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财富的转移与传承

　　中国有多少“富二代”？据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统计，内地仅千万富翁就已超过24万，而所有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8成，有资格成为百万乃至千万富翁的“富二代”们数不胜数。

　　300多万家民营企业，占去中国经济主体2/3的江山，对于中国民企“富二代”们来说，在权力的交接过程中，仓促上马也好，水到渠成也好，他们思考的是走出父辈们依靠政策与个人魅力发家的经验时代，并在充满变数的竞争中完成向现代企业治理的转型。他们的父辈都有着清晰的个人形象，是突破体制的改革实践者，或是扭转市场格局的创业勇夫，那么，富二代的形象是什么，他们能否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三代？

　　传承问题是全世界所有家族企业都需要直面的难症，为了避免财富延续的“生死劫难”，顺利把新钱揉捏成老钱，美国有“继承人辅导队”。在美国的家族后代，一般在未继承家产前，就会被托付给一个由教师、律师、公关人员、保安组成的团队，长期服务。许多西方社会盛行的信托

理财制——建立较为周密的信托理财方式，使得财富维护与扩展受制于更加职业的管理方式，而使家庭成员只成为财富收益的部分拥有者。

　　而在欧洲，第一代是创始人，第二代会在企业内拥有一个办公室，但通常不会直接接班，而是由年长的老臣短暂接力、辅佐第二代完全成长起来，再交给第二代。等到第三代、第四代，公司已经公众化，继承人也已经“由富到贵到雅”，他们或许已经丧失了管理企业的兴趣。

　　西方的传承制度未必会在中国找到空间，从财富观到企业理念，东西方的碰撞并不只在谈判桌上。方太厨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茅理翔早在1999年前后把企业交给儿子打理，成功完成了接班，自己则专注于家族制企业研究。他对此颇有心得，认为国内民企绝大多数属于家族企业，但第一代家族企业至少有30%因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而消亡，“未来5——10年，将是家族企业新老交替的动荡期。”

　　生于安乐，长于动荡，富二代们的人生征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又一坎坷。这可能不单单是他们的困境，世界如是。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研究，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还在经营。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结果也大同小异：所有家族企业中，只有15%的企业能延续三代以上。这份报告还特意还指出，具体到中国，情况更糟，三代可能要改为两代。

　　承担压力，还是在压力下崩溃。富二代在复杂的目光中粉墨登场。同样，他们的生活圈，他们的压力和忧愁，对于旁人而言，或许都来自另一个生活世界。

　　俏江南的传承迷局

　　汪小菲：没觉得我会继承俏江南

　　俏江南集团的传承是一个悬念，张兰和汪小菲母子正努力把这间连锁餐饮企业打造成世界品牌，前者是创始人，后者却未必是继承人。

　　文/邝新华 图/吕家佐

　　张兰很喜欢笑，每说完一句话都会表现出职业性的笑容等待记者的说话，而还没等记者问完她就开始回答；汪小菲不喜欢笑，每次听完问题都深思很久才回答，问的问题多了，有时还会有点不耐烦。

　　联系方式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找到的，汪小菲不愿意告诉记者他母亲的电话，也许是出于保护母亲，也许是出于保护自己。汪说他很少跟母亲合照，后来在市场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合照。

　　汪小菲小学四年级时，张兰就留学出国。张兰回国不久，十几岁的汪小菲就跑到法国、加拿大上学。在母子俩人各自的奋斗历史上，分多聚少。

　　把生意变成创作

　　俏江南是汪小菲MBA毕业从加拿大回来以后第一份工作，职位CEO。“兰club”是汪小菲在俏江南做的第一个项目。这项目也是母子俩条平行线相交时碰撞出的第一个火花。

　　在北京尚都国际中心29层的办公楼里，汪小菲指着窗外正在修建的“朝外SOHO”：“我们在物质文明的钢铁中迷失了，大家都在盖一样的东西，都认为这是一个国家从发展到发达的一个标志。可巴黎、米兰这些国际化大城市，没有这种高楼大厦，没有三环、四环、五环这些宽阔的马路，但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酒店、博物馆、餐厅和设计师。”

