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班的好管家——郑华彬先生

　　1， 总务主任

　　郑华彬先生是个爱国华侨。一九四四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正处在最艰难时刻，他回国来了。他同千千万万爱国华侨一样，为了抗日救国而回来的。他放弃了正在经营的生意，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条件，果断地回到祖国来。郑先生是个正直朴实的人，非常勤劳刻苦，他被派到幼年班当总务主任，管理伙食，同学们能吃上四菜一汤，就是郑先生辛劳的结果。

　　郑先生不但管我们伙食，其他事情他也非常关心，如：有同学吵架、有同学爬篱笆、有同学上课铃响了还不去教室、有同学衣扣没有扣……什么都管，他真是个管“总务”的主任。

　　到常州后，他住在礼堂后面过道的夹屋里，房里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凳子，还有一个不太大的旧箱子，屋里就挤得转不过身来。冬天，他身上总是穿着一件白色的粗线旧毛衣，颜色已发黄了，还绣有字，他说是朋友送给他的。有一次我问他：“您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我要是成了家，谁来照顾你们？”他的话既简单又真实，而我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确实，我们这些孩子就像孤儿一样，有的人没有家，就是有家也同家里失去了联系。尤其在国家陷于动乱的时期，老师已纷纷离校(少数人因家在学校没有走)，同学中有去处的人也都离开。剩下我们这百十个“难童”，把学校当成家，除了自己能照料的事外一切都要靠郑先生来照料了。郑先生为我们操劳，除了管同学们吃饭外，还要照顾有病的同学，给生病的同学做“病号饭”。虽然当时条件已经很差，没有什么营养品，但他还是想法在挂面里打两个鸡蛋和冲些奶粉(当时没有鲜奶卖)给病人送去，每天几次地送。凡是生过病的同学没有一个不感激他，感到郑先生给病人送去了爱心、送去了温暖。郑先生从不炫耀自己，总是埋头孜孜不倦地工作。有一次，耿高明同学病了，有人说他得的是“肺痨”(当时是不治之症)而不敢接近他，只有郑先生一天几次地给他送吃的，安慰他、照顾他。耿高明也是我在教养院时的老同学，他身边无亲无戚，我感到有责任照顾他，因此我也常去照料他。郑先生对我说：“大家要像兄弟一样，要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不要听信那些闲言乱语……”。

　　每逢过年过节，大家都要聚集在一起欢庆一下。有时在礼堂有时在食堂，同学们把桌子板凳排好后，从郑先生那里搬来花生、瓜子、糖……桌子上堆得满满的，大家又吃又笑、又唱又闹……郑先生希望我们这些苦孩子能像正常家里的孩子一样，过过年、过过节，大家高兴高兴。为此，他已经忙了几天了，东跑西跑地去买吃的。但是，当我们吃得开心，玩得痛快的时候，却不见郑先生了，我们四处去找他，怎么找也找不到。第二天见到他时，我们问他：“昨晚聚会为什么没有来？”他说：“能见到你们高兴、快乐，我就满意了、安心了！”

　　我们谁也没有去想过，那买花生、瓜子和糖的钱是哪里来的，是国家发的吗？当然不是，那是郑先生掏的“腰包”。我们都知道，郑先生把每个月的薪金全都补贴到我们的伙食里了。对此我们已习以为常，认为郑先生是“家长”，家长养孩子是件正常的事。那时我们到底还年幼，脑子还较简单，常言道：“摇篮里的孩子，哪懂得母亲的艰辛！”

　　2， 混乱的时局

　　四七年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和

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全国大学纷纷起来罢课，并发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南京国立音乐院的大学生都积极参加了。我们得知消息后，都很激动，也很想参加，可惜我们还较年幼，各种能力还很欠缺，无法加入。

　　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节节失利，社会上越来越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惶惶、民不聊生。于是国民党更加紧对人民迫害，搞“白色恐怖”到处“抓共产党”。

　　提起“抓共产党”我就想起在一九四四年秋，在我们教养院发生的一件事：有位老师叫刘兆文，他课讲得非常好，待人和蔼可亲，对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同学们都喜欢他、尊敬他，都说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好老师。

