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时刻

　　一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离开中南海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前一天，侄女周秉德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中午来吃饭。周秉德当时还很奇怪，离周日还有两天，为什么叫我回西花厅吃饭？周秉德描述这顿饭，“伯伯吃得很少，放下碗筷，他没有离席，好几次为我夹菜！余光中，我发现伯伯一直在看我，那眼神显得格外温柔、亲切。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往日他吃饭总是很快，无暇聊天，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会餐，他也总是第一个离开，一是为了让大家不拘束、多吃点，另外他的确太忙。”

　　吃完饭，周恩来告诉侄女他明天要去住院。周秉德听到这个消息，“心情真像少年儿童过节，由衷地高兴。伯伯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觉‘充充电’。”

　　周秉德的信心来自对伯伯身体“特别健康”的印象。她记得卫士长成元功说过，“1965年3月，伯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总统的葬礼。清晨，他向总理报告，今天很冷，外面气温已达零下18摄氏度，您的中山装里一定要穿上毛裤和厚毛衣。伯伯平时在国内，最冷的天也从没穿过毛裤。伯伯反问道，有这么冷吗？正巧，他的俄文秘书马列一身雪花从外面跑进来，伯伯就问，马列，外头冷不冷？还是体壮如牛的毛头小伙子的马列回答说，不冷！于是伯伯就不肯穿毛裤，成元功坚持了半天，他只在衬衣外多穿了一件毛背心。送葬的数公里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再加下葬仪式，在户外呆了将近5小时！东欧许多国家首脑穿得圆圆滚滚，厚厚的皮大衣，毛茸茸的皮帽、皮手套，还一个个冻得鼻青脸肿直跺脚。而只穿一身中山装，内加一件毛背心，在整个队伍中独一份的单薄精干的中国总理，脸色红润，表情从容……知道实情的成元功急坏了，马列也吓坏了，大家都料定回国后总理一定会大病一场！可也真神了，伯伯回来后啥病没有……此时成元功和马列都松了口气，大伙打心眼里佩服伯伯的身子骨真棒！”

　　二

　　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罗马尼亚“传奇”两年后，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1967年，发现了总理的心脏病，心电图显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周恩来“当即嘱咐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身边工作人员“于次日写了一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强烈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邓颖超在这张大字报上注明了自己的几条补充意见：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对于这张大字报，周恩来批了8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紧接着写道，“（1967年）4月下旬，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召开前夕，因为听说广州‘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周恩来决定立即飞赴广州……一连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这年8月，外事口的造反派继续在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这年8月，外事口的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27日凌晨，周恩来面对反复劝说无效的造反派，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周恩来办公室台历记录，“由于心脏病发作，从27日早晨到28日下午，持续30多个小时无法工作”。稍后，周恩来跟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周恩来传》统计周总理工作最长纪录是处理林彪事件时，“连续工作达50多小时”，而此时他已经73岁。

　　最终损害周恩来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并非最初发现的心脏病。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结果出来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样写道：逐字逐句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周恩来传》这样描写当时的境况：“起初，保健医生并没有将确诊结果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白，但他在配合医务人员治疗过程中，也不去‘点破’这件事，仍像以前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

　　此次疾病来势似乎更猛烈，周秉德在自己的书里记录“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张树迎”的回忆：“总理不断尿血，可常常因为凝固的血块堵住了尿道口，总理尿憋得难受，可怎么也排不出来！痛得他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我们站在旁边，急得掉泪，却一点帮不上忙！谁知歪打正着，因为翻动，血块移位，总理倒能排出尿来了。于是，我们干脆在总理经常接待外宾的福建厅旁总理的办公室里摆上一张床，总理不能排尿时，就让他躺在床上左右翻滚，以达到能排出血尿的目的。到1974年5月，总理的病情更恶化了，用翻滚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是总理自己向毛主席递上了要求手术的报告，才决定6月1日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