　　给中国人介绍世界流行的动态，给外国人一个全新的中餐理念。这是汪小菲在加拿大读酒店管理的时候就开始酝酿的。

　　也正在这个时候，张兰带领的俏江南已经进入了一个品牌多样化的发展时期。在她的规划中，商务型定位的俏江南(South

　　Beauty)还需要一个针对高端人士和针对年轻人的餐饮品牌。

　　2004年年底从加拿大回国后，汪小菲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张兰就把打造高端品牌的任务交给了他。“不谋而合”，这是张兰对“兰club”产生的一个总结。

　　汪小菲回忆说：“(回国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参与整个兰club的筹备与设计，包括一些概念，与设计师的沟通，到法国开会等等。”

　　张兰说：“他说的什么事情(我)都给他细化了。我做的是执行，装修、采购等等，实施他的想法。”

　　这一点，张兰更像一个首席执行官，而汪小菲像一个思想生产者。

　　“兰club”延续张兰对餐厅装修的理念，所有物品都是从原地购进。包括百年的水晶产品和几十万元的一盏灯，还有“从英国买了面料，运到意大利放到不同的椅子上去”做出来的家具。广为传颂的故事是，张兰跑到四川郫县砍了很多竹子，把阿兰酒家装修成一个小竹楼；为了打造巴厘岛风情，张兰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采购古董，差点因为地震回不来。

　　汪小菲也有这个嗜好。“我很快就要在‘兰club’开一个商店，卖一些我在国际上收集的商品，水晶制品、书、音乐，任何我认为好的东西。”

　　把生意变成自己创作艺术品的一个过程，这似乎是张兰母子一种遗传式的偏好。而“兰club”更像是这个艺术作品角落里的署名，这个署名代表着所有权。

　　以“兰”为号是“项目设计师”汪小菲想出来的：“我跟我母亲一说，一分钟就定了。叫兰有一些别扭，就加了一个club作为后缀。”

　　张兰说，用兰作为名字，不仅仅因为自己，更因为兰花代表着中国文化。

　　汪小菲把“兰club”看成是自己献给母亲的一个作品：“她打造俏江南很不容易，我想做一个很好的作品来献给她，用她的名字，她有资格。”

　　母子的平行生活　　

　　从时间上来看，张兰创业的历程正是汪小菲求学的历程。在汪小菲加入俏江南集团之前，母子俩更像生活在两条平行线上。

　　张兰说：“我不管，都是他自己。”

　　汪小菲说：“我从小都自己过。”

　　由于父亲经商早出晚归，母亲也忙于上班，沟通并不是很多。小时候的汪小菲居无定处。汪小菲从小就是在奶奶、姥姥、姑姑家辗转地换着住，“或者是自己住平房”。后来各有各的出国。

　　到法国读大学的汪小菲最后放弃了服装设专业转而修工商管理，还有后来的酒店管理MBA，都在学业上体现了汪小菲有意向俏江南集团靠拢。

　　张兰说，专业的选择上她并没有左右汪小菲，只是在读服装设计专业时，小菲听了听她的意见。汪小菲说，之所以选择学商，是自己的兴趣，而并不是受母亲的影响。

　　实际上，汪小菲对母亲是十分敬畏的。

　　“有一次我偷拿了20块钱去打游戏机，她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教育。”汪小菲说。

　　张兰更直接：“不光训，打得死去活来的，让他一辈子记住，不能去拿东西。”

　　一方面张兰要求严格，一方面汪小菲天资聪敏，他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这样的成绩，也让自小受苦的小菲希望有出头之日——这似乎是他们全家的性格特点。

　　在汪小菲的记忆中，小时候去阿兰酒家玩耍那段时间是最无忧无虑的，那里有很多朋友一起玩。但现在的汪小菲似乎生活圈子越来越狭小，他没有参加任何商会，承认自己和同龄人没有共同语言，那种因交际而带来的人脉资源在他眼中并没有太多意义。

　　无忧无虑已经成为汪小菲的回忆，他现在是一个有4000员工的集团公司CEO；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有出息成了张兰对汪小菲最殷切的期望。

　　继承俏江南，成为大部分人对张兰、汪小菲这两条平行线下一次相交的假设。

　　“他未必是企业继承人”

　　当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是母子俩时，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这是一个家族企业。但有趣的是，在与母子俩分别的谈话中，都听到这样一句话：这不是一个家族企业。

