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一本难念的经

　　本刊记者/吕娟黄开堂

　　“99％的中国企业不仁”实是冤案，但显然，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令中国的民营企业缺乏为自己平反的动力与热情。

　　慈善，99%的中国企业不仁？

　　2007年5月7日，福布斯杂志宣布，原本定于5月推出第四期的中国富豪慈善排行榜将从今年起取消。这是福布 斯为中国富豪排名8年来取消的第一份排名。而在此之前，“胡润榜”、“官方榜”等2006年的榜单已相继出炉。

　　根据福布斯中文版负责人称，此次取消慈善榜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慈善事业不如外国成熟，很多富豪怕露富或习惯做 善事不曝光，捐赠十分隐秘，增加了调查难度，从而很难得到企业慈善捐助的真实数字。而几年来，几家排行榜结果的较大差 异恰恰证明了排行机构的“头疼”，“在这个榜排第一的，在其他的榜甚至都排不上，很多排在某榜首的富豪却并非真正捐款 最多的慈善家”。

　　在“洋排行”遭遇水土不服的同时，关于中国企业在慈善面前的“集体失语”与“为富不仁”的传媒诟病也甚嚣尘上 。

　　2005年，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成了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专家与官员指责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慈善事业缺 少热情的重要依据。数据显示，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

　　期间，民政部官员更引用一个广为传播的数据称，目前“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 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但另一个统计结果却与上述数字相悖：2004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针对上海600多家企业关于慈善 捐赠水平的调研结果显示，90%以上的中国企业都捐赠过，并且在捐赠水平的对比，即企业捐赠额与营业额的比例上，民营 企业远远高出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而在慈善方面享有美誉的外资企业排在了最后。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葛道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个结果与2001年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委托国家科技部科技发展促进研究中心对中国筹募的市场调查数据基本相符。儿基会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北京、上 海、深圳、成都4城市共436家企业中，向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过款的为41%，捐过物资或产品的为64.9%，而这个 结果并没有将直接资助、劳务支持、技术和岗位培训以及智力支持等多种形式的捐助考虑在内。

　　葛道顺指出，两次的调研结果显示，“99%中国企业不仁”实为冤案，事实上，这个数字(99%)据传是“几年 前某地一个民间公益组织通过抽样查看工商登记记录的方式，发现有过工商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仅占国内1000多 万家工商注册登记企业的1%，但由此推论出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实在荒唐”，而此后，该数据被媒体广为传播 。

　　“即便这个统计是真实的，它也只能说明1%的企业有捐赠的工商税务记录，而不能推论出只有1%的企业有过捐赠 行为，因为中国企业的大部分捐赠并不会以捐赠的名义在工商税务记录上反映出来。而我们的官员、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问 来源与真伪引用该数据是不严肃的。并且，这个数字已经过于陈旧了，尤其是2004年新的基金会条例允许私人筹建基金会 后，民营企业的捐赠热情更加高涨，但同样，这些慈善行为不一定会反映在工商登记和税务记录上。”

　　葛道顺举出的另一个颇令人吃惊的数字是，截至2006年10月底，江苏省各级慈善机构募集款物已超过20亿元 ，其中资金近18亿元，仅次于浙江省，居全国第二位。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十多年募集的善款总额”。

　　“很多人都以为中华慈善总会的捐款数就能反映中国企业慈善捐助的整体情况，这个是非常错误的。目前，中国有1 000多家基金会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只是其中一家，当时建立中华慈善总会的主要目的是把它作为一个窗口，吸引海外华人 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做贡献，所以冠名‘中华’而不是‘中国’，就是说中华慈善总会来自海外的捐款占80%以上理所当然。 而中国地方的基金会，比如江浙地区，90%以上的善款来自于当地企业的捐赠，或者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更多的是选择将 善款投入在家乡或所在社区，这一点却一直被忽视。”

　　联想集团的“非典型性”慈善

　　对于各慈善排行榜在中国的难以为继，葛道顺认为，除了来自中国企业方面的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排行榜 往往陷入了把赞助与捐赠的概念相混淆的误区。”

　　而这样的误解所导致的结果是：传媒普遍认为，与本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显然对慈善有着更高的热情与公信。

　　“很多人通过大众传媒看到，跨国公司针对中国境内的公益捐赠动辄上亿元，而中国本土企业则相对沉默。”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来自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关于中外企业捐赠的理念和选择差异的调研结果又给出了相 反的答案。

　　“这是我们第二期的研究”，参与此项调研的葛道顺说：“结果发现，内资企业在慈善捐赠上的表现更为单纯，发自 于回报家乡、救急救难的朴素情感，因此更多的采取与自身经营关系不大的捐赠方式，当然也有广告宣传性质的；而外资企业 80%以上的捐赠并不是给真正的弱势群体和需要救助的人，而是跟它的事业发展有关系的人，比如，潜在的市场消费者、企 业员工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期间，来自于联想集团一家的捐款额便超过了十多家跨国公司的总 和。而一个更为直接的数据是，仅2003年5月1日至5月4日的4天内，单北京市民政局就收到1.675亿元现金捐款 ，这些捐款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企业。

　　“这并不是说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突发性灾难无动于衷，而是因为，跨国公司的捐赠一般都是有预算的，它们在中国的 执行部门没有随意支配的权利，而是需要临时申请，这个周期很长，所以，它们的钱很少能捐到我们的社会突发事件中去，比 如救灾、‘非典’等。”

　　此时，中国企业在突发性社会灾难、自然灾害前的作用则凸显出来。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认为，不能否认的是，跨国公司在慈善的运营理念与选择上更为成熟，具有更强 的规划性，并且更善于宣传。

