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如此丧心病狂？

　　导演、编剧、作家、推销员、设计师……未满16岁的王涛（化名）怀揣的种种梦想，就在3天前他拿刀砍向母亲的时候彻底破灭了。

　　一个寻梦的少年，为何如此惨无人道地蓄谋杀害自己的生身父母？“我知道杀人偿命，但只有这样做，我才能获得自由，才能完全解脱！”王涛反复对记者说的这句话中所宣示的仇恨心态，令人极度震惊。

　　他向父母举起了屠刀

　　一个月前，住在广州瑶台向阳大街6巷21号出租屋协助父母做生意的王涛开始策划谋杀父母。6月7日，他曾准备用铁锤砸父亲，但因想到父亲会“很痛”而未实施。

　　6月12日下午，父亲外出进货，家里只留下他和母亲。王涛又一次开始实施 “计划”，并告诫自己这次一定要“意志坚定”。于是，他拿起木棒朝母亲使劲打去，母亲惊讶地喊：“你打我干什么，我是你妈啊！”但连续几次重击终于使她昏厥，王涛继而用菜刀向母亲颈部割去，直到确认母亲死亡。

　　半小时后，回家的父亲发现了一切，当即准备报警，王涛又用菜刀砍向父亲。父亲受伤后夺门而逃。案发后的王涛畏罪潜逃，公安部门于13日凌晨将他擒获。

　　一个不到16岁的孩子，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地置亲生父母于死地？带着这个疑问，记者采访了王涛。眼前的王涛很镇定，见到记者点点头，不回避记者的任何提问。

　　记者：你为什么要杀你母亲？

　　王涛：因为我恨她。

　　记者：你为什么恨她？

　　王涛：因为她限制我的自由。

　　记者：你知道杀人偿命吗？你后悔吗？

　　王涛：我知道，但我不后悔。

　　这是为什么

　　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外科大楼五官科住院，刚脱离危险期的王涛父亲对记者说：“我们农村人认为赚钱给儿子建了房子，娶了媳妇就是对得起他了，其他的从来没多想过。”他反复说着一句话：“我真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的确，父母在经济上给了王涛很大的满足。没来广州时，父母虽然回河南看他的次数少，时间短，但每次总是从广州给他带一些“稀奇玩意儿”；王涛说，到广州后，“我缺钱就在他们钱包里拿，拿多少他们根本不管。” 他很多同学都没有他的钱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王涛感到亲情的温暖。他说，近16年来，他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4年。从刚有记忆时，父母就远赴广州打工，他被留在了河南安阳老家，托付给70多岁的奶奶抚养。

　　陪伴王涛童年的是冷冰冰的电视机，他鄙视课堂里所学的一切，“课本上的东西，我在电视上都可以学到。”到小学五年级时，他再也不愿上学了。辍学后，年迈的奶奶生了重病，再没有能力照顾他。2003年，母亲把他接到了广州。与父母的重逢，没有给王涛带来任何喜悦，除了感到陌生，还开始“生厌”。这种陌生和厌恶的情感竟然在短短4年间演变成了“仇恨”。

　　王涛跟随父母做烧烤生意。从晚上9点到凌晨3点，他都要在父母所经营的烧烤排档，给客人端茶送水，或送货到家。每天的睡觉时间是凌晨4点到中午12点。

　　这样的生活并不是王涛所要的。他喜欢写作，闲暇时开始构思小说。他说，在他头脑里已经构思了8部小说，开始动笔的已有2部。他尤其对历史感兴趣，他把自己撰写的小说起名为《宋王传奇》，并以南北朝为历史背景，认为目前描述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并不多见。他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被拍成电影或出版。

　　在王涛的印象中，父母仅给他送过一本书《中华上下五千年》，还是他主动要求的，因为他想了解南北朝的历史，进而完成自己的小说。当时父亲还很费解地问他：“你买这个干什么？”他也曾经把自己的想法跟父亲谈过，还把自己小说的开头拿给父亲看，第一次父亲表扬了几句，可后来，父亲只是随手翻翻，没有表现出更多在意。从此，王涛再也不愿把自己的想法对父母讲，认为“说了也没有用”。

　　王涛说，每次在烧烤排档帮忙时，母亲总是当着很多客人的面责骂他，甚至用很鄙夷的眼神看他。“他们不欣赏我，几乎不表扬我，只是挑剔我。”王涛感觉“很伤自尊心”。谈起父母，王涛说：“他们的生活乐趣就是做生意赚钱和买彩票想中奖。”

　　他说，唯一自由的时间是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8点半。他可以在这段时间去上网，寻找自己的世界。只有在网上，他才有机会跟家乡的同学聊天，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可是就连这个小小愿望也常常得不到满足。父母经常责备他上网花钱太多。

　　没有上学，更没有同学和同龄伙伴。王涛用“孤身一人”形容自己，就算是打游戏和打台球这样的娱乐项目，他都是一个人玩。

　　王涛认为父母是扼杀自己自由和梦想的罪魁祸首。长期孤独，对生活的不满，对理想无法实现的失望，种种情绪终于积累成了对父母的深刻仇恨。“只有杀掉他们，我才能完全解脱。”他得出了这样一个荒谬而罪恶的结论。

　　社会该为王涛的悲剧负什么样的责任？

　　王涛用“等待梦想”为自己的博客命名，他在博客里说自己是“寻梦之人”。他告诉记者他想当导演、编剧、作家、推销员或设计师，可是“梦想很大，现实很小”。

　　当“等待梦想”遭遇“教育真空”，社会将为王涛的悲剧负什么样的责任？

　　民进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主任李伟成说，像王涛这样的从留守儿童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长期处于教育“真空”，政府尚无专门的部门对这个群体进行管理；而现阶段的政府部门对外来工“管”得多，服务、帮助得少。李伟成说，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目前有39．2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工子弟。按政策，外来工子弟教育以流入地为主，公办教育为主，广州需要多盖400所学校，教育部门面临很大压力。但实际上广州市难以也还没有对庞大的外来工子弟提供公办教育，对于大城市来说，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正在成为越来越迫切的现实问题。

　　广州市青少年文化宫副主任陈冀京说，尽管王涛的悲剧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仍能反映出多数外来工子女潜在的心理问题。在农村，他们是留守儿童，与父母有严重的“疏离感”，认为父母亏欠自己，甚至怨恨父母；来到城市后，他们觉得与城市孩子差距大，是“边缘人”，自卑感强。于是他们把所有的不满转化成与父母的对抗，一旦父母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就很容易引发家庭冲突，如同“定时炸弹”拉开了导火线。

　　专家建议借鉴香港的做法：政府鼓励相应的社会工作机构在对外来工子女进行广泛社会调查基础上，向他们提供适应期内的专项培训，包括语言、社会文化、政策法规等，为他们尽快融入大都市的生活，特别是心理上融入新的文化环境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一些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应免费向外来工子女开放，政府还可为他们的提供一些如《生活指南》《新市民须知》等城市生活指导性的册子。同时，公办学校要降低门槛，让外来工子女就读；大力扶持外来工子女学校，加强对其教学指导和管理督导，对主动承担部分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学校给予补助。

　　（据新华社广州6月15日电）

　　来源:玉林日报

　　责编:李晓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