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上书加薪”呼唤“刘易斯转折点”

　　-安徽滁州 王 清

　　当劳动力变得昂贵的时候，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国家才算真正地营造人民的富庶。

　　深圳100余名低收入外来工联名向多家媒体寄出求助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信中表示深圳制定最低工资的时候应该有个听证会，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上调至少20%。他们称“如果工资保持不变或者降低的话，我们这些打工者每月仅靠几百块怎么生活？”(8月7日《南方都市报》)

　　深圳的最低工资水平在全国城市中是最高的，为810元。即使足额、不打折扣拿到这个数字，在食品、油价、菜价、肉价、车票、房租、水电等全面涨价的现实背景下，民工的生存困境可想而知。当城市里一般性收入的人群都感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时，那些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中的外来工更是对于物价上涨所产生的痛苦指数和恐惧指数在不断上升。迫不得已，他们集体上书媒体，吁请社会关注他们的困窘。这种来自底层的呐喊，实际上是对“刘易斯转折点”的呼唤。

　　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阿瑟·刘易斯在上世纪50年代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蜕变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但从动态的经济发展逻辑来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最终会实现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经济增长阶段。因此，经济学家通常就把这一转折点叫成“刘易斯转折点”。

　　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初期及其以后较长时间内，企业高速发展、无限壮大和超常规扩张，除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外，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廉价的、取之不竭的甚至可以任意浪费挥霍的劳动力资源。但昨天的农民工，一旦向今天的产业工人进化，其权利意识、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就开始觉醒。最为直接的表现，他们用脚投票，不断地迁徙和流动，寻找他们以为的付出和回报等同价值的所在。对企业而言，依靠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获得超额利润，此路红灯频仍。如果离开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激励，要想获得持续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能力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少企业因无法招到职工而被迫关门，就是信号。

　　很显然，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也意味着以前依靠城乡差距所产生“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行将逝去。中国接下去的经济增长，也就随之进入一个高工资、高效率的“双高”时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才是和世界发展理念、意识、思想的接轨。当劳动力变得昂贵的时候，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国家才算真正地营造人民的富庶。人力资本的上扬，除了回归生命的本来价值之外，将迫使企业在生存和发展面前，无止境地追求科技含量加大和管理水平提高，从而实现不带污染的利润。工人在高工资的语境下，方可加大对提高自身素质的资金投入，迅速成长为合格产业工人，为企业在高层次平台的竞争提供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