　　“创业团队中的一员”，这是张兰对执掌俏江南CEO之职的汪小菲的定位。在推出“兰club”以后，汪小菲仍然负责整个项目的运营。“跟员工一样，也要签责任书、保证书。达不到指标自动撤职。”这是张兰对汪小菲的要求。

　　对于汪小菲适合负责哪个部门，张兰脱口而出：“市场开发和品牌建设”。

　　俏江南集团财务、人力和市场的一些事务，汪小菲也正逐渐地参与。而且，汪小菲正在策划俏江南两个重要的新项目。其中一个是俏江南三大餐饮品牌中的最后一个——青春健康品牌Beauty

　　Beauty。汪小菲准备在今年10月推出这个餐饮品牌。这个针对80后消费者的项目正好用得上汪小菲的设计品味。另外一个是面对CEO消费群的高端酒店品牌。

　　“他在创新能力上100分。管理方面还有待于学习。”这是张兰对儿子两年多来工作的评价。“他有这么高的学历，用不着我多去指导了。”

　　所有这一切，至少说明张兰正在培养汪小菲成为接班人。

　　汪却说：“没觉得这个企业是由我来继承的。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我的事业，但这个事业(俏江南)是我们的一个品牌，谁有能力谁来做。”

　　“我没这个能力就不希望(继承)，我有这个能力就希望(继承)。”对于一个刚毕业就成为集团公司CEO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人很多时候把自己想做的与适合自己做的混为一谈，或者直接把别人希望自己做的当作自己想做的，甚至当作适合自己做的。

　　而另一件事情表明，张兰并不一定会把俏江南“传”给她的儿子。“对企业负责而不是对家族负责。”是张兰对这件事的表态。上市的准备就代表了这一倾向。当前，俏江南正与国外一些基金进行接洽，张兰希望能找到国际上最好的基金，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她眼里，俏江南是一个世界品牌。

　　“什么接班的，从来没考虑过。他就是股份的持有者。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人，最好的CEO来执行。”谁有能力“带领这个企业走向世界顶端”，就交给他经营。“菲菲有能力来竞争这个岗位，这是他的事。”

　　方太父子的权力交接

　　富二代离不开扶持

　　方太厨具公司的权力传承在外人看来已经完成了，茅忠群走到了台前指挥企业，作为董事长的父亲茅理翔更多扮演的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他说：“否定家族制就是否定民营企业。”(不要做成引言，请做成贴士)

　　名声在外的方太厨具公司位于浙江慈溪，这里是无数小家电企业的集群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经历着20年的翻云覆雨，经历着中国式管理与海外管理的融合、纠缠。作为中国厨房领域最成功的生产厂家之一的方太也是远近闻名的家族企业传承的模版。父亲茅理翔与儿子茅忠群在共同创业创立“方太”的过程中，也力图在闪光灯的注目下完成两代人的权力交接。

　　方太的“厨房”展示厅内，父子二人的广告宣传照片不分伯仲的悬挂在大厅，员工分别称呼茅氏父子为“董事长”和“总裁”以示区分。在常人眼中，他们一个是笑眯眯、和蔼可亲的茅老先生，一个是严肃而不苟言笑的大老板。

　　儿子的3条原则和父亲的第三次创业

　　1996年，是方太品牌创立的年份，也是茅氏父子传递家业的关键年份。那一年，茅忠群从上海交大研究生毕业，面临着或留校教书或出国读博士的前途选择，当时方太的前身是“飞翔”企业，作为一个经营电火枪的品牌，激烈的市场竞争让茅理翔遇到了事业的瓶颈。于是，他问儿子是否愿意继承企业？儿子说考虑考虑，然后花了半年时间，一直在老厂里转来转去，到处看到处找人聊，但是始终没有答应父亲。虽然老茅有非常强的自信心，“我认为儿子能接受我的理念，做我事业接班人可能性非常大”，但是还是沉不住气，隔段时间问儿子——你定了没有？定了没有？

