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遭遇“特色危机”

　　中国城市建设近年来的趋同化和“克隆”现象，引起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4月27日，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召开的“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专家研讨会”上，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国内各界的专家学者，以四川成都的城市形象作为案例，就这一现象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见仁见智，其中不乏警世之言。　　　　　——编者

　　三年后中国将变成

　　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社会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到2006年底，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3%，这与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的17.92%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按照目前这样的发展速度，到2010年，我国城市户籍人口比例会上升到超过50%，即中国会从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变成城市人口为主的社会，这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

　　当然，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处于不同阶段。一些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富裕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

　　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相比较之下，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社区结构就要平衡得多，因此，其城市建设对策也就容易得多。

　　怎样看待此种变化呢？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以成都为例做一个剖析。

　　不要盲目学

　　北京的城市布局

　　牟广丰(国家环保总局巡视员)：

　　现在有两座城市在中国脱颖而出，一座是杭州，一座是成都。从历史上来讲，成都历来是偏安一隅的地方，中原一有灾难，就往成都跑，唐明皇李隆基“安史之乱”时跑到成都去避难，三国的刘禅在成都也过得非常安逸，以至于被当作俘虏，人家照顾他，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乐不思蜀”。“蜀”被等同于“乐”了。

　　从历史文化渊源来讲，由于有了

都江堰，川西平原包括成都人民不知饥馑，旱涝保收，人称天府之国，造就了成都人的安逸性格。

　　但是现在面临一些危机。一是有些比较大的项目，对成都的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二是成都的城市布局，希望走出自己的特色，不要模仿北京。北京是首善之区，它的城市发展模式对全国有示范作用。但北京的这种布局，城市按一环、二环、三环，一直到六环这样环形发展，使从空中看北京像个巨大的体育场。成了圆桶型的、体育场型的水泥森林、柏油荒漠。北京城的热岛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市中心尤其是到了七八月份，从人民大会堂走到革命博物馆，要出一身汗。越到城里越热，到了昌平、怀柔，才可以畅快地呼吸。

　　可是成都现在也开始学北京的城市布局，建了三条城市环线，也叫二环、三环，一个盆地型的城市搞这种布局，我听了非常害怕，别把城市给糟蹋了。苏州在城市布局上是成功的，苏州是一城两翼，一个是苏州工业园区，一个是苏州新区，一个扁担两个筐，一阵风一刮全部吹透。

　　有了内部认同性

　　才有外部可识别性

　　秦佑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

　　我们总说中国的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关键是你的地方特色还有没有。我去过几次成都，在团河边上看了一段区域，发现房子有中国古典型的、有现代式的、有西洋式的，中国城市建设最大的特点是局部的多样化，局部看起来丰富多彩，但是整个城市没有特色。外部人来看就是一个可识别性问题，即“这个城市和别的不一样”。但最重要的是内部认同性问题，如果一个城市的内部认同性丧失，外部的可识别性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千城一面绝不是因为多样化不够，恰恰是内部过分多样化，失去了每一个城市的内部认同性。

　　谁都知道，巴黎有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北京有故宫，标志性的东西有排他性的特点，如果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很好的标志性东西的时候，你再去建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取代它。就像巴黎，你盖什么东西，都盖不过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北京尽管盖了国家大剧院，但是在外国人的眼里，依然是紫禁城、故宫。如果这个城市没有标志性的东西可拿出来，就要考虑考虑。如西班牙小城比尔堡，原来什么都没有，后来美国的一位建筑师设计了一座非常独特的建筑——古根海姆博物馆，让这个濒临沉寂的城市复活。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没盖之前，没有多少人去，是悉尼歌剧院把它撑起来了。

　　中国的城市标志不多，找不出几个城市。杭州为什么出名，是西湖。桂林的漓江没有很好规划，可惜了。但杭州把西湖突出了。西安突出的是什么？你以为是古城墙吗？那是假古董！其实是兵马俑。现在有人主张要挖昭陵、挖武则天陵，其实错了。同一类的东西越多，反而把原来的冲淡了。你以为越多别人越来吗？所以，打造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一定要有很强的惟一性，其他的再强也超不过它。

　　饭田哲也(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

　　我从1991年第一次来中国，从那之后，我每年大概都抽一个月到中国来，因为中国非常广大。十几年的时间，我转了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份，去过成都三次。

　　从我来中国的生活经验出发，我想谈三点。

　　首先说说成都的食品。四

川菜是很辣的，日本人一般不太能吃辣，但是我很喜欢，觉得很好吃。我希望在城市介绍中突出川菜的特点，又香又辣又好吃。

　　第二，我们日本人对成都的了解是通过《三国志》，因为这些故事在日本也是广为人知的。这也是成都的特点。

　　第三，四川或者是成都的另一大文化亮点就是变脸，原来在日本通过电影看过这个的画面，到成都以后听人家说在人民公园有表演，我就去看了，从前面、背面、侧面看，怎么都看不出为什么变得那么快，这是非常好的亮点。

　　我很喜欢成都，喜欢成都的大街上的那种气氛，成都人很安逸、很休闲。我也去过西安的兵马俑，从兵马俑博物馆出来有很多卖东西的摊贩，让你买这个那个。而在成都到店里去，只要你不叫店员，他不会过来。希望成都能够保留“安逸”的特色。

　　Daniel•A•Bell：(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加拿大籍)

　　我在写一本书，名字叫《讨论城市》，是跟以色列的朋友一起写的。我们觉得每个城市，尤其是比较有名的城市，都代表不同的重要价值，比如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他们的穿着、建筑、语言等都跟宗教有关。加拿大的城市特色也跟语言有关系，路的名字、人的名字等。

　　美国的纽约是个大都市，它的特色价值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事业心，纽约的大部分人都想变成有名的人。而香港是谁都想赚钱。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价值。

　　“休闲城市”的四个指标

　　王琪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休闲研究专家)：

　　大家最近都在提“休闲城市”的概念。“休闲城市”有四个指标：消费占1／2以上；休闲产业的产值占1／2以上；

房地产用于休闲的占1／2以上；国民的休闲时间要占整个时间的1／2以上。没有达到这四个标准，就不是一个休闲城市。

　　不同方式的休闲肯定是有它的物质基础做保障的。比如去年4月19日在北欧开了一个世界懒人大会，本来打算是17日开，但是报到的时候，都是懒人嘛，结果没有人来，18日休息一天，19日才正式开会。开会以后搞了一个懒人宪章，共10条。

　　第一条是今天可以不做的事情，一定不要做，要放在明天。第二是别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一定不做，让别人去做。要当这样的懒人，一定是有他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方式在里面的。

　　幸福公式的计算方法即整个分母是欲望，分子是欲望的实现。欲望高，人就不会很安逸，现在成都人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大家过得很安逸。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原先在全国大城市中，我最喜欢北京。但这些年的北京我越来越不喜欢，因为它变得越来越像其他很多的城市。

　　为什么中国这些年城市发展越来越趋同？就是因为城市发展不是以平民为本，而是靠官来拍板。官怎么拍板我们不太清楚，但官的想法往往都是非常趋同的。马克思讲过，官员的思维都是理性化的思维。从负面来说，官员的思维往往是按照自己的眼界以及自己的地位所做的选择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