　　一天傍晚，突然来了三个特务把他带走了。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三个特务又把刘老师带回来，刘老师完全变了个样，同学们差点认不出他了。脸上又瘦又黄还带有伤痕，头发很乱遮住着一些脸，手被铐着指头上还带有血迹。同学们见到这种情景，不觉都哭起来。刘老师的住房在半山大操场的上边，一排教室间隔着的教师宿舍里，一般是两位老师一间房。刘老师被带进房里，坐在一张凳子上，双手放在膝上不出声。特务不断地问他话，他也不答，特务们不停地在枕头下、抽屉里乱翻……同学们围在房间外，从两边的玻璃窗往里望，头挤着头想看个清楚，为刘老师着急，更想为刘老师分担一些痛苦。同学们一边流着泪一边骂特务。操场上也站满了同学，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刘老师受了电刑！”、“指尖被钉过竹钉子”、“特务说刘老师是‘共产党’、是里面的‘小头头’，要他回来取名单……”。同学们不停地骂着：“狗特务、王八蛋、狗X的……”。傍晚，特务一无所获地又把刘老师带走了，从此刘老师再也没有回来。很久以后，听说刘兆文老师、还有邹清泓老师、还有……牺牲在重庆歌乐山下边的渣滓洞。

　　刘兆文老师是英雄、是烈士。千千万万烈士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共和国，烈士的牺牲为的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让人民去任人宰割。

　　3， 换银元

　　不觉把话扯远了，现在拉回来。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对我们幼年班来说是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军节节吃败仗，南京国民党政府慌乱了，准备往台湾逃。淮海战役期间，常州市上天天有伤兵闹事，不是打人就是抢占东西。市上物价飞涨货币大贬值，国民党政府欺骗人民，又发行了“金元券”以图挽救货币大贬值，结果金元券同样大贬值。“国民政府”跑了，社会上更加混乱。

　　学校停课了，有关方面发下来三个月的“应变费”(就是说以后的日子自己去想办法吧！)。钞票一到手，就一个劲地贬值，早上能买一斗米的钱，到下午就只能买八升。我们要靠这点“应变费”过日子，眼看它不断贬值，郑先生非常着急。为了减少损失，就必须尽快地把钞票换成银元或买成大米。于是，郑先生找我们几个大一些的同学跟他一道去换银元。换银元的地方不是在大商店里而是在较偏一些的小街上。老远就听见银元贩子们在叫喊：“大头、大头……”。一边手里拿着两个银元不断地敲、不断地叫价，场面十分拥挤。郑先生摸清了行情，定好了换银元的价位后(大头[袁世凯头像]多少钱、小头[孙中山头像]多少钱)，让我们去讲价，不要上当受骗。后来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有人说换银元的地方是“黑市”。在那年头，除了黑市哪还有什么“白市”？

　　郑先生为我们储备的米，由于常州气候潮湿，我们缺乏储米经验，造成部分米发霉。郑先生很心痛更是焦急，赶紧找米商想办法。米商知情后说：“郑先生处处为这群孩子着想、操劳，是世上少有的好人。”郑先生的为人感动了米商，米商同意把所有霉米换成好米。郑先生这才松了口气，像是心里掉下块大石头，感慨地说：“世上处处有好人！”

　　我们储备的是三个月的粮食，郑先生说要作长一点考虑，万一“局势”拖长了、我们粮食接济不上，那就要饿肚子了。于是决定省着吃，计划着用粮，把每天的三餐饭改成每天两餐，而且还是稀饭。郑先生又带我们买些萝卜，让大家动手切成条，晒干，腌成萝卜干，作为下稀饭的菜。郑先生来到食堂，同我们一块儿吃稀饭，大家一起来“共患难”。(后来也有个别的老师到食堂来“共患难”。)

　　4，鼋头渚之行

　　淮海战役后，战事越来越迫近常州，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越来越多起来，市里一切也越来越混乱。有一次我们的何金祥同学在街上看不惯伤兵的胡作非为，批评他们，结果遭到他们的毒打！

