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素椿：我以我身抗非典

　　在全国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市第一批输入性非典患者的抢救，北京市第一例非典死者的尸体解剖，第一个用自己的身体进行了血清注射试验，为治疗非典探索了一条有效途径。不久前，我被光荣地评为“全国非典防治工作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军抗击非典工作先进个人”。

　　今年3月7日傍晚，我家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拿起电话，就听到医院(解放军302医院)医务部王主任急促的声音：“姜教授，有一名危重病人，院长请您来一病区急诊。”

　　病情就是命令！放下电话，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病房。院长吕占秀告诉我，这批山西来的病人呈肺炎症状，而且是从广东回来后发病的。我的心里顿时“格登”了一下。此前，只听说广东出现了非典，但在北京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正琢磨着如何抢救，吕院长发话了：“姜教授，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在病房外坐镇指挥就行了！”话音刚落，从病房里走出来的医生，报告病人的病情很不好。我对院长说：“不行，我必须进入病房才能指挥抢救！”可院长就是不同意。旁边的医生也劝我：“教授，里面很危险，您还是别进去了。我们出来给您汇报就行了。”我当时就急了，说：“一个医生不见到病人，怎么抢救？”我顾不了更多，很快穿好隔离服，还特意在口罩下垫了两块纱布，就冲进了病房。这时，病人已经插管，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即组织抢救，6名医生轮番给病人做心脏体外按摩。那一刻，气融胶粒污染了整个病房，所有参加抢救的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特别是在气管插管后，毒性更大，致病性更强。但在当时，大家谁也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想着要把病人救过来。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这位病人年龄偏大而且病情太重，最终还是未能得救。

　　停止抢救后，我马上交代了两件事：一是让护士做好尸体料理并加强防护，防止尸体排泄物外流污染环境；二是所有人员下去先洗澡，把衣服鞋袜都更换消毒后才能回家。离开病房已经凌晨1点多了，我在院子里转悠了好久，思考第二天的工作。回到家里，我把衣服和鞋袜全部脱在凉台通风的地方，洗澡后悄悄睡在了另一个房间，打开窗户，我怕将病原传染老伴。

　　说实话，我看了一辈子的传染病，像非典这么厉害的疾病不多见。半小时前病人还吃过东西，怎么死得这么快？这种病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这只有依靠科学，从病原、病理上找证据。我立即向院领导建议，尽快进行尸体解剖。

　　由于病人尸体内残存着大量病毒，打开胸腔，病毒会四处蔓延，危险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院领导考虑我年龄大，坚决不让我参加尸解工作。但我还是坚持进入了解剖室，和病毒、免疫、微生物专家对各个组织器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北京第一例非典死亡患者的尸解工作，为开展SARS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尸检结束后，院领导考虑到我年事已高，又连日劳累，怕我被感染，便给我下了一道“死命令”，坚决让我撤离一线。我对院领导说：“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战位就在救治第一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怎么能撤离呢？”接下来的几天，我先后4次下到病房看病、讨论，每次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

　　3月14日傍晚，我忽然感觉身上发冷，而且这次的冷和往常不一样，还伴有点寒战。一试体温37.6℃！我意识到可能出问题了。我立即向医务部作了汇报，院领导让我赶紧住院。我说：“隔离观察一天再看，如果明天还不退烧，我就马上住院。”

　　第二天下午，我不但没有退烧，体温反而升高了。走！立即住院。老伴坚持要把我送到病房。我考虑到她也是70多岁的人了，病房是污染区，多一次接触，就多一分危险。只同意她送到楼下，可老伴不依，一直跟在我后面。我想把她挡回去，可她赶紧跟上来，双手紧紧握着我的胳膊。我看见她咬着嘴唇，泪水在她的眼睛里直打转转。我的鼻子顿时也感到酸酸的。我干脆挑明，说：“这次我可能回不来，你了解我，前两次不都过来了吗，我会争取的。目前，我们需要的是坚强和理智，你回去吧！”她站住了。我往病房走去，当时下着小雨，我摸着头，几分凉意给了我几分清醒。这条路，我走了40多年，平时5分钟路程这次却走了15分钟。

