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质疑卫生部新成立口腔卫生处

　　牙防组撤了，但卫生部新成立“口腔卫生处”负责牙病防治。 专家质疑：“照此逻辑，卫生部是不是还要设立‘眼防处’、‘艾防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许浩

　　喧嚣了近两年的牙防组风波并没有随着牙防组的撤销而平息。从非法认证收入的审计与查处，到认证机构的归宿，引发的讨论依旧热烈。

　　余波未了

　　从1992年开始认证到2007年4月30日被撤销，牙防组共对9家企业的10种产品进行了认证。以各种名目向企业收取的资金或“接受的捐赠”究竟有多少？用在了何处？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成为媒体关注的新焦点。

　　5月11日，有媒体报道称牙防组曾接受宝洁公司1000万元的捐赠，宝洁公司随后辟谣，强调捐款对象是牙防基金会而非牙防组，且该笔捐款与牙膏认证毫无关系。由此，牙防组的“孪生兄弟”——牙防基金会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根据牙防基金会公开的资料，该组织成立于1994年4月1日，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介绍，“牙防基金会是在牙防组的基础上成立的，反过来基金会获得的资金又去支持牙防组进行这些公益的活动。”从牙防组与牙防基金会的人员组成来看，这两个机构也可谓“不分你我”，人员交叉率高达“50%以上”。牙防基金会的理事长卞金友，同时也是牙防组副组长，而牙防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张博学，同时又兼任牙防基金会的秘书长。

　　5月16日，《京华时报》披露，牙防基金会2005年度财务报告显示，该基金会用于工资福利及办公的支出占了总支出的73.42%。而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性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只应占总支出10%以下。牙防基金会支出比例与法规规定相差巨大，呈严重倒挂之势。

　　5月22日，该报进一步报道称，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审计处已将《关于全国牙防组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上交卫生部，牙防组财务问题初步查明：从2002年到2005年，违规认证获取的利益至少218.5万元；牙防组违规借用牙防基金会的账户，进行了诸多违规操作；牙防组成员，特别是领导层从牙防组获取了大量个人收益。

　　前世今生

　　牙防组，全称为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成立于1988年8月。当年，因世界卫生组织开办了一个培训班，全国各地的口腔专家集聚北京。鉴于当时中国牙病的严峻形势，口腔专家们向卫生部提议，增设一个牙病防治的专门机构。

　　专家们的提议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但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政府机构精简，于是就变通了一下，成立了牙防组，挂靠在北京口腔医院，接受卫生部领导，历届组长都由卫生部医政司司长担任。

　　“但牙防组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它没有行政编制，自然也没有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从诞生之日起，资金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牙防组成立之初，是由牙膏工业协会提供资金赞助的。” 一位曾经供职牙防组的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

　　1992年，牙防组开始对口腔保健用品进行认可和推荐，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家评审委员会。经过认证的企业，可以在其产品上添加带有牙防组盖章认证的标志。

　　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认为，这种认证属于行政促进行为，发挥了卫生部行政职能。

　　不过，情势从2001年开始出现变化。

　　2001年8月29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认证监督委”)成立，负责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全国认证认可工作。2003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下称“认证认可条例”)，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设立认证机构，应当经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后，方可从事批准范围内的认证活动。

　　牙防组并没有按照认证认可条例取得认证资格，却仍然从事着认证活动。

　　2005年6月，一则指责牙防组“缺乏必备人员和办公条件，且标准不公开，不透明”的报道引起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中国公益网主编李刚的注意。他在调查后向认证监督委进行投诉，未获回复，又于2005年9月提起诉讼，认为牙防组并不具有口腔保健品认证的资格。

　　2006年8月22日，法院驳回了李刚的起诉，但随后向认证监督委和卫生部发出司法建议函，建议对牙防组认证活动进行审查。

　　2006年11月14日，两部委共同叫停牙防组口腔保健品认证活动。

　　2007年4月30日，卫生部发出公告，宣布撤销牙防组。

　　交叉管理

　　从诉讼到调查，再到取缔，对于一个既有主管机构，又有规范法律的牙防组来说，这条路走得有点匪夷所思。

　　而除了与卫生部联合叫停牙防组的认证活动外，作为主管认证机构的认证监督委并没有对牙防组采取其它行动。

　　5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致电认证监督委宣传处，该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牙防组是卫生部下属的机构，查处牙防组违规认证，是人家自己家里的事，我们怎么能够进行管理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副教授认为，这暴露出认证认可条例规定不够严密的问题。比如条例中规定，未取得认证监督委批准进行认证属于违法行为，但是违法后怎么查处由谁来查处却没有明确规定。同时，政府部门部分权力职责也存在划分不明晰的问题。

　　“虽然法律已经对认证行为和认证咨询机构做出明确规范，但在执行上还需要打破部门管辖机构的框架，建立统一的行为监管模式。” 贾西津说。

　　中消协法律顾问、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昌律师也认为，认证认可条例实施前，认证机构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涉及到多个部门，存在着工作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问题。认证认可条例实施后，认证机构并没有完全与原有的政府主管部门脱钩，出现了交叉管理监督不力的现象。

　　出路何在

　　4月30日，在撤销牙防组的同时，卫生部宣布将在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口腔卫生处，负责全国牙病防治管理工作。

　　“许多病都要防治，如果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卫生部要设眼防处、艾防处等数不清的正处级单位？这样下去，作为政府机构的卫生部下面要有多少单位要有多少编制？”经济学家梁小民发出这样的疑问。他认为，在“放”和“收”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那就是允许非政府组织(NGO)存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认证机构要保证不偏不倚的地位与态度，必须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但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认证机构中，大部分是官办民间组织，尤其是以‘中国’打头的。在省级的协会里，甚至很多地方100%都是官办的。这使得独立性中立性难以保证。”

　　贾西津因此建议，要让认证机构真正独立起来，必须产权清晰，责权明确。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则认为，认证机构可以两种方式进行改革；一是成为真正的NGO，但前提是它必须是非政府的，非赢利性的，独立自治的，能自负盈亏的组织；第二种方式，就是完全商业化运作，在政府监督及市场压力下确立行业自律规范，严厉惩罚违规违法者。ISO9000、ISO14000、SA8000等国际标准认证都是商业化运作，但具有很高的公信力。

　　“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认证机构都要与政府脱钩，明晰产权。决不能像现在这样打着政府的旗号、利用政府的资源却进行商业化运作，这样既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