　　茅忠群决定加盟，与父亲谈了3个条件——“不搞电火枪产业，新项目我自己决定；不在乡下，在慈溪开发区新建厂房办一个企业；老厂职工基本不要，重新招聘大学生。”对面小茅的条件，老茅一口答应，因为儿子帮他理清了一条思路，他从中看到了家族企业可能的行进模式，“我有3句话，就是民营企业创业初期一定要实行家族制；发展到一定规模一定要淡化家族制；对民营企业来说否定家族制是不可以的，否定家族制就是否定民营企业。”

　　茅家家族成员只有4人，老茅、太太、女儿、儿子，而真正参与企业管理决策的只有儿子茅忠群一个人，他麾下的企业高层全部是职业经理人，很多来自世界500强企业。“通过那些职业经理人，我们消化和吸收了西方管理制度，把它与我们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嫁接起来，成就现代化的家族企业。它的核心命题就是家族控股，有现代职业经理人，现代管理模式，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家族所有权层面，方太要始终保持绝对控股的地位，”但在经营层面，方太有意识淡化家族制的决定，在股权比例上，女儿拥有方太的14%的股权，老茅与女儿都不参与任何的经营。”

　　当然，作为一个“大权旁落”的老人，失落是在所难免的。朋友叫老茅去钓鱼，去享受生活，老茅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我在乡镇企业滚爬了40年。10年会计、10年销售、10年厂长、10年董事长，血液里全是‘创业’两个字，我闲不下来。我要重新寻找我的价值。”

　　当老茅接触了无数的企业家后，发现90%的民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第一代企业家大多是55岁到70岁，他们觉得自己精力都有限，老了，如何顺利完成企业权力交接，是第一代的痛苦，也是第二代的烦恼，而这事关我们民族工业的发展。”于是，

　　想了6年，筹备了3年，老茅去年年底成立民营接班人学校。老茅依旧是有野心的。他希望自己的学校成为富2代的“西点军校”，在这里实现他晚年社会的人生价值。

　　当西方遭遇东方

　　如今，老茅第一次创业的企业给了女儿，第二次创业的企业“方太”给了儿子，他自己在进行第3次创业，他的生活让很多第一代企业家艳羡不已，而他自己认为这是多年处心积虑的“言传身教”。

　　小茅记得

　　“小时候我们全家人经常坐在一起开玩笑，将来成立茅氏集团。不管怎样，这个愿望终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放假时，我会长期呆在家里，父亲经常谈飞翔集团的事。我虽然不参与意见，但也在这种无意的熏陶中，慢慢地对做企业就有了点感觉。在上大学时，我常看一些品牌运作方面的书。我也坚持买好的品牌产品，比如索尼，从中体会做品牌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一起做企业的头几年，是父亲和儿子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几年。小茅说“从小我跟着外婆长大，难得看见父母。”创业初期，父子俩就开始相互不断的交流和商量。从人员的管理到产品的销售，几乎是事无巨细。上班时，父亲和儿子的办公室就是里外间，下班后，茅忠群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因此即便是回到家，父子谈论的还是企业的事情。“我们几乎不说别的了。”小茅说，“每天如此，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烦。”

　　父亲则到现在都很高兴能在那时给儿子的各种“辅导”：“那时，我们也不管他烦，都给他讲。”慢慢的，儿子也习惯了，“经常谈到晚上11点。”

　　如今，走在“方太”办公室楼走廊里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到处是玻璃门，没有墙，这是茅忠群的主意，他强调透明管理，亲自敲打过第一面墙。最初，他代表的西方品牌观念和父亲代表的东方管理传统之间也经常有冲突。比如他们选定做油烟机项目，在确定商品品牌时，父亲认为应该叫‘飞翔’，“当时飞翔集团已全类注册，什么产品都可以生产。如果另外注册一个商标，少说也要拖半年。另外，“飞翔”这个名字是女儿和我自己名字的结合，我对这个名字有私心有感情，这个名字我想了3个月呢。”

　　但是，小茅的方案是“方太”，一个家居而女性的名字。父子俩相持不下整整3个月，有次吃饭时聊到这个话题，儿子一气饭吃了一半就走了。最终，茅忠群的母亲出马，说服了当父亲的。

　　而当做儿子建议要把父亲开创的“职工文艺大奖赛”取消时，父亲坚持不同意了。父亲说“他理解的的企业文化是西方企业文化。而我理解的是职工文化也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如今，儿子认可着父亲的“中国观念”，他不但没取消文艺大奖赛，自己也参与上台去表演。