　　经检查，流行病史符合，体温符合，胸片符合。我被确诊感染上了非典！躺到病榻上后，我反倒平静了，拿定主意，对自己“约法三章”：做到心态平稳，吃好饭，睡好觉，准备闯关！首先，我是病人，要守院规，争取合理治疗。第二天，主任、护士长查房，我就提出：我躺着，你们站着讨论；我举手，你们叩锤定音。

　　躺在病床上，我每天向医护人员询问情况，多方搜集有关非典防治的信息，并着手撰写文章。在住院的20多天里，我针对社会对非典的恐慌，写了《非典型肺炎可防可治》；针对医院的感染，写了《非典医院感染的防治》。通过9篇共5万多字的科普及研究论文，把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告诉大家，并提出了一些预防和治疗非典的看法和意见。同时，在病房还指导医护人员完成了病房内温湿度调查的课题。建议经治医生和护士长写论文，总结非典防护经验，论文均已发表，有的还多次被转载。

　　我住院以后，院领导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治，院长、政委先后3次亲自主持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我的治疗方案。

　　由于非典是新发传染病，没有有效药，所有救治工作都是靠一线医生自己想办法。躺在病床上，我的脑海里始终没有忘记抢救第一例病人时就思考的一个问题：借鉴传染病用血清治疗的经验，来尝试用非典患者恢复期血清救治危重患者。

　　把非典患者恢复期的血清，早期注射到其他非典病人体内，能对付病毒，但有时间和安全性方面的要求，且有风险，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可能传染上丙肝、艾滋病等病原，甚至还可能植入一些不知道的新病毒。而且血清用于治疗非典还从未有过。作为医生，我知道这其中的风险，既然是试验，就有可能失败。但自己已经74岁了，就算失败也无所谓了。

　　我把这个想法也告诉老伴，同是医生的她非常担心地说：“康复期病人的血清里，有没有病毒，谁也说不清，我看能不输就尽量不输吧。”但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对她说：“我知道有危险，但我已深思熟虑过了。何况我不冒这个险，让谁来冒这个险？”那些天，我自己也想了很多。算算我这一辈子，也是救了不少人，如果能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能再用自己的身体为救治更多非典病人趟出一条“路子”，就是搭上这条老命也值得！

　　我拿定主意后，就通过电话，把血清疗法的科学性、可行性、必要性，再次认真地向院长、政委做了汇报，并坚决要求在自己身上马上进行试验。在我的坚决要求下，院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我的建议，并且马上派人两次到广东疫区寻找血清。那几天，院领导为了救治我，多次组织讨论、专家会诊，尤其是听说有7名非典康复患者愿意为我捐献血清，我真的感动得掉了眼泪。作为一个医生，面对这么多人的关心，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为抗击非典多做点贡献呢？

　　3月22日上午，我平静地躺在病床上，一切都做好了准备。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护士把抢救车推到了病房门口。科主任、护士长站在我的床前，仔细地观察情况，一个劲儿地叮嘱护士：“输慢点儿、输慢点儿”。一滴滴血清缓缓地流入了我的血管，50毫升的血清，差不多输了一个多小时。

　　注射血清后，我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一周后觉得呼吸变得顺畅，经配合其他药物治疗，我住院23天就奇迹般康复出院了。后来，香港、深圳、新加坡也运用血清疗法，使数十名非典患者康复出院。实践证明，血清疗法是有效的，对某些重症非典病人，不失为一种救命疗法。消息传出，许许多多非典康复患者争相要求献血，中华民族助人为乐、团结友爱的精神和风尚，掀起在神州大地。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军医，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我只是做了一些应当做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许多荣誉，社会各界也很关心我。胡锦涛总书记专门作出批示，给予了我很多鼓励。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怀和鼓励，更是对广大抗击非典一线医务人员的关心和厚爱。我一定要牢记胡总书记的嘱托，在有生之年，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传染病事业，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新华网北京2003年7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