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想上大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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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兆言：想上大学的日子

　　我对想上大学的迫切愿望，回想起来，是最刻骨铭心。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读书。每当我想到这个话题，就忍不住要津津乐道，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忆，我不止一次写过这件事，其中有篇散文的标题就是《想读书》。

　　中学毕业是1974年，那时候的程度非常低，差不多就是文盲了。上个世纪的中国，最没有文化的一代，就是比我大三四岁，然后到我年龄为止的这一代人，因为前面有老三届，起码中学教育是完整的，在我后面的这一批，赶上文革后期邓小平的整顿回潮，还能稍微学到一点东西。我们最糟糕，高中毕业的时候，数学考的是珠算，而且只学到乘法，整个几何只做了一个土坯子模型。这种程度和初一学生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初一。我女儿总说，你们那时候书是怎么读的，快活死了。

　　印象最深的是初中毕业，班上很多年龄略大一点的，初中毕业就可以去工作。他们很高兴，早工作早拿钱，日后的工龄也相对长了。我的年龄得继续上高中。高中是两年半，整个高中期间，每年学工一个月，学农一个月，还要军训，几乎没好好读过书。整个中学给我的印象，是到临考试前背一下课本，当时能这么做，已经是好学生了。

　　读中学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读书有什么用处。那时候上课，也批判“读书无用论”，但是根子里，大家都觉得读书确实无用。事实上，我们都是很快乐地享受了这种不用认真读书的日子。高中毕业以后，当了工人，才意识到原来还是读书有趣。人总是在失去了什么以后，才会感到珍贵。高中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一个阶段，那是真正的无所事事。我待业了一年，这一年实际上是当我祖父的生活秘书，我照顾老人家，听他聊天，陪他去看他的朋友，在他的身边胡乱看书。看了不少世界名著，也看了很多现代派诗人的诗。当时的人活着对什么都无所谓，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任何希望。大家茫然地活着，没有前途这样的概念。按照当时的标准，我面前的路倒是比较光明，我是独子，不要下农村，迟早会有个工作，因此当时也没有危机感。待业一年后，祖父依依不舍地让我回南京参加工作，当时工人阶级是个很美好的词，他没有理由可以阻拦我。

　　我进工厂，应该说是皆大欢喜，虽然是个非常小的小厂，但是面对知青要下乡的大背景，这个二三百人的小厂，就是个很不错的单位，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是钳工。产生想读书的愿望，是在进了工厂以后。说老实话，当工人并不好玩，成天和机器打交道，那种完全机械的工作，很快就会让人感到厌倦。那时候，我只不过是单纯地想读点书，想学点什么东西。想上大学的念头是后来逐渐发展的，从一点点，到越来越厉害了，起来越没法克制。

　　人是个奇怪的动物，有书读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上学是如何的好。人贱得很，越是没有，就越想，越是得不到，就越疯狂。其实在当时，形式上的读书气氛还是有一些，譬如到处提倡办721工人大学，各个厂都自己牛皮烘烘地办起了大学，那是地道的野鸡大学，完全是闹着玩。我们那个小厂就和北京理工大学，那时还叫北京工学院联合办了一个班，那时候，有个中年教师，风尘仆仆带着几个学生来我们厂实习，一方面搞科研，一方面就像做好人好事那样，为我们这个大集体性质的小工厂办工人大学。这是那个特定年代里的一幕情景喜剧，充满了时代特色。我进了工厂后，突然变得很思上进起来，虽然不知道自己想学习什么，整天就是一门心思地想读书，像写《关夜鸡叫》的高玉宝一样。又仿佛是大姑娘想嫁人，嫁给谁不知道，只是春心荡漾，已做好了充分的爱的准备，就等着实实在在地去爱一个人。自己厂里要办工人大学，我非常积极，连做梦都兴奋。那时候在厂里学技术，我很用功，老师傅因此都喜欢我，都觉得厂里办大学，对我这样想上进的年轻工人是个好机会。我在厂里人缘也不错，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他是电工，对上不上这个工大是无所谓的态度，我拚命劝他去。他撒娇不肯写申请，我就自己写一份申请，又代他写了一份交上了。很快，厂里的批文下来了，可是，一大拨人中，唯一刷掉一个人却是我。

