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允许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

　　7月1日，重庆市工商局推出《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促进当地工商企业发展。其中最引各界关注的条款就是：允许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本刊实地采访了之前已经先行试验的地方，其中的故事耐人寻味

　　★ 本刊记者/蒋明倬(发自重庆)

　　余安全成了比镇长还要出名的人。

　　在外闯荡多年后，他把家从镇上彻底搬回了村里。在当了10多年村长之后，无论村里还是村外的人，现在都改了个称呼，称他为余董事长。

　　余董事长两年前的一个决定，不仅左右了1600个股东的利益，也直接影响了整个重庆城乡统筹试点的进程。

　　土地经营权入股：卖柑者言

　　很多人相信一点，被历史视为历史性的变革往往开端于偶然。

　　余安全的命运的转变是源于一个饭局。

　　余安全，40多岁，重庆长寿区石堰镇麒麟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因为脑袋比较灵光，做过生意，在村里威望很高，十几年前就开始做麒麟村的村长。

　　余安全在镇上开了一个饭店，曾经，那也是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2005年9月的一天，余安全的店里来了一桌客人。一位是重庆市长寿区的农业局副局长兼柑橘办公室主任苏治泉，另外一位是个20几岁的小伙子，重庆恒河农业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杨君。

　　恒河农业科技公司隶属于澳门恒河集团，恒河集团的大老板是颜延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早年做水果进出口贸易。因为看好国内柑橘生产的空间，打算在重庆投资来建柑橘生产基地。

　　一直以来国内出产柑橘的有十几个省份，但是柑橘品种单一，成熟周期集中，所以只要选好新的品种，调整果实成熟的周期，就会获得可观的利润。

　　近些年，因为柑橘溃疡病在世界各主要产区泛滥，但重庆是无疫区，所以恒河集团在重庆选择了江津、长寿、丰节三个区来发展柑橘种植。

　　2003年，重庆恒河农业科技公司在长寿成立，这个公司主要是培育晚熟的杂橘，西南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的杨君主要负责这个项目。

　　重庆恒河农业科技公司把培育好的苗木，送到农村去，给农民进行培训，让农民种植。公司希望最后产了果子，由他们回收，经过包装处理，再出口到国外。

　　当时重庆长寿政府在支持搞柑橘的百万吨工程，因此恒河农业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作为农业局柑橘办公室主任的苏治泉就这么认识了杨君。

　　在恒河公司成立后，让农民种植了1300亩柑橘苗，两年之后，大出乎杨君意料的是，项目进展得并不顺利。

　　因为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每家就种10多株，种上了，很多就不再去管，过一年再去看，很多橘苗长势不好，甚至死掉了。

　　“我那天是去找苏局长商量，看能不能把这种松散的种植变为集中种植。”杨君回忆说。

　　吃饭的时候谈起来这个事情，苏治泉也认为继续这么单家单户地搞下去，成不了什么气候，想集中起来搞。

　　“那就让我们村来试试吧。”余安全在旁边搭腔，虽然没种植过柑橘，但是余安全自己曾经承包过100亩枇杷，认为这里面有文章可做。

　　当年，石堰镇柑橘种植，有2000亩指标，余安全打算把自己承包的一百亩，再鼓动一些村民，所以应承下来300亩。

　　麒麟村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并不富裕的村子，4328口人，一半以上长期在外打工，年富力强的、有些文化的村民基本都出去了。

　　余安全开始认为，集中土地这是个比较难的事情，要挨家挨户去劝，还要给村民算账——如果种玉米，一亩地的收入不过200元；如果转租给别人，最后可能不赚钱，还亏钱；如果种柑橘，每年的收益至少在1300元/亩。

　　村里还规定，如果愿意把土地集中到一起种柑橘的，可以自愿加入。

　　三天之内，麒麟村集中的土地就有700多亩。“数字上来的时候，我被吓到”。余安全立刻就觉得自己有压力了。

　　“最后，就选择了连片的还有离道路比较近，交通方便的500亩。”余安全说。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柑橘种植是有周期的，不可能立刻取得收益，先期也需要投入资金。杨君和苏治泉给余安全出主意，成立一个公司，把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折价入股，再从国家

　　“所有的手续都是苏局长去办的，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余安全最初完全不懂股份制企业的运作，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完成。

　　在报批的过程中，因为按规定公司股东上限是50人，而村民股东有508户，工商局觉得这和既有政策有冲突，要研究一下。

　　长寿区委书记凌月明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尝试，给予了认同，工商局就采取了一个灵活的做法，让村民选出26个股东代表。每亩土地加上村民交的每亩300元现金股，折价5500元入股。2006年3月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命名为宗胜果品公司，余安全为董事长。

　　2006年底，再次扩大集中土地的面积，又有500亩土地入股。

　　微妙对比：租与股的分野

　　“现在不光是在麒麟村，在另外一些地区，我们也在继续推广这种合作的模式。”杨君说。

　　2007年，恒河农业科技公司已经跟长寿区石堰镇另外一个村兴隆村，已经谈好要继续集中500亩土地成立公司，在长寿湖镇东海村、响坡也将有1000亩土地经营经营权入股成立公司。

　　“现在土地都已经集中完了，就在等待折资入股。”杨君说。

　　据统计，从2005年9月江津区李市镇牌坊村8户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恒河公司合作开始，到今年6月底，重庆已经出现了涉及柑橘、生猪、花椒等8个农业产业项目的35家农民公司。

