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腐败官员通过打擦边球方式权钱交易

　　但是，如曾锦春般公然腐败的尚属少数。更多的腐败官员在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进行权钱交易。闹出“认证风波”的全国牙防组，就游走于企业赞助和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此外，更多腐败官员是不通过自己出手的。据查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通过职权为其情妇承揽工程谋取巨额非法利益。是以坊间戏语，“一个贪官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贪婪的情人。”

　　而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只是‘双规’以后”，才想明白了通过家属接受企业送礼也是受贿。

　　这种受贿还是容易被抓住把柄的，更为隐蔽的是“权力期权化”。前不久爆出的原上海建设党委书记、上海市

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上海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等，都是退休后“下海”捞“大鱼”。相关的调查表明，他们不过是任上权力任后享受。而不少退休官员“下海”后成为诸如企业的高级顾问，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其间是否有猫腻，一直耐人寻味。

　　这些层出不穷的腐败花样，已经不再能够激起大家的惊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顺应形势发展，中共对腐败的认识与制度化的治理也在逐渐强化。

　　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首次提出了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目标，“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大框架形成局面下的具体措施，更是层出不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本刊记者说，“恐怕几千个文件都不止了。”而严禁通过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则是新形势下对腐败行为的一次对症下药。

　　关键在落实

　　腐败多发的原因耳熟能详。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回答关于反腐败问题的提问时，非常明确地表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这就是我国目前反腐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胡星斗说，我国目前已制定了300多部法律、800多部法规和3万多个规章。但通病是，在不受监督、肆意延伸的权力面前效果有限。

　　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

　　一些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学者对本次新《规定》的效用还是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担心。中央党校的一位专家在给本刊记者的短信中评论《规定》说，“类似通知太多，基本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尽管《规定》列出了有针对性的八条禁令，但其现实的可操作性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胡星斗说，“关键是这些规定有多少可以落实。”他认为，《规定》里虽然列举了严禁，也有“严肃处理”的话，但是，没有看到具体的问责惩罚措施，“没有大力度的问责惩罚，所有的规定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胡星斗举例说，1995年5月25日，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由于缺乏监督与问责，最后是不了了之。

　　针对此次《规定》的具体条款也有一些争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权力的期权化是很难认定的。当事人双方很多只有一个口头的约定，要取证也是非常难的。在此情况下，如何认定是一个大问题。“但在很多国家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任举例说，在新加坡，只要官员的一项决策，结果明显不合理，那就足以让这个官员接受惩罚。而在中国，这一点还做不到。“而且，在具体操作中，如何保证举报的有效性，有效地保护举报人，这都是个问题。”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制度反腐的征途上，中国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记者 何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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