使有所差别，也不是因为这种导向本身的自然升级，而是因为苏州科教文卫事业相对发达的张力使然。无论是“东莞模式”还是“苏州模式”的典型地区，都未能完全扬弃这一弊端。这种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阻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进一步加重，是当前中国无法言说的隐疾。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趋向良性化发展的利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分增量远比调存量在操作上易行，这一道理在今日的中国已经十分浅显。但也正因此，拼命为做大增量而固化的取法乎上、投机取巧的心理客观上已造成对一些“硬骨头”问题的绕道和回避，也增加了未来发展的难度，注定了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时刻将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后。这也使当前成为中国未雨绸缪地解决未来发展危机的重要时期。

　　拉美国家迈向现代化努力的未能顺利见效，在于其市民社会并未普遍健康形成时民主制度却又濒临极致地运作起来；或在弱势群体无法有效组织和表达诉求时，或在精英阶层缺乏真实的精英品质时，过分追逐形式和相对健全的制度，这只会使其沦为本地利益集团和境外利益主体互相倾轧和共谋的工具。拉美政治的不成熟即缘于此。

　　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并未在城市里造就出贫民窑，这在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形势下，确实值得赞叹。中国一向遭受诟议的行政力量的强势，在当前却滑稽地成为事实上避免中国最终滑向、完成拉美化的重要保证。这一保证在先前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尽管可能缺乏公平，却已体现过效率。尽管在其过程中，行政力量的强势使得一部分并不强势的群体未得到最大的实惠，甚至有血泪，但对城市的发展和整个国家避免最终的拉美化的些许积极作用不该被忽视。

　　2007年，中国“拉美化”的势头与前两年相比有所缓解，但真正的危险期其实尚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