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中气候政治战：交锋日益频繁

　　李力

　　欧盟一直对高环境标准给其商品出口竞争力造成的消极影响颇为不满。为此，欧盟希望打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闭口不提《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确立的温室气体减排上的量化标准，反而不断在环境问题上向中国、印度施压，要求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分担责任”

　　5月28～29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八届亚欧外长会议上，能源和气候问题成为首要议题。一直以“环保先锋”自诩的欧盟，积极游说亚洲国家接受欧盟“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在以敲定《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路线图为主要目标的八国集团(G8)峰会召开(6月6～8日)前夕，已被西方舆论称为“未来全球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再次在欧洲遭遇唇枪舌剑。

　　中欧“礼貌”交锋

　　在本届亚欧外长会议前夕，G8峰会兼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便放出“气球”称，能源和气候将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他坦陈，欧盟在推广可再生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不无“野心”，并希望亚洲国家能表现出同样的决心。会议期间，欧盟将气候变化问题称为全球性的挑战，提出世界各国有必要就“《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结束后的时代制订一个全球性、广泛的气候责任制度”。

　　欧盟负责对外关系和睦邻政策事务的委员瓦尔德纳与中国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会谈时，要求中国就气候变化问题作出更多努力。杨洁篪则再次重申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气候变化并不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各国应兼顾发展和环保，中国已就减排设立了具体目标，并通过法律鼓励节能和提高能效，“人们应该看一看中国所作出的努力”。

　　杨洁篪说，世界各国应共同开发新型的、可替代的清洁能源和技术，“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可能能够做得更多。”

　　日本新态度：中美须作承诺

　　始终希望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保持“高姿态”的日本，在本届亚欧外长会议上的表态颇出乎欧盟的意料。

　　德国在会议期间提出，各国应在2009年前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新框架”达成协议。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发言人则对外界表示，在启动新协议的谈判前，必须明确所有国家都被第二承诺期包括在内——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非《京都议定书》成员”未被纳入新框架前，日本不能接受欧盟设定的“2009年时限”。

　　实际上，日本刚刚于5月24日抛出了一份“2050凉爽地球”的新倡议，呼吁在2050年前通过加强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推广清洁能源的应用，将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0年的基础上减少一半。

　　尽管日本的倡议在具体减排目标上与德国的提议基本一致，但日本强调美国、中国必须参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日本提出这样的条件，无疑给欧盟出了道难题，使德国在本届G8峰会期间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路线图”达成共识的希望更加渺茫。日本此举除包括与欧盟争夺“环保发言权”的意图外，更将中美推向了前台，使中国在减排方面遭遇更大的压力。

　　欧盟打“气候牌”的背后

　　从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4月1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首次引入气候变化议题，到德国力主G8峰会瞄准气候变化，欧盟近期一再在国际重大场合充当环保急先锋。把气候问题拔高到“集体安全层面”，并屡屡将矛头直指中国。这背后有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欧盟希望以“气候牌”作为自身的“特色外交”。近年来，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并逐渐成为有别于传统安全领域的政治话题。英、德等欧盟国家，除希望凭借环境问题赢得国内民众支持外，还不遗余力地在联合国、G8峰会等国际场合渲染环境问题的政治安全色彩，以期加强自己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其次，“气候牌”是欧盟面对能源安全危机交出的答卷。2006年初，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天然气纠纷暴露出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隐患，使欧洲人至今心有余悸。随后的一年中，从内部市场整合到外部能源供应，从扩大能源进口渠道到力主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倡节能，欧盟开始全方位构建自己的能源安全政策。

　　今年初，欧盟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共同能源政策路线图，致力于通过建立以减少能耗、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为核心的新能源政策，实现到2020年温室气体比1990年减排20%、可再生能源满足20%需求的目标。面对能源安全的隐患，欧盟力图掀起一场“新工业革命”，使自己在本世纪中叶成为“高能源效率和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体”，减少对外能源依赖。

　　第三，欧盟一直对高环境标准给其商品出口竞争力造成的消极影响颇为不满。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此次表示，欧盟希望与亚洲在经济领域展开公平竞争，“不能仅仅因为欧洲所坚持的高环境和社会标准未在世界其他国家受到尊重，就导致欧洲的工作岗位向亚洲转移”。

　　为此，欧盟希望打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国际机构安排确定的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和基本原则，闭口不提《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确立的温室气体减排上的量化标准，反而不断在环境问题上向中国、印度施压，要求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分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