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常委现4张新面孔 总数由15人减至13人

　　谁是上海这个城市的领导者？

　　5月2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率领市委新领导班子集体亮相。习近平对新当选的13名市委常委一一做了介绍。引人注目的是，常委班子里有两名是1960年后出生的中青年人。

　　早在上海八届党代会最后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就透露“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将成为新一届市委委员和市纪委委员”。

　　经过上海社保案的洗礼，一个年轻的“新上海”出现在人们面前。

　　4张新面孔

　　与上海九次党代会之前相比，新一届常委会中出现了4张新面孔。

　　最大的“政治明星”是徐麟。

　　习近平在介绍新任市委常委徐麟时说，“他是领导班子里面最年轻的一位，他也曾经在西藏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现任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主任徐麟1963年生，29岁当选南汇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之后任嘉定区委副书记。32岁任西藏日喀则地委副书记3年。

　　作为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35岁的徐麟回到上海任上海农工商集团总经理，后又兼任党委书记、董事长。40岁时，徐麟被任命为上海市民政局局长。

　　据曾与其共事过的上海市民政局基政处处长潘烈青介绍，2006年底，中组部曾经来民政局考察，当时徐麟还没有调去农委。

　　“当时中组部的人在我们这里呆了好几天，跟每个正处级干部都有谈话，咨询关于徐麟的情况。”潘烈青说，“中组部主要问我们‘德、能、勤、绩’四方面的问题。”

　　在潘的印象里，“徐麟的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都很好。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工作狂。”

　　和徐麟同样出生在1960年后的另一位新常委是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原任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在上海社保案事发后，丁薛祥即走马上任。此前丁的职务是上海市人事局局长。

　　在介绍新任市委常委、副市长杨雄时，习近平说，“他还是世博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现在具体负责世博的筹办工作。”今后几年，将是

　　此外，新任市委常委江勤宏现年57岁，为上海警备区司令。

　　与这四名新进常委相对的是，现年60岁的刘云耕、64岁的罗世谦、59岁的冯国勤、60岁的周禹鹏、58岁的范德官和61岁的戴长友，均已不在新常委之列。

　　上海的“3、1、8”

　　对比上海第八次和第九次党代会可以发现，与上一届相比，市委常委人数由原来的15人减少到现在的13人。

　　在常委人数减少的同时，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人数却大幅度增加了——市级党委委员由55名增加到83名，比上届增加50.9%；候补委员由10名增加到15名，比上届增加50%。

　　上海市级党委委员的人数变化，不仅与区县一级一脉相承，也与全国各省的党委换届趋势相一致。

　　到今年4月底，全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完成了新一轮的党委换届工作。从常委班子的配备来看，年轻官员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根据

　　“3、1、8”即党政“一把手”提名年龄不能超过63岁；纪委书记的提名年龄不能超过61岁；其它党委常委的提名年龄不能超过58岁。

　　据周帆的统计，目前各省级党委中，50岁以下的党委常委约占总数的15%。

　　新一届上海市委常委会中，50岁以下有2人，58岁以下有11人。并没有60岁以上的常委。

　　而从上海区县一级的党委换届来看，年龄红线拉得还要靠前。

　　上海19个区县党委于今年1月完成换届。常委平均年龄只有48.88岁，其中45岁以下46人，占总数2.33%，最年轻常委仅36周岁。

　　在干部年轻化的同时，党委书记职数严格按照一正两副格局设置。

　　上海原来的4个市委副书记，调整后变为韩正、殷一璀两个副书记。区县一级党委副书记则大幅度精减，共设党委副书记38人，比上次换届时减少50%。

　　到了上海的乡镇一级，党委干部年轻化趋势更加明显。这次乡镇党委换届在习近平调任上海后的3、4月份进行，“是上海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乡镇党委调整”。上海市人大一位官员说。

　　据这位官员介绍，“其中嘉定区和浦东新区的乡镇干部最年轻。”嘉定区有的镇党委班子年龄划在53岁。

　　记者在浦东新区采访获悉，部分乡镇、街道配备一名40岁以下的党委副书记，有的乡镇正职书记也仅40出头。

　　总结上海三级党委换届的结果可以发现：副书记减少到2人，常委年轻化和党委委员人数增加是其共同特征。

　　退出通道

　　与党委换届相关的是，哪些干部进、哪些干部退，退出的党委干部又将到哪里任职。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刘宗洪认为，领导干部因年龄退休而没有作为候选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还有的党委委员本来就担任行政职务的，落选后就继续担任行政职务；也有的一部分干部会到人大、政协任职。

　　上海九次党代会召开前的一个背景是，今年2月的上海市人代会补选了八名人大常委和两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补选刘云耕、周禹鹏为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刘云耕为原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周禹鹏为原上海市委常委)。

　　换届后退出的党委领导到同级人大任职，在国内多有先例。上海乡镇一级新党委换届中，这一现象较为普遍。

　　上海市人大一位官员透露，上海乡镇一级的党委书记亦严格按照一正两副设置。上一届的乡镇党委，有的配备了3名以上的副书记，这次调整下来的副书记就会调到乡镇人大做专职的人大主席或副主席。

　　以往的上海乡镇人大，一般只有一名专职人大(副)主席，现在很多乡镇出现两名专职(副)主席。上海南汇、宝山、嘉定、奉贤4区的乡镇都是两名专职人大(副)主席。

　　上述人大官员分析说，因为副书记职数的减少，部分富余干部就会转到同级人大任职，这是党委干部年轻化的需要。

　　虽然人大内部有一种说法，党委领导退到了人大，就是“造房子封顶”，仕途到顶了。

　　但刘宗洪认为，这些人有经验、有威信，可以更好地贯彻党的意图。到了人大之后，他们有新的任务和使命，主要是发挥人大的立法和监督作用。

　　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上海市级纪委委员人数由原来的40名增加到53名，上海19个区县的纪委委员也比上届增加了37.28%，“反腐倡廉是今后上海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纪委委员人数的增加将使纪委更好发挥作用。”上述人大官员评价说。

　　退下来的党委领导，另一种可能的去向是保留原来的级别，不再担任实职。据记者了解，在上海浦东新区，有些换届下来的乡镇党委领导，转而担任巡视员、调研员等。在刘宗洪看来，另一些专门搞党务的领导干部，按照党的传统会妥善安排。(本报记者左志坚对此文亦有贡献）（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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