　　这是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很恶心的一件事。刷掉我是因为办这事的人存心跟我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完全莫名其妙。当时一个老师傅问他，你为什么不要他，他说，他没有培养前途。他的这话听上去也许有理，因为他手上有那么点狗屁的权力，他说没前途就是没前途。事实的真相，是他曾让我替他买药，一种很贵的自费药，第一次买了就没付钱，后来又来要，我父亲觉得他是敲竹杠，让我拒绝，因此就得罪了。有种小人是绝对不能得罪的，你要拒绝，那好，你就别想上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赤裸裸直截了当。这件事曾让人很伤心，我的师傅脾气火爆，差一点要揍他。为什么我这么计较这件事呢，因为在当时，在上班的过程中，跟你一起进厂的那些学员，到时间就可以洗洗手换了衣服去读书了，你还得孤单单地留下来，继续老老实实干活，继续和机器打交道，偏偏你又是那么渴望读书。那滋味真让你有苦说不出，我那位好朋友说，反正我也不想读什么微积分，既然是你替我报的名，你干脆替我去上课算了。

　　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你觉得你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隐隐地疼着，觉得窝囊，憋气，又无可奈何。后来我就去上夜校，这个谁也拦不住，因为那是在下班以后，是你的业余时间。那年头只有傻瓜，才会在下班后去用功读书，当时的夜校和扫盲班一样，工厂的工人去读不用花钱，我就报了机械制图和高等数学，一个星期上两晚上的课。我们厂的工人大学，也就是个扫盲班水平，或许还不如夜校，它只是一个形式，提供了一个机会，实际上学不到什么东西。也许，根本不值得为这样的事耿耿于怀。我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了不得。

　　那年头读夜校的人不是很多。要说我为什么上夜校，除了赌气之外，说起来也非常简单，还是为了想做一个好工人。当时的社会十分简单，没有什么娱乐，我只有两个爱好，其中之一是摄影，另一个就是读书。那时候人的精力过剩，时间太多，上课就是上课，也没有什么目的，虽然我对工作并不满意，却并没有想到不当工人。没有人想不当工人，因为能够当个工人，毕竟是那时候最好的选择。

　　想上大学，不想当工人，那是恢复高考以后的事。记得当时很兴奋，因为我们是在夜校知道这个消息，整个夜校都沸腾了，很多想读书的傻瓜，都集中在夜校里，大家奔走相告。我敢说，后来的很多人才，后来考上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夜校里读书的这些人。

　　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上大学，读什么无所谓。一开始是准备考理科，我在中学时，自我感觉化学很好，于是就想到了要学医。化学和学医究竟有什么联系，也没想明白。反正一听到恢复高考，机会来了，很自然地就机会主义起来，连忙拿起化学课本，还专门去一个老师那里补习数学。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没有想到去考文科，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地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考理科更顺理成章。自从懂事以后，家里的大人都反对我学文科。关于这一点，南京的家和北京的祖父伯父有着惊人的一致。我父亲因为写文章被打成了右派，他很恐惧文科这个东西，因为他给文字工作害惨了，一提到就伤心。受家庭影响，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我考虑学什么都有可能，可以考虑数学，化学，医学，甚至林业，这都非常自然，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文科。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最终会考文科，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开后，我一直很兴奋地在积极准备报考理科，当时也没什么大学知识，并不太懂文理科的区别，对文科的理解十分片面，以为文科就是写文章，就是读中文系。反正是打定主意不准备学文，到报名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严重问题，理科是要通过体检的，我的眼睛体检不合格，因此，要想上大学只能改考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