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鼎盛：无所谓广州人还是香港人

　　

■红线女和马师曾结婚时的合影，他们俱为广东粤剧界殿堂级名人。

　　■新快报记者 徐碧姗 宁彪/摄

　　推荐语：现在，不用提“红线女和马师曾的儿子”这个身份，马鼎盛这个名字已足够响亮了。

　　生于香港，在北京度过青少年时代，下乡到

东莞农村，再入中山大学历史系；痴迷军事，做过研究员，北京话和粤语都非常地道——这些再加上出身名门，交际高广，做传媒这一行简直是得天独厚。马鼎盛成了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

　　身处独特的凤凰、独特的香港，以传媒人的眼光北望南观，马鼎盛的观察值得细想。

　　■个人档案

　　马鼎盛

　　马鼎盛，香港军事评论员。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会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席研究员。1949年生于香港，父亲马师曾母亲红线女俱为广东粤剧界殿堂级名人。他在北京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马鼎盛，于1980年发表了他的首篇论文《中日黄海大战的胜负问题》。1982至1989年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又发表了《香港战役十八天》等论文。

　　1989年回香港定居，先后在《明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任职，撰写时事评论、军事专栏等，也曾经在香港电台等电子媒体任职。2003年海湾战争期间在凤凰卫视主持《军情观察室》大受观众好评，现在为凤凰卫视专职时事评论员。

　　今年清明后不久的一个周六，记者和马鼎盛在广州火车东站会面。马鼎盛每次返穗都是乘直通车。到站不久，天空下起雷雨，马鼎盛去往银河革命烈士公墓，在父亲马师曾的墓前鞠躬、默立。

　　如今马鼎盛的名声已经大得让他不再介意别人说自己是红线女和马师曾的儿子。作为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他的受欢迎程度令他自己都有些诧异：某次在机场，有中年妇女追着他要签名，他想难道她们也看军事？

　　问马鼎盛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还是广州人，他说：无所谓，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家住香港，但广州已不是我当年的广州，我已找不到心中那个“乡”了。

　　记者：你对内地和香港都非常熟悉，在你看来，香港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马鼎盛：几代国家领导人都不断强调香港不可替代的特色，那个特色如果没有了，香港生命力就会差很多，变为大陆一个普通的城市。

　　它最具特色、最无可替代的是它的国际化，这是上海、广东、深圳、北京都没办法学的。它的国际化不是一年半载，不是三五年，是一百三十年，这个国际化如果被忽略了，让经济数字冲击了的话，那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目前从长远来讲，对香港的作用方方面面注视得不够，理解得不够，简单讲，香港北望太多。记者：那么从传媒环境来看，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马鼎盛：我们做传媒很清楚，21世纪是一个资讯化世纪。香港的优势不在硬件而在软件，甚至不止是金融中心，更重要是一个资讯中心。资讯不仅仅是指传媒，资讯这种无形的产业现在很多人还理解不到，比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对于香港而言，如果没有这个（资讯）中心，那世界物流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世界旅游中心等等，都变了。

　　记者：香港的这种环境有什么作用？

　　马鼎盛：邓小平当年制定“一国两制”的时候，他的战略眼光更深远，不仅仅是为台湾“一国两制”做一个典范那么简单，而是希望把香港成功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经验引进大陆来。回归十年来，香港在这方面，对内地起到的启发和启迪作用，远远达不到邓小平的战略构思。

　　记者：从传媒上看，有什么方法能把内地和香港的优势都发挥出来？

　　马鼎盛：文化交流方面，双方应该是互相适应，同步发展的。这个主动权不在香港方面。香港传媒近十年来和内地交流，还是第一个要争取接触，争取交流，第二个还是要入乡随俗吧。不管是什么媒体，香港的到大陆找料，就必须入乡随俗，挖料不能挖到违法。这不是改造，而是适应，因为不可能一蹴而就。

　　记者：直通车那么方便，你母亲又住在广州，你一定常回来吧？

　　马鼎盛：没有，一年最多两三次，回来办事，探探老娘。每次也就呆一两天，住在宾馆里。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广州人还是香港人？

　　马鼎盛：无所谓，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我现在身份证是香港身份证。

　　记者：从内心而言，你对香港和广州分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马鼎盛：香港对我而言是家，家住香港，工作在香港。我在香港的生活主要内容就是工作，认识的人也是同事，几乎没有朋友。

　　而广州，已不是我当年的那个广州了。街上讲普通话的越来越多。现在广州治安很差，很可怕，当年我住在华侨新村，那里小巷幽深，最适宜拍拖，但很安全。而现在晚上在那里转会心惊惊的。

　　心里的那个乡——家乡，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记者：你说过，对你母亲而言，粤剧已经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那对于你，有没有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东西？

　　马鼎盛：有。军事（研究）就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东西，非常痴迷。

　　个人语录

　　“我爸爸虽然是一个艺人，但他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抗日期间，他在香港每年都拿出半年的工资无偿捐献出来作为抗日经费；日军曾强迫他演戏劳军，他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回广州。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教育我，一定要有中国人的志气，多做有益中国强盛的事。”

　　“战争虽是高层的决策，却对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战争不仅上层关心，老百姓同样关心。”

　　“我在香港的大学里办讲座，到场的女生几乎占到一半，难道香港的年轻女孩比广州的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