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斌

　　7月30日上午，在山东威海市最著名的景区，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站在书摊旁，反复向游客吆喝着一句话：“大家看一看，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五次穿越罗布泊，两次寻找彭加木。”一名来自湖北约20多岁的女游客，停住脚步，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疑惑地问：“你是彭加木吗？”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问题，微笑着回答：“我叫唐守业。”他觉得有必要向这位游客简单介绍一下彭加木的情况，但对方听着，皱起了眉头，抛下一句话转身走了：“吓死人，你跑到那里去干嘛？”

　　唐守业签售的是他的新书《寻谜彭加木》。这位《威海晚报》的原副总编，同时还是寻找彭加木的发起人，兼探险队队长，这本书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和采访写成的。签售20多天来，各地游客反馈的信息让59岁的老唐感到不安。“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彭加木。”他面色凝重地说。

　　老唐非常渴望那个“光辉的名字”能为大众所熟知。2004年及2006年，他两次组织寻找彭加木活动，虽然无果而终，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决心。“只要一天寻找不到彭加木，我就会一直寻找下去。”

　　你带回的夜光杯已破碎，我今天又买了一对，留念

　　2001年10月15日上午，唐守业一行13人,东西穿越罗布泊，第一次来到彭加木失踪纪念地：库木库都克。这里距敦煌约280公里。一座朝向西南的纪念碑，已在风沙中孤独地挺立了20多年。

　　纪念碑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于1981年立的，上面刻着隶书：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七日，彭加木同志在此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唐守业出发前，与彭加木的夫人、远在上海的夏叔芳老人通了电话。1990年9月,夏叔芳曾亲手将一个装有照片、短信和留言的铁盒子埋在纪念碑下。她一直惦记着它。老人在电话那头叮嘱：“唐先生，你替我看一看啊！”

　　铁盒子长约30厘米，宽20厘米，厚3厘米,由两个半截儿的铁盒插在一起，早已锈迹斑斑。里面有一张4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彭加木戴一副眼镜，双目炯炯有神。唐守业忍不住轻声赞叹：“这么秀气、漂亮，就像一个电影演员。”

　　铁盒子里还有彭加木的女儿彭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留影，彭荔在照片背面写道：“万分地怀念着亲爱的爸爸！”

　　看到这里，泪水已经模糊了唐守业的双眼。接下来，他看到夏叔芳留给路人的一封短信：“衷心的祝愿，有朝一日，路过此处的尊敬的同志们能在周围寻找到彭加木的遗体与遗物，万分的感谢与期望。”

　　夏叔芳在敦煌太阳能宾馆的一张便笺上，还留下这样一段话：“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加木，你带回的夜光杯已破碎，我今天又买了一对，留念。十年前曾在此找寻过你。叔芳，1990.9.21敦煌。”

　　在“古来征战几人回”7个字下面，她重重地画了一条横线。在便笺下端，夏叔芳告诉丈夫：“明日将西行至库木库都克你遇难处。”

　　27年前，唐守业还是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广播站的一名记者。他头一次获悉彭加木失踪的消息，是从挂在墙壁上的小喇叭里听到的。他至今清晰地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的“语调焦急、低沉、悲凉、但充满期望”的呼唤：“彭加木，你在哪里？”

　　他也不知为什么，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科学家的失踪，竟让他的心情变得如此沉重，“就像自己的家人在那里走失了一样”。

　　“世纪之谜谁得解？且看我辈五寻彭。”站在彭加木失踪纪念碑前，老唐在自己的名片背面，写下一首七律。

　　他决定和向导吴仕广一起在全国发起寻找彭加木的行动。两个高大的汉子在纪念碑前把腰挺得笔直，粗壮的双手紧握在一起。

　　2001年11月8日，唐守业在电话中告诉了夏叔芳老人这个决定。尽管彭加木失踪的第一年，国家曾四次组织搜寻一无所获，但夏叔芳仍心存希望。她向唐守业致谢说：“我在有生之年能听到你们找到老彭的消息，死也瞑目了。”然而老人心愿未了，却在非典期间，因病辞世。这一年，她78岁。

　　都25年了，你到底倒在哪里了

　　2004年11月21日深夜的罗布泊，迎来了46人，8辆“丰田”4500越野车，以及3辆后勤大卡车。这支被唐守业称为第五次寻找彭加木的探险队伍中，有一位中等个头，身体微胖的队员——64岁的陈百录，当年，他腰挎手枪，负责彭加木率领的科考队的安全保卫工作。

