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政治”考验政府能力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7日15:44 《决策》杂志

  -乔新生

  手机政治时代,政府不能扮演信息的审查者,不能成为窥视者,而应该主动成为信息的发布者,通过发送准确全面的信息,充分满足知情权,减少不良信息在居民中传播所造成的损害。

  “手机政治时代”来临

  “如果有问题请直接拨打我的手机”,随着众多的地方党政领导人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这句话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手机的大众化普及和功能的增加,政治信息的传播出现了许多新形式。一方面,政府机关利用手机群发廉政信息,政府机关首长利用手机短信发送新年贺词,在重大灾害到来前,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手机发送气候信息,提醒居民注意安全;另一方面,居民利用手机短信,向政府官员提出意见和建议。还有一些居民利用手机短信相互发送政治消息,并且通过手机短信联络,积极表达政治意愿。

  种种迹象表明,“手机政治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改变了政治生态,实现了点对点的、及时信息传递和信息反馈。

  首先,手机政治不同于广播政治、电视政治、报纸政治,手机政治是一种点对点的政治,而传统的媒体政治则是一种点对面的政治。手机政治的针对性更强,因而政府的政治诉求更容易深入人心。

  其次,手机政治是一种面向小众的政治,它类似于市场营销中的营销细分,通过向不同政治群体发送不同的信息,大大提高政治宣传的效果。

  其三,手机政治是一种可反馈的政治,接收者通过发送反馈信息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促使政府有关部门改进信息发布的方式或者改变政治决策。

  其四,手机政治是一种不可控的政治。在现实生活中,手机政治可以避开传统新闻媒体发送政治信息的过滤环节,实现一种无障碍信息流动。

  正因为手机政治具有上述特点,所以,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趋利避害,充分利用手机政治提高执政效能。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政府官员对手机政治时代的来临缺乏准备,他们对手机短信中存在的问题感到忧心忡忡,个别官员甚至把手机短信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阻止居民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互相联络,有时不惜动用司法机关追究发送信息者的刑事责任。重庆彭水县手机短信案件充分说明,一些执政者尚未树立现代执政观念,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牧民”思想———只要增进了大多数人的福利,那么,居民就不应该断章取义,发送政治信息,损害官员政治形象。

  “手机政治”正在改变政治生态

  在传统的身份社会中,政府掌握着社会资源,并且在信息发布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既可以针对不同的群体发送信息,也可以针对个体表达政治态度。这种“

半导体式”的信息传递,确保执政者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而现代契约社会是一个权利本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息分散在政府和市场主体中,市场主体在信息的发布和传递中居于主要地位,政府同样可以借助于新闻媒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通过制造“观点市场”或者舆论氛围,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果说身份社会是信息传递的个体社会,那么契约社会则是一种信息传递的市民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喧嚣嘈杂的意见之中,决策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求,有选择地引导信息的流向。

  进入到后契约社会,则是一种责任本位社会,在这个社会,每一个成员既享有权利,同时又承担义务,在权利义务的动态平衡中推动社会前进。后契约社会执政者在强调公民义务的同时,必须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公民在享受自身权利的同时,有义务督促执政者提高服务水平。这种权利义务的对称性决定了必须建立与传统信息传递不一样的信息传递机制。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恰恰为政府信息发布、反馈提供了技术平台。

  政府官员可以借助手机短信征询社区居民的意见、发布施政纲领;而居民则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将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政府与居民可以形成互动。不仅如此,面对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居民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相互交换意见,并且借助于这种特殊的点对点信息传输平台,形成一种舆论氛围,或者传递共同的政治诉求,对执政者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比如,在厦门市PX项目中,居民通过手机短信相互传递政治意见,并且以散步的方式集体走上街头,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样的政治信息传递方式,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法律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讯秘密,所以,司法机关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得干预社区居民通过手机短信表达政治意愿的行为,更不能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窃听甚至阻止居民发送相关信息。换句话说,在手机政治时代,政府的事先审查制度———报纸审查、广告审查、电视审查、街头宣传画的审查等,正在慢慢失去作用,居民可以随时掏出手机,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公民即使远在天涯海角,只要在电信可以覆盖的地方,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可以说,手机政治正在改变政治生态。

  在这个时代,如果政府采取围追堵截的办法,千方百计地阻止居民通过手机短信表达政治意愿,或者动用国家公权力,采取强制措施禁止居民利用手机发送政治信息,或者追究信息发布者的刑事责任,那么,执政者的形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手机政治”改变执政方式

  手机政治时代,执政者必须改变执政观念,改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而且要考虑少数人的政治主张,面对他们的不同意见甚至是带有攻击性的信息传递活动,执政者必须提供全面信息,以正视听。同时,必须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根据居民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施政方针或者行政策略,防止盲目蛮干。

  政治信息的传递分为两类:一类是常态化的政治信息传递,譬如立法机关发布法律草案征求公众的意见,行政机关公布

城市规划,广泛听取市区居民的意见等;一类是非常态化的政治信息传递,比如,通过信访听取公民的意见,通过新闻媒体收集公众的建议等。而手机政治则增加了新的政治信息传递渠道,为政府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及时修改施政方针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是,目前国家机关尚未普遍建立手机短信平台,许多政府机关开通了网站,公布了电话、电子信箱等联系方式,却没有建立一种直接的、系统的收集、整理、规划、反馈手机短信的操作平台。在一些政府部门提供的联络方式中,虽然也包括手机短信接收服务,但从整体而言,由于缺乏程序化的信息反馈机制,居民发送的手机短信很可能淹没在信息海洋之中。能否在传统的信息平台基础之上,建立一种手机短信活动平台,确保居民言路畅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执政者的执政水平。

  在政治信息传递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条造谣信息可能会比一条真实信息更具有吸引力。所以,政府在利用手机短信发布信息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现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发布信息。与此同时,针对社会上的各种谣传,政府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补救措施,向那些造谣信息的受害者,直接发送辟谣信息,帮助他们实现信息平衡,尽可能地减少他们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在实践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手机短信现象,那就是在政治选举前夜,或者在上级部门考察干部期间,各种政治短信满天飞。这种行为会干扰政治选举活动,影响人们的政治判断。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讳疾忌医,不能禁止公民发送政治短信,而应该建立一种常态化的政治选举制度。如果因为害怕手机短信干扰组织考察、干部任免活动,而采取信息屏蔽措施,或者对信息的发布者采取强制措施,不但会使选民产生错觉,而且会损害和降低执政者的威信。所以,在政治选举时,执政者要善于发挥手机短信的功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同时也要通过手机短信及时了解公众的政治意向,改变选举策略,充分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权。

  在手机政治时代,政府不能扮演信息的审查者,不能成为窥视者,而应该主动成为信息的发布者,通过发送准确全面的信息,充分满足居民的知情权,减少不良信息在居民中传播所造成的损害。-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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