　　扶持是永远的

　　儿子的个性和他的成功，慢慢让父亲意识到必须放下自己的架子和权力。“我一直说带3年，帮3年，看3年。第一个3年，我把产品开发权交给他，他把工业设计带入企业，第二个3年，我把营销权交给他，他进行了成功的营销制度改革；第三个3年，我把管理权交给他。”

　　2000年，企业初具规模，茅忠群把这一年定为公司内部改革年。也就是在这个期间，老茅参与公司的管理越来越少，有意识地不发表意见。“我现在更多考虑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文化建设，具体的管理已经交给忠群了。如果我对儿子做法有不同的地方，我会在喝茶吃水果的时候与儿子聊，而且我觉得我只是建议，定夺在他。”

　　如今10年过去了，父亲与儿子“中西合璧”交流顺畅。父亲说“我们有两个书房，都分头买管理类的书看。我更多看些企业战略的书，具体经营层面的书不看了。所以他有时会推荐一些《卓越管理》之类的书给我看。我企业战略的书看得多，会推荐给他一些战略上的书看。他原本推荐我看西方管理类书籍，如今他商学院毕业后，去清华参加了一个国学班，中国式管理书籍也买得也多了。”

　　于是在父亲眼中，两个人的共同点越来越多，“我们都有责任感、使命感；都爱买书，非常善于学习，很认真。我们没有其他兴趣爱好，工作起来，有时候没有时间，还有我们都爱

　　唱这里的地方戏越剧。”

　　磨合10年，“方太”的格局是父主外，子主内。小茅说，

　　“我原来是非常非常内向的，像我妈妈。我是个学工科的人，文科并非强项。我根本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到现在，我还是基本专心业务。公共关系部分还是父亲及相关主管处理。”

　　父亲性格外向是企业的新闻发言人，儿子个性沉稳是企业的主心骨，父亲决策事情果断迅速，有时难免粗心，儿子工科出身，严谨周到，决策成熟但是难免优柔。于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父亲开始了他的怡然的新创业道路。

　　创业的父亲激情四射，父亲说，“通过锻炼和压力，事业才会成长，如果人人都想享受。那么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懒惰的社会，不会进步，事业苦恼的时刻，我是永远不会退缩。我在创业中找到很多乐趣。享受这个生活比其他生活更加美好。”而守业的儿子认为“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激励自己……毕竟我已干了十年，有时感到很疲惫。下属有情绪时，我去激励他们，但是谁来激励我呢？我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励我自己的途径。”也许，这是下一步，父亲与儿子继续需要交流的话题，可以预见，中国民营企业家财富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交流和扶持是永远的。

　　萧山青商会

　　年轻企业家和富二代的财富联盟

　　白手起家的年轻企业家和继承父业的富二代组成了萧山青商会的主体，他们吸纳各自的优点，构建起一个创业团体，成为浙商的中坚力量。(不要做成引言，请做成贴士)

　　文/朱慧憬 图/孙午飞

　　“蓝山咖啡”是位于浙江萧山区中心的一幢3层小楼，这间咖啡馆符合一座小城对小资口味的所有想象，但它里面的世界却非如此简单。某一天，这里坐下来17个人，清点了一下一共是身价资产80亿；另一天，太太开着宝马，载着自己的先生来这里谈企业谈到凌晨。“蓝山”是全国第一个青年企业家商会——萧山青年商会青年商人们活动的据点。

　　作为“全国十大财神县”之一的萧山，它在近几年培育出13家上市公司，它的富庶一直是出名的。外人知道萧山，是因为“万象”的鲁冠球，以及鲁冠球背后一大批浙江商人，从1980年代开始，浙商的身影就活跃在全国人的视线中，至今没有消退。如今，白手起家的新一代年轻企业家与继承父业的富第二代，一起构成了浙商的中坚力量。

　　吾道不孤的同道中人

　　高德康是青年商会的会长，作为德意橱具的品牌创始人，他的创业道路走得异常快，28岁时，他已经成为最年轻的杭州十大杰出青年。过快的“行走”，拉开了高德康与原来同学、同事的距离。2001年，高德康第一阶段的事业达到顶峰，事业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他想应对、突破自己的新状态，想找朋友交流，却找不到合适的人。