　　陈百录和彭加木一起工作、生活了40多天。此刻,在纪念碑前，他恭恭敬敬挺立着，双眼含泪，“好几分钟没有说话”。“彭加木同志，25年了，我今天终于又来看你了，带着考察队来继续寻找你。”老人动情的表达，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队员。

　　在唐守业眼中，这位出生于甘肃的西北汉子非常看重感情。在这次寻找的11天里，他俩同睡一个帐篷。一天夜里，俩人被冻醒，老陈幽幽地说：“今天晚上，彭加木应该给我托梦啊！那时候，我们已经断粮缺水。这次他得问我，老陈啊，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来了？”沉默片刻他又说：“梦着他，我得抓紧时间问问：都25年了，你到底倒在哪里了？”

　　当年科考，彭加木每天都记日记，100多页厚的本子，都快写完了。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乌鲁木齐的家中，陈百录声音低沉，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非常想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在遇难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我们都回来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老人长叹了一口气，伤感地说，“我经常想起他。”唐守业组织的这两次寻找，他坚持要参加，只为了却一个心愿：陪着彭加木走出沙漠。

　　20多年过去了，陈百录的一头青丝早已被岁月染白，但彭加木失踪地的周围环境，却“没什么太大变化”。老人甚至能清楚地指认出当年寻找的车队轧下的车辙印迹。那里有数不清的芦苇包，而他却轻而易举找到了彭加木在找水途中坐下休息的那个芦苇包。

　　第五次寻找便以此为中心划定核心区，分组行动。每5人一组，每组相隔100米,向东北方向推进。找过的地方留下了若干小彩旗和系在芦苇上的各种颜色的布条。

　　此前，唐守业曾组织了两次实地考察，得出大胆结论：彭加木不会走远，而且是当天遇难，他失踪的地点应该就在离纪念碑东、北、西三个方向，半径约10公里左右的半圆形范围内。但这里地形复杂，有成千上万个芦苇包，在芦苇包的周围，是望不到头的盐壳地，远看“像大海的黑色波浪”，近看如石头一般坚硬、似钢针一样锋利，敲下一块盐壳板朝地上砸去，会发出钢铁撞击一样的声响。周围还有长着杂草的沙地和无数个红柳滩。

　　尽管已经有过三次穿越罗布泊的经历，但在此次寻找中，老唐依然觉得头皮发胀，心生恐怖。

　　跳进芦苇包中间的沙坑，“像跳进一口枯井，心里直发毛，忍不住就要大声说话”。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你能看见我吗？”

　　“看不见！”

　　其实，两名队员相距不过四五十米。于是赶紧爬出沙坑，直到看到队员就在不远处，才有了安全感。

　　一次，唐守业离开某个芦苇包下的沙坑才十几米远，他怀疑那里可能会埋着人，想重新用金属探测器探查一遍。他顺着自己的脚印，找了半个多小时，转了一圈又一圈，却再也找不到那个沙坑。

　　在老唐眼里，罗布泊美丽的日出，造成一种神秘的恐怖之感，“望过去，空旷无人，只有一轮火红的太阳，寂寞地照着这片大地”。

　　为了判断彭加木是否能走出疏勒河故道去北面大约20公里外的红八井找水，探险队选派9名身强力壮的队员成立突击队，由吴仕广带领，穿过盐壳地，前往红八井。他们将在那里宿营三晚，每人需自背睡袋、简易小帐篷、食物和矿泉水等，大约30多公斤。

　　“盐壳地这鬼地方不知比沙漠要难走多少倍，其艰难危险也超出人们的想象。”唐守业皱着眉头说。走在盐壳地上，如果抬头望路，脚下就可能失去平衡，如果只是低头走，又可能走错方向。盐壳是在罗布泊干涸后，沉积的盐、碱、硝和泥土高度凝结的产物，在高温作用下，能“嘭”的一声高高隆起，“它们张牙舞爪，锋利异常，有的高达几十厘米，车轮碾过，不要两个小时，就会全部爆胎。”

　　在这种地里行走，再累也无法坐下休息，只能双手撑腿，弯腰片刻。已经70多次穿越罗布泊的吴仕广，谈起这次穿越，也忍不住感叹：“路极其难走，非常耗体力。”他一不小心，脚下一扭，倒在盐壳地上，扎破了右眼角。

　　大约12公里的盐壳地，9名强壮的年轻人走了6个多小时，有人花费上千元买的探险鞋被扎穿。有4名队员受伤，还有俩人回到营地就开始发烧。

　　这次穿越证明：在当年气温高达60摄氏度的情况下，身患两种癌症、年已55岁的彭加木，绝不可能走过这片盐壳地。

　　那么，就有一种可能，正如吴仕广所推测的，“他可能倒在了盐壳地，受伤了，再也没有走回来。”