　　“对跨国公司来说，捐赠是企业做公共关系常用的手段，通过捐赠可以和中国地方政府、社区居民、行业伙伴以及消 费者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从而占领更多的资源市场和投资机会，因此，他们捐赠的对象往往与其产业链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比 如，几年前一家跨国IT公司曾捐出1亿多美金给中国著名高校计算机系的优秀学生做实验经费，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则更愿意 选择去捐助过他们的公司工作，事实上，他们并非真正意义的弱势群体，反而是在未来的行业内有相当的话语权。”

　　葛道顺认为，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捐赠具有很少的规划与策略性，“因为他们没有抢占市场的压力，捐赠的动机很 简单，就是回报家乡、社区，哪里有困难就投入到哪里，而且基于各种原因，他们并不十分愿意在此方面去宣传。”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企业慈善理念的落后。“中国企业家都很精明，他们到了国外，同样会采取跨国公司的策略 ，重宣传，重收益，同样，美国的跨国公司回到本土后，慈善举措也会回归淳朴，救急救难不求报道。”

　　“总之，中国的慈善事业，主要还是靠中国人做。”葛道顺说。

　　“奥康”的慈善经和“咸亨酒业”的苦恼

　　“同样一笔钱，如果去盖更多的别墅，买更好的汽车或者做其他的事情，每天都很烦恼。但如果捐给慈善事业，了解 用这些钱怎么培养小孩子，那就会很有成就感，会很开心。”

　　浙江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是在“缄默不语”的民营企业中，少数愿意向媒体“敞开心扉”的。

　　奥康集团的慈善捐助始于1994年，捐资14万元给贫困学生。王振滔出生贫寒家庭，初二时差点被迫辍学，王振 滔的数学老师对他的母亲说，如果家里没钱，我可以用我的工资供他上学。

　　启蒙教育中的“饮水思源”促使王振滔对贫困学生的境遇尤为关注。

　　2002年6月，王振滔与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签订协议，捐资1000万元建立浙江省大学生助学专项基金， 用以资助浙江省全日制本、专科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完成学业。

　　2005年，王振滔把个人资产的6%用于慈善，排在福布斯2005中国慈善榜的第53位。同年4月，依据20 03年以来的慈善捐赠总额，王振滔名列胡润“2005年中国慈善家排行榜”第8位。

　　2006年1月，王振滔捐资1000万元设立黄冈大学生专项助学基金，同样是资助那些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大 学生。

　　而在此次捐赠经历中，一位大学生的故事令他萌生了成立专项慈善基金会的念头。

　　“那个孩子对我说，叔叔，我们很感谢您的帮助，能让我们继续上学读书，但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不要施舍，我们 更需要爱心和帮助。原来，她为了便于学习和工作上的沟通，用助学金买了一部小灵通，但买了半年多都不敢把小灵通拿出来 在公共场所打电话——害怕别人说她。我发现，受助者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帮助，让他们重建自信和快乐是我们如今的慈善更 应该考虑的。”

　　2007年4月6日，王振滔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金，经中国国务院和民政部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 个以民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今年5月18日，我们在重庆设立了第一批‘种子基金’。当天重庆当 地2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每人都领到了4000元的助学金。我们这次不一样的是，这些学生在领取助学金的同时， 要书面承诺有能力后至少也要资助一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让爱心延续下去。”

　　奥康集团的慈善故事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胡润的猜测，“在中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绕过慈善机构，直接捐 向某些项目或是建立自己的基金。”

　　而分析人士称，“中国的富豪们显然缺乏对各种慈善机构的信任与耐心，他们往往选择‘自己直接去做’，因为后者 确实能让他们很快看到效果。”

　　虽然王振滔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倡议中国企业家们退出富豪榜进入慈善榜，但他也坦言，公司被传媒公开的捐助行为一 直遭遇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不理解”，“我们的员工甚至说，干脆把钱分给我们做奖金不是更好？”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至今对几年前公司在做慈善事业时面临的窘境记忆犹新，当时联想在做完一笔捐款后，有欠联想 钱的企业对柳说：“与其你们做慈善，还不如不跟我们要债了。” 这让柳哭笑不得。

　　而咸亨酒业集团总裁张尚明的遭遇似乎更能解释中国企业在面对传媒置疑上的讳莫如深。

　　2006年6月，《法律与生活》半月刊报道了河南一个四胞胎家庭不堪重负、在京乞讨的悲惨故事后不久，浙江咸 亨酒业总裁张尚明向本刊打来电话，提出希望捐助这个家庭，帮助其供养所有孩子到大学毕业。“张老板当时只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让这家人回到河南，不要再带着孩子乞讨，因为这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也影响北京形象。”本刊主编李秀平至今对这件 事记忆犹新。

　　在《法律与生活》的建议下，双方签订了捐赠协议，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此事被绍兴一家媒体得知并在当地报道。

　　此后，张尚明便遭遇了各种形式的“索捐”，“收到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等各地的电话，要我捐钱，有的人甚至找 上门来，说遇到棘手的事情，要我出钱摆平。”张尚明不胜其扰。

　　而在得知本刊记者的采访意图时，张表示了友好但明确地拒绝：“慈善我还会做，但不想再被报道。”

　　葛道顺指出，遭遇“劝募”、“索捐”是中国民企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中国，某企业一旦捐赠被报道了，个人、当 地的基金会、社团组织等都来了，说也给我一点吧，最不好处理的是当地政府领导打招呼的，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捐赠的热情 降低。而同时，他们也没有像跨国企业一样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处理慈善事业，实际上，这些部门起到相当的筛选作用。”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7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