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生产队集体决定我高考

　　黄蓓佳：1977年考取北大中文系、现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人生的转折往往源于决定。30年前，570万人因为一场考试被紧密联系起来：在此之前，他们分布于天南地北，年纪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间相差14岁，有的尚未成年，有的已过而立，有的业已习惯面朝黄土背朝天，有的仍以闲暇苦读作为消遣……在高考空白的10年间，考试于他们而言已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而懵懂和茫然依旧难以压抑他们的求知欲望和来之不易的公平机会。他们的人生，因为这个决定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改变，对于当年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远离校园的学生而言，高考不啻一场命运攸关的鏖战——有的人奋勇突围，从此功成名就；有的人折戟沉沙，一生默默终老。

　　从1973年开始，18岁的黄蓓佳便以知青身份前往老家江苏如皋位于长江上的一个小岛插队。4年后的夏天，当她正参加当地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运动时，父亲捎来一条“内部消息”让她看到改变人生处境的一线光亮。

　　黄蓓佳的父母那时都在邻县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当时中学里开始传闻“高考可能恢复”的内部消息，于是父亲第一时间把这个重要传闻写信告诉黄蓓佳。因此，相比同届高考生，黄蓓佳“幸运地”拥有了大约半年的高考准备时间，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

　　相比高考准备的顺利，真正让黄蓓佳感到揪心的是高考报名资格。刚恢复高考，之前施行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惯性还是比较大，当时还有一个“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说法，能否参加高考，一个人的政治背景、家庭成分具有分量较重的参考作用。

　　因此在填完志愿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埋头复习，而是回到村里等待生产队集体决定能否同意她参加高考。那天生产队在社里的仓库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社员集体讨论黄蓓佳的劳动、政治表现，决定让不让她参加高考。

　　当全体社员在里边开大会时，22岁的黄蓓佳一个人在外边徘徊。因为背着“地主”的家庭成分，她紧张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毕竟自己一生的命运正在被这些贫下中农群众掌控着。

　　会议大概只有半个小时，但对于翘首以待的她，这段时间过于漫长。终于门开了，第一个走出来的生产队长朝她笑了笑，说了句话：“你去考吧。”刹那间，黄蓓佳的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

　　时隔30年，回忆起那一刻，黄蓓佳依然感慨不已，就是那么4个字，她一生的命运被彻底改变。那一年，她幸运地考上了

　　大学退学后“回炉”重新考

　　叶兆言：1977年高考落榜，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知名作家

　　体检不合格被迫选报文科

　　回顾当年高考复习的情景时，叶兆言一点儿也不隐瞒学习的“真实水平”。1974年中学毕业的他觉得自己快成文盲了。在他看来，上个世纪的中国，最没文化的一代就是从比他大三四岁到他这个年龄的这一代人，高中毕业的程度“和初一学生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初一”。

　　那个时代不少知识分子家庭对于文科存在莫名的恐惧。叶兆言的父亲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所以自打叶兆言懂事，家里的大人都反对他学文科。受家庭影响，叶兆言报考大学时铁了心要报理科，也一直为此积极准备。然而报名时，一个严重问题发生了，理科要通过体检，他的眼睛不合格，要上大学只能改考文科。

　　1977年，临时改考文科的他匆忙上阵，虽然参加了复试，但结果却是落榜。这给他带来不小的打击，“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太强烈，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

　　大学退学后“重起炉灶”

　　当时叶兆言在工厂里当工人，1977年年底到1978年上半年，他所在城市的市机械局系统办了一个正式大学，面向青年工人招生，考上了由厂里出钱，读3年，叶兆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热处理专业。

　　不过叶兆言只去这所学校上了一天课，那一天的感觉非常不好，他开始问自己：热处理专业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我是否愿意终老于此？过去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冒了出来。

　　第二天，他没去上课，而是去找工厂的一个副厂长，问他能否不读这个学校。他开玩笑说：“钱都交上了，你怎么能不读？”叶兆言说：“那钱我来赔好了。”他笑着说：“不得了，就你们家钱多！”不过见叶兆言决心已定，他话锋一转说：“要让我讲真心话，你就不应该读这个学校，你可惜了，你不是这块料，你应该有更好的机会。”

　　叶兆言至今很感激这个副厂长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台阶。在副厂长的默许和鼓励下，他很轻易地退了学，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加入高考队伍。1978年，叶兆言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回顾那段经历，叶兆言至今仍把能考上大学视为最快乐的事——“在这之前，所有的快乐都没法和它相比，甚至以后也没有。”晨报记者 罗德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