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瑞安博士后市长的改革情结

　　-本刊记者 贺海峰

　　一位初出校门的博士后市长，何以迅速得到体制内高层的支持？原本只是挂职干部、各方面都相对超脱的他，为何执意选择迎难而上？

　　“要改革，就不能惧怕风险和牺牲。现在不做，将来肯定会后悔。”

　　在接受《决策》专访时，浙江省瑞安市副市长陈林语出豪迈。此前，他所发起的一场名为“三位一体”的农协综合试点改革早已获得浙江高层、金融高层认可，并被推向全省乃至全国。而他，这位年仅32岁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也被外界誉为以投资银行思维推动公共部门资源重组的金融专家，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植根本土、博采众长、自成体系的青年学者。

　　但深得中国改革真味的陈林却异常清醒。在他看来，瑞安的这场改革还刚刚开局，远没有涉入深水区。

　　“博士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了”

　　在担任副市长之前，陈林并不纯粹是一个从校门到校门的学者。

　　他来自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早年外出求学，曾经在基层工作，又到中直金融单位任职；他所涉猎的知识领域更是遍及经济、金融、政治、社会、人文等学科。这些丰富的经历和学养，使得陈林既葆有传统士大夫那般经世济民的情怀，又兼备现代知识分子的开阔视野；既拥有学者的坚守与执着，又不乏政治实践者所应有的妥协与包容。

　　2005年4月，浙江省委组织部赴京选拔高层次人才，陈林毫不迟疑地来到了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温州，挂职担任瑞安市副市长。

　　之后，由农村信用社整体改制而来的瑞安农村合作银行正式挂牌开业。在他的指导下，该行股东代表大会形成决议，支持筹备成立瑞安农村合作协会。信用社改制并增资扩股后，原有社员作为农村合作银行的小额股东的同时，加入农村合作协会，并通过农协信用部托管和维护其股东权益；农村合作银行转而依托农协、合作社开展信用评级、小组限额联保等业务，规范和引导合作社资金互助，拓展营销网络，增强社区服务，既控制银行风险、又放大农村信用———这个结构设计恰恰与一年多后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林说，缺乏金融合作，农村合作就是无源之水。他形象地比喻说，农村金融问题与农民组织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2006年，中央1号文件掀起了新农村建设的热潮。紧随其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构想。由此，瑞安农协进一步廓清“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条块交融统筹城乡”的思路，并于3月下旬正式成立，之后更进一步加强了“三位一体”综合试点工作，同时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

　　当年12月19日，浙江省委、省政府专门在瑞安召开现场会，总结和推广上述经验。2007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瑞安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首次超过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早年下乡当过大队书记，后又做过县委书记，对“三农”问题情有独钟。在专门听取了陈林的汇报之后，他高兴地评价道，“(这项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历史、对政策的把握，都恰到好处。陈林同志学以致用，博士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了。博士就要到这样的岗位上来，这才相得益彰，才能发挥化合作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也在一个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我们就考虑，日本农协为什么搞得好，我们的合作社为什么搞不好？重要的是我们把三类合作肢解了……瑞安在合作制方面有很多创新，把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其实这种模式是中国几代搞合作制的人的追求。”

　　行云流水般的改革路径

　　陈锡文所说的“几代人的追求”为何一直难以实现？除了一些莫须有的顾虑，主要的障碍来自现行体制的部门分割。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正致力于提升农民的整体“位势”，一个综合性农协横空出世，则必然会牵动既得利益格局的敏感神经。

　　但陈林显然已赢得当地精英和受惠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与宋亚平、吕日周、仇和等近年来各地涌现的个性官员不同的是，陈林并非“一把手”,而是一位副职，并且还是一位“新手”。他一不掌握“官帽子”,二不掌握“钱袋子”,人生地疏，能够立足已属不易，要想打开局面、有所作为，更是难上加难。

　　瑞安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整个改革的具体方案不是一下子和盘托出的，而是步步深入，又在第一时间先声夺人、稳住局面，以资源重组的净收益巩固各方面的参与。换言之，瑞安改革，一开始并未大刀阔斧，而是拾遗补缺；整个过程没有强迫命令，而是循循善诱；没有开膛破肚伤筋动骨，却正在改变着神经传导机制和思维认知模式。

　　为此，陈林提出“一个协会，各自表述”，只要在他设计的这个各方协作的框架内各自发挥出作用，大家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这种既非另起炉灶、又非推倒重来的操作路径，在改革的每一阶段，特别是启动阶段，充分调动了现有供销联社、合作银行的积极性，引入了有关涉农部门的支持，又把基层农民专业合作社结合了进来，有效联合与整合了体制内外、学界、媒体的资源。

　　譬如，在基层供销社开放重组融入农协的前提下，瑞安农协还正式申请加入了浙江省供销联社，成为省社最年轻的一个成员社。这样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既有力保障了“三位一体”建设，又大为促进了供销社自身的改革。

　　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农协至少可以起到行业协会或联合社的作用。浙江省较早开展农民专业合作试点，取得一些经验和成效，也暴露出一些体制上的深层问题。小农基础上的农民专业合作，不易达到规模优势。能够长期存续的农民专业合作，要么向综合化发展，要么只能是以少数大户为主体，甚至压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中间商。所以，有必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合、联合、整合的基础上，建设惠及大多数农村人群的合作体系，既是为了达到规模经济，也是为了体现社会公平。

　　瑞安农协实行的会员分级以及双重会籍制度，其奥妙是既尊重现有利益格局，又建立农协直接联系农民的通道，不断巩固和扩大农协的群众基础，反过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以及供销社、信用社和其他涉农部门的深化改革。

　　但是，陈林也意味深长地强调，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服务对象，农民专业合作社又是规范对象，供销社、信用社则是改革对象。如果现有的供销社、信用社不能深化自身改革，与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其在“三位一体”结构中必将自我边缘化。反之，如果供销社、信用社积极参与和投入，又将赢得自身发展的巨大空间。正所谓“谁支持谁有利，早表态早主动，多投入多回报”。

　　改革者的困惑与坚守

　　瑞安改革在基本没有运用行政强制手段的前提下，能够成就今天这番局面，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有专家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三位一体”的构想有着客观的社会现实基础，有着可行的或者可能的结构和路径。

　　但客观地说，瑞安只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是动态的、脆弱的。行政体系不改革，合作体系难建设。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瑞安改革仍然缺乏体制上、法律上的保障。

　　对此，陈林颇有些无奈：瑞安农协的工作好比盖一座大楼，已经完成图纸设计，也打了几根桩，起了几面墙，做成模型和

样板房，基本验证了图纸设计的合理性，取得了尽可能广泛的共识，但是全面建成尚待时日，后续施工任务仍然很艰巨。现在的问题是，

开发商有钱不投，施工队人力不足；该负责征地拆迁的,似乎觉得亲自施工更有贡献，而该负责施工的，又看不懂或不愿看图纸。他自嘲道，“目前，瑞安改革仅仅完成了图纸的一部分。如果楼盖不成，我还可以推销图纸或‘楼花’嘛！”

　　而这，正是陈林准备继续坚守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