　　当时他遇到的是大多数民企都遇到的一道坎——如何从激情性创业型企业蜕变成理性管理的规模企业，“我们对企业进行大换血，从松下、三星、西门子等引入一批外资中高层管理人员。我本能不想这么做，但是理性告诉我必须这么做，很痛苦。”高德康描述说，男人的决策都是在深夜一个人做的，一旦决定，毫不犹豫。知道暴风雨马上来临，但是等待着，因为内心有一个英雄在那里，所以无所惧。加入青商会，高德康希望交到一群同类人。

　　青商会的107家企业，通过其他场合认识，也许其中有1/3的企业家已经是点头之交，高德康记得自己邀请青商会成员来公司，他的开场白是“我们第一不喝酒，第二不说恭维的话，第三来我们进行企业的解破，从我开始。”整个下午，高德康历数自己在创业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比如用人、比如组织架构……他从来没有公开总结过这些错误，或者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去分享那些经验。而他知道无数民营企业都犯过与他同样的“唯专业论”的错误，“请来那批职业经理人，他们与你志向不一致。一种是中国企业的文化，一种是跨国理性的文化，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老总是很痛苦的。我找到的方法是用红色的激情文明去驾驭蓝色的西方文明，我告诉我的同道中人，希望他们不要走同样的弯路。”那天下午，70家企业老总都陷入沉思之中。

　　傅莉夫妻双双都是青商会成员，傅莉的丈夫继承了傅莉父亲的花边外贸公司，而傅莉成为杭州有名的家具品牌“金鹭家具”的总经理，是一个开着宝马的高级打工妹。夫妇两人相约在家不谈工作。“一谈公司，我就比较强势，他不能接受有一个这样的老婆。”当父亲把一些公司的情况告诉傅莉，而傅莉觉得需要与先生沟通时，她就会约在“蓝山”，“这里我就把他当作一个青年商会的普通朋友，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他比较能接受，我们时常谈到凌晨。在青商会，每一个人都有价值，即使一个企业做得很小的人，他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傅莉相信新一代商人对利益的占有欲望没有上一代这么强。如果一个人不具备精明特性，他是做不成企业的。但是此精明不同彼精明，“过去的精明是说对钱的在意，而此精明特指企业统筹安排，管理上的精明”。她坦言自己与过去朋友很少交往，“我的进步比他们更大，谁愿意一直和一张白纸交流呢？我更愿意和难打交道的复杂的人交往，觉得这样的人总有闪光的东西。”

　　青商们的压力与忧愁

　　身为杭州百强企业——浙江永翔集团总经理的傅华东知道，因为他是傅裕仁的儿子，所以他头上罩着光环，同时他也觉得那是枷锁。

　　父亲是在傅华东读中学时候发达的，但在傅华东的记忆中，家里的生活没出现过巨大改变，“我读寄宿中专的时候，除了有车来接我，其他和别人一样，每个月120元生活费。那时候我就不大会花钱，钱对我是没用的。中专毕业我没有想过未来，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中专毕业，父亲希望傅华东去电信局做工人，“他的理由是如果你有一天要管人，那么你先尝尝被人管的滋味。”2000年，傅华东终于和父亲说我来帮你忙吧，理由是见不得父亲那么累。当时，傅华东已经在联通做了5年工人。

　　父亲交给傅华东一家子公司，他做得很失败，业务开展不起来，新公司的大学生全部走掉了。他紧张得睡不着，经常下午坐在办公室里哭。而他依旧觉得那并不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那时，我所有问题都和父亲说，而所有的人都怀疑我，他压力比我更大。现在，我怕他压力大，和他说得少，他怕我压力大，也很少批评我。”如今傅华东看待当年的自己都觉得荒唐，“什么都不懂的人，这种人怎么可以做公司。”