　　2006年4月13日开始的第六次寻找，有来自十个省区的43名队员，他们中有彭加木生前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党组书记、科考人员、记者、企业家、医生、户外运动爱好者。他们同样在盐壳地里吃尽了苦头。一名38岁的男队员在那里迷了路，待星斗满天时才摸回营地，抱着其他队员嚎啕大哭。

　　这一次，40多人花了两个多小时，把别人丢弃在彭加木纪念碑周围的啤酒瓶、罐头、烂鞋袜、纸盒、破轮胎等垃圾清理干净。此前的第五次寻找，队员们在营地北面30米处竖了一块“寻找彭加木纪念碑”，把夏叔芳老人特制的铁盒子装进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盒中保护了起来。

　　这两次行动，探险队都使用了金属探测仪。但在罗布泊，这种号称能探测到地下1.5米深的仪器，竟然对沙子下面大约七八十厘米深处的一个暖壶盖毫无反应，那是唐守业特意埋下的。这让他对国产货产生了怀疑。第七次寻找，他打算从美国进口一种仪器，据说它每定一个点，能探测500平方米，16米深的区域。

　　彭加木和他的遗物却如同一滴水，仿佛在罗布泊蒸发了

　　“我敢肯定，找到彭加木时，那些东西一定就在他身上或附近。”2007年7月31日,唐守业靠在椅子上笃定地说，那个能装两公斤水的铝背壶和照相机，“顶多是绳子断裂”，一把地质锤、一个小罗盘、一把美制匕首和一个打火机，也不会走远。细心的发现者还可能从那个黄挎包里翻出几粒糖果，如果它们还没有融化的话。至于挎包里的照相底片、科学考察笔记本，老唐相信它们一定还在。

　　据科考队员回忆，彭加木出走时，“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一顶淡绿色太阳帽，脚穿一双42号劳保翻毛皮鞋”，身上就带着那些东西。

　　1980年6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彭加木在半张16开红格信纸上，用铅笔留下7个字：“我往东去找水井”，独自一人离开营地。这一次，他违反了自己制定的铁的纪律。

　　12天前，他率领9名队员历时35天第一次成功纵穿罗布泊，短短5天的休整之后，彭加木力排众议，又决定开始东线考察，这一次的行程大约为900公里。他要求大家“不准单人行动、不准单车行动、一个人离开大本营，看不见帐篷必须立刻返回”。他还特别强调：“谁违反处分谁。”

　　但他一走却再也没有回来。气象记录显示，那一天库木库都克的气温高达60摄氏度。

　　而在彭加木离开营地前的一个半小时，部队已对他亲自起草的救援报告做出回电，同意先送500公斤水，要求队员们“原地待命”。后来，彭加木执意要外出找水，他认为部队动用直升机送水的代价太大。

　　对找到水源，老彭信心十足。因为他自带的军用地图清楚地标记着，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有“红八井”、“红十井”，再远一点还有“八一泉”，而营地所在的库木库都克，在汉语里就是“沙井”的意思。

　　王万轩是彭加木科考时所乘坐北京吉普车的司机，他和队员们发现，彭队长的脚印歪歪斜斜向东走了约3公里，然后拐了个弧形弯朝北延伸了3公里，又掉头向西北伸展了1公里多，然后消失。他走了一条“大约七八公里的马蹄形找水路线”。

　　迄今为止，寻找彭加木的最重要发现是留有他屁股坐印的芦苇包和糖纸，这是科考队员马仁文在彭加木失踪的第三天找到的。他告诉唐守业，那个坐印很清楚，可以判断出是面朝北而坐，旁边都是队长那双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那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就夹在芦苇杆上，是青岛食品厂生产的。马仁文记得很清楚，糖是彭加木在米兰农场休整时买的。

　　可以肯定彭加木在此休息过。但他到底要去哪里？为何没有留下返回营地的脚印？“我想，这当中一定是发生了谁也难以预料的意外事情。”王万轩推测。

　　当年彭加木的失踪，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新疆军区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连续组织了三次寻找活动，历时26天，搜寻范围达4000多平方公里。

　　第四次寻找始于1980年11月10日，持续了41天，以彭加木失踪前的宿营地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寻找面积为1011平方公里，有1029人次直接参加了此次寻找。

　　当年的寻找队伍中，飞行员引起了唐守业的注意。2006年，他花了将近9个月时间，找到了其中的11名飞行员，他们如今分散在新疆、陕西、河南、北京、吉林等地，有的已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