　　“虽然第一次进行尝试的是江津区李市镇牌坊村，但因为他们只有100亩土地，所以现在最具代表意义的地方还是麒麟村。”杨君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此轮土地流转尝试，不同于以往的政府主导或农民自发，而更得益于成熟企业的介入。

　　2006年，恒河农业科技在长寿区又建立了一个1000亩的柑橘示范园。与之前不同的是，这1000亩土地是租的。

　　杨君最初认为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更利于规范管理，能够全部按照标准化的技术实施，果品质量一定会非常的高，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完全控制果品回收，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缺点只是投资太大，建园要5年，每亩成本要1万元，1000亩园子，要1000万。

　　但在实际的建园过程种，杨君却发现，因为土地流转方式的改变，实际上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我现在只要一接到示范园那边的管理人员给我打的电话就头疼，干了那个项目我就开始失眠。”杨君说。

　　租了农民的土地，按时付租金，按照一个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一切都应该解决了。但实际操作中，企业却与农民的摩擦不断。

　　生产队里一部分人是把自己全部的土地都租给了企业，他们自己就没有任何土地了。收了租金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到示范园来打工。

　　“我把地都给你了，我没有菜吃，所以还要到租给你的土地里种一点菜吃。”当杨君第一次听龙河镇保合村的一个村民讲这番话的时候彻底傻眼了：租出去的土地，还要在上面种菜？

　　随后，一家种了，另外一些也跟着这么做。

　　“那些长的高大的农作物会挡住阳光，影响柑橘苗的生长。”杨君指着十几株高大的绿油油的玉米，特别无奈。

　　而在麒麟村，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个农民顺手拿了一缕青蒿，第二天全村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乖乖的就把青蒿给交上来了。在柑橘园里间种什么作物都是由董事会统一开会决定，统一指挥，哪个人都不敢随便种菜。

　　另外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两年内，麒麟村的28000株柑橘苗，一共丢了3株，而示范园中却丢了300多株。

　　在麒麟村，村民都是公司的股东，他会觉得那是自己的公司。在示范园，把土地租给别人，农民再去给公司打工，农民对公司往往会有敌对心里。

　　“反正你们是大公司，有的是钱，多拿一点算什么嘛。农民就是这种心理。”尽管没有大矛盾，但是杨君还是花了很多精力来处理小摩擦。

　　用工的问题也让杨君很疼痛。

　　平时柑橘苗要打药、施肥，需要用工，正常20个工人就够了。结果一下子来了40个人，不肯走。“农民说了，我把土地都给你了，不行，我们必须都得来做工。”

　　最后只好40个人都用了，分成四组，轮换着来，但是因为这样毫无延续性，肥施到哪里，都记不清。

　　在麒麟村，宗胜公司里，根本不会出现这方面问题，1200亩分成10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片长来管理，片长决定用谁干活，专找那些干活勤快的人。

　　“谁也不敢找麻烦，那是大家的公司，涉及大家的利益，一个人斗的过1600人么?”余安全说。

　　而在示范园里，不是没有先进的管理方法，而是有些管理方法不能用，“别的地方都采取计件算工钱的方式，那里没有用，主要是想更和谐一点，不想把矛盾搞激化了，要不以后遇到的麻烦更多。”杨君说。

　　城乡统筹试验区：加快土地流转速度？

　　“我想知道九龙坡区是不是会有什么特殊的优惠政策，你帮我问一下。”杨君对本刊记者说，他现在关心的是项目扩展的进一步空间。

　　今年7月1日，重庆市工商局推出《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共颁布五十条措施，以促进当地工商企业发展。其中最引各界关注的条款就是：允许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有学者认为：这等于在政策上给土地流转开了一个绿灯。

　　在重庆被国务院确定为城乡统筹试验区以后，试验区焦点集中在了九龙坡区，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成为最先拥有先试先行权力的一个区域。

　　目前九龙坡已完成《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先行示范总体方案》，作为先行试点的3个镇，白市驿、西彭、华岩，亦制定完成初步的发展纲要。

　　根据制定西彭镇发展总体方案的迈德公司总裁赵宜胜介绍，虽然目前发展规划已经出来，但是在土地流转中到底给予企业什么样的优惠，具体政策还没有出台。

　　但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将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九龙坡区在3个试点镇的镇村一级都设立了土地流转站，农民将土地租赁给村，再由村流转至镇或园区。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主要将会尝试两种土地流转方式：一是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出租，另外一种就是土地经营权入股。

　　“在选择公司和项目上，政府将会起到关键性作用，为农民把关。”赵宜胜说。

　　但具体是选择出租还是土地承包权入股，赵宜胜认为这两种方式各有优势，也各有风险——土地承包权入股的方式虽然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也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但是其中存在的风险性也很大。

　　余安全目前已经把镇上的饭店关了门，专心回到村里管理宗胜公司。

　　“涉及到上千人的利益，干不好，都不敢出家门。”他对本刊说。

　　长寿区区委书记凌月明曾经总结麒麟村试点的成功经验：认为有一个好公司，一个好的项目和一个能人是关键。所以，推广这种模式，挑选项目和管理人才显得尤其重要。

　　“在另外几个村子里，我们就很难再找到余安全这样的能人，现在我们公司决定下派管理人员到与农民合作的公司。”杨君说。

　　而一些学者认为，合作的企业和农民在利益获得、信息获取、风险承受力等许多方面，均存在不对称的现象。因此如何保障农民的利益，是此做法中应该思考的重要内容。

　　学者们建议，如果要想大规模推广这种模式，还应该同时尽快成立农业保险公司，以保障农民利益；设立贫困基金，保障农民在遭遇风险时能得到一定的利益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