　　郑先生说：“战争迫近、万一围城打起‘攻防战’来，会造成误伤，我们应该躲一下才对。”郑先生四处找朋友商量，怎样才能避免同学们受到误伤？力求找出最妥善的办法。

　　郑先生在太湖有个朋友——鼋头渚的大和尚，考虑到太湖位于郊外不至于发生战争，那里是最好的“避难”去处。于是郑先生立即动身去鼋头渚找大和尚商量。大和尚听说我们想去鼋头渚“避难”非常高兴地说：“郑先生的想法很好，同学们应该避一下战乱，欢迎同学们到鼋头渚来”，又说：“鼋头渚有一些地，同学们可以种，既锻炼了体质，又可以补助一下生活”。

　　郑先生回来把大和尚欢迎我们去的消息告诉我们后，同学们非常高兴。郑先生挑了十位较大的同学(何金祥、何文生、何民权、陆有瑞、梁庆林、袁世正、李学全、李仲平和我)先去“打前站”，做一次演习和锻炼。

　　我们积极准备行装，把被子、衣服等需要用的东西打成背包。郑先生又选了一位本地工友作我们向导，他俩挑着准备在路上做饭的锅、盆等炊具，我们背着各自的背包，一起出发了。

　　我们长途跋涉、步行，向太湖进军。这样的行军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每个人的行装虽说不重，我看也有二三十斤。道路并不平坦，走的是大路、小路、山坡路、田坎路……风景确是独好！一派江南田园风光，像是在游山玩水。但大家并不在意这些，一心想的是：赶快到无锡太湖的鼋头渚，一览“庐山真面目”。

　　路越走越远，步子越走越不灵活，背上的东西也觉得重起来，肚子不听话地在乱叫。天亮时上的路，现在已是下午。“什么时候到？还要走多久？”心里在嘀咕着也不敢吭声！真想躺在地上歇一下，又见大家一个劲地奋力向前，只好憋住劲向前走……太阳偏西了，天慢慢暗下来，不知已经走了多少里，总算是到了一个村庄，我们终于歇下来。

　　同来的那位工友的家就在这个村庄附近，他同村里的老乡很熟，带郑先生见了几位老乡。老乡们待我们非常热情，为我们烧水、做饭，郑先生和工友也在那里忙……那顿饭吃得真香，也许因为太饿，吃的特别多。无锡是著名的稻米产地，我们吃的米就是老乡他们自己种的。后来那位工友同我们聊起村里的情况时说：“目前村里的情况很不好，农民快断粮了！”听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心里很不安，都说：“真不该吃他们的粮食，以后他们没粮吃，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出发了，将近中午，到了太湖边上，一眼望去看不到边。“太湖真大啊！真是大开眼界！”我们沿着太湖的岸边走，岸边是沿着山丘，绕着一个个的大湾，远处濛濛的山丘深处有一片树林，工友说：“那就是鼋头渚”。大家抬头望去，一阵兴奋！我想：总算是快到了。但是，远远望去，还要绕几个大湾，路程还不少，至少还要走二三十里！

　　大家已很疲劳、很累，但我们看到郑先生和工友，他们更累。他俩轮流挑着那近百斤的担子，满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早已疲惫不堪！郑先生不是干苦力出身，肩膀没有锻炼过。他累了、挑不动了，却没有出声，只是咬紧牙向前走。他也知道大家很累了，一边走一边鼓励大家：“快到了、胜利在望、加油！”

　　我们有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决定去替换郑先生他们俩，轮换一下他们挑的担子。哪怕多轮换一下，让大家都有个间歇的机会喘喘气也好。开始郑先生不同意，但在我们坚持下他只好同意了，还不断提醒我们：“要小心、走慢点、要量力而行。”我挑起了担子，感到确实不轻，走起路来还有点晃，慢慢地找到了平衡才好些。走了几十步就感到肩痛，我把衣服叠起来厚厚地垫着扁担，这才走了二百多米。

　　终于到了鼋头渚，虽然很累，大家都非常高兴，大和尚高兴热情地接待我们。大家休息过后，大和尚带我们去看看四周的环境，眼前一片清清的湖水。有人自言道：“真是个游水的好地方！”这里风景真美：远处青濛濛的山，近处绿幽幽的树林……莫非是到了“世外桃源”！第二天我们离开了美丽的鼋头渚，坐火车回常州，临别时大和尚对郑先生说：“你们随时可以来，郑先生最好先搬来住。”郑先生回答说：“我离不开这些孩子，他们现在最需要人照料……我们一定会来的。”(后来我们没有去鼋头渚避难，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国民党兵逃得快，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