　　“死”掉第一家，父亲又交给傅华东一家纺织厂，他招来一批职业经理人，这时候，他的不懂变成好事情，一切的管理就此开始走上正规。傅华东和所有青商一样，像海绵吸水般，吸收国外思想，美国去了4次，欧洲去了2次，把西方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的书看做圣典，读过商学院，尝试过所有大家知道的高价培训管理课程，随后他迫切地想要改革。“我从书里看来的管理经验让我变成一个要求很高的人，面对现实的公司状况，我很焦急。”傅华东总是问父亲“为什么人家发展快，我们发展慢？”父亲回答他“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他依旧有点着急，他相信“公司要适应时代变化。以前是一家公司，现在是多家子公司。管理模式都不一样，需要改变公司运作的方式”。

　　傅华东参加青商会之前，朋友很少，长辈很多，“以前每年大年初一，家里有100多号人来拜年，都叫他们伯伯”，那些伯伯如今是他的下属。如何与那些伯伯相处，是大多数年轻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傅华东最近的做法是让所有的长辈去学习他极力推崇的西方管理LP课程，10天，学费1万元。“都去学习，去看，去听。看清自己比什么都重要。”青商会之外，傅华东也有一些富二代朋友，那些朋友有时和他抱怨，不能和人打架，不能去不该去的地方，感觉家人的管束很大。傅华东自认为没碰到他们的这些问题，但是确实觉得压力很大。

　　喝财富无关的话题

　　在青商会中，白手起家的年轻企业家与富二代人数各半，高德康并不羡慕后者，觉得两拨人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与幸福，他记得自己有个富二代的朋友，一次喝多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与他推心置腹。他羡慕高的挥洒自如，犯错后只要纠正就没有人来说，而他自己一方面如何在父亲羽翼下成长，他想尝试做独立决策的滋味，还不能得罪他的父亲，处境并不好受。高德康感慨：“他们的幸福感并不如我们，我们发火发过了也没关系，反正我在公司我是董事长。”

　　两帮人相处得不错，因为他们都能从各自身上吸纳优点。高德康形容这种聚会是“青春碰撞，不需要理由，大家瞬间都能闹做一团”。通常大家不刻意约定，“刻意就不值钱了”，然后三五成行，有时也一醉方休。有一天大家下午4点半约吃晚饭，6点开席。9点晚饭结束，“我们说如果我们把5个人的讨论摄录下来，我们的话题堪比《锵锵三人行》，我们那天讨论了地球文明与外星文明无法碰撞的问题，人类健康需要哪些关怀，男人女人之间最美好的感情是什么，大众舆论市长电话怎么处理，话题谈得很深刻、很专业。”在高德康眼中，财富已经不是话题。“我今天穿了件雅戈尔，95元，这有问题么？我们早过了比衣服、比名牌的阶段了，一辆车无论奔驰、宝马也都买好了，不会想着去更换。财富是符号，谁都知道你有财富。买奔驰、宝马算什么？买奔驰一口气买10辆，明天买行不行？”

　　忙中偷闲，也是青商会的重要话题。高德康如此描摹他们的聚会地点，“清风徐徐、满眼翠绿、温馨小屋，我们在一起神侃、倾诉。放眼窗外，不是山就是水。”傅莉记得当她看到“杭州是东方休闲之都”这块广告牌的时候，她很受触动，觉得自己太对不起这句话，对不起杭州这些风景。“我们都活得很累，很压抑。我们自己要学会休息。“所以我们总约着星期六去哪里坐坐，聊聊天。节假日去旅游、骑马、钓鱼、射击。我们不仅谈工作，也谈休闲，谈如何提高生活品质。”高德康记得：“我们去玩些小孩子玩的游戏，划船、戏水，大家都开怀大笑，看到自己像孩子一样的另一面。毕竟平时作为几千名员工的老总，很威严，够累了。”高德康很喜欢玩拓展训练，最初他在自己公司搞拓展训练时只是傻呆在一旁，不参与，理由是放不下架子。“在企业里你总要端端架子，6个总经理，18个总监，都对你汇报工作。你只能很严肃，不能笑。”傅莉记得自己企业组织旅游，她都很少去，因为和员工在一起无法放开玩，“旅游关键是与谁同行”。

　　采访的最后2小时时间，是与董最红、楼姓女行长，和傅莉一起度过的，据说那是他们的手足情感热线时间。于是，记者听到董最红在阐述自己的“心累才是最累的观念”，听到两位女人在谈燕窝，听到一块地皮的买卖问题，听到一个女人要不要有心计的问题……据说他们经常这样聊着过了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