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蜂人亲历的世态与生态

　　野生的蜜蜂已经基本绝迹，蜜蜂养殖量越来越少，全球蜜蜂数量一直在锐减。

　　法国权威科学杂志《科学与生活》得出结论：如果蜜蜂锐减，整个生物链将会断裂。爱因斯坦说：“如果蜜蜂消失，人类将只剩下4年的寿命。”

　　因为没有蜜蜂的授粉，绿色植物的果实锐减，动物饿死，整个地球将会一片死寂。

　　文◎本刊记者 陈纪英

　　他们和天空隔着的，似乎永远只是薄薄的一层绿帆布。对严冬的寒冷和酷暑的炎热，这些养蜂人都体验得更为深刻，他们还过着没有电的原始半游牧生活。

　　丢不掉的蜂箱

　　7月29日，豫东南区域在卫星云图上呈现出橙色信号——气温接近40度，河南项城的柏油路已经被晒得软如饴糖，除了偶尔驶过的几辆汽车，鲜有人影。

　　光秃秃的公路上就那么突兀地蜷缩着两顶蔫巴巴的绿帆布帐篷。住在这里的是来自安徽临泉的两对养蜂夫妻。张修生黑色脊梁因长期被阳光暴晒而脱了一层皮，蒋玉伟的眼窝布满了血丝。两人都光着膀子忙活着。

　　没有电，张妻正拿着一个硬纸板煽风去暑，她那褪了色的圆领衫已经在腋下、背部积了一圈圈的白色盐碱。她掀开圆领衫，腹部和背部是密密麻麻的痱子。让她烦恼的并不是这酷暑的炎热，而是今年养蜂和去年、前年一样，可能面临“白干”甚至“亏钱”的危险。

　　2005年，因为大面积干旱，蜜蜂采蜜量不高，而当年蜂蜜的收购价格又压得很低。那年下半年，蜜蜂自采蜜甚至不够吃，必须靠人工喂养白糖水存活，白糖的价格又不便宜，在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双重夹击下，不计两人一年的奔波劳累，张修生赔钱一万多元。

　　养蜂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旱灾、水灾、气温、湿度、种子的品性、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等，招招致命——蜜蜂和养蜂人收益的命。正因如此，张修生夫妇对赤峰、延安、邯郸、黄山等重点放蜂地的各种相关情况必须一清二楚，除了多年的经验，当然也离不开现代传媒。而事实上，野外生活赋予他们了解外部信息的唯一渠道只是一台旧收音机，曾经呆在内蒙古的一个月，呆在黄山的6个月，收音机无信号，他们的交流范围甚至缩小到了夫妻二人。

　　年成好的时候，夫妻俩的收入是一两万。而一万多还并非真正攒到了手里，养蜂属于连续性投资行业，他们还要考虑下几年的收成。2004年张修生赚了两万块钱，但是2005年，全国大面积干旱导致农作物开花少、花期短，他们头年赚的钱几乎全赔进去了。“完全没有保障。”抗风险能力弱进一步加剧了张修生夫妇的担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刚刚养蜂的张、蒋夫妇还赚了一些钱，但随着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越来越多地用于农业生产，属于昆虫类的蜜蜂受到了极大伤害，“农药专杀昆虫的，蜜蜂一吸入，肯定活不了。”张修生遇到的最为惨痛的经历是占总量三分之二的蜜蜂因为采了残留农药的花粉而中毒身亡。

　　近年来，一些产量高的改良性农作物种子的广泛栽种，也导致张修生的养蜂日子“越来越没奔头”。农作物改良种虽然产量提高了、抗虫害能力增强了，但是花粉的产蜜量却大幅度降低了。除了农作物，蜜蜂的另一个花粉源是枣树、荆条、山花等草木，“绿色植物越来越少，蜜蜂的花源少了，蜜也不好采了。”

　　蒋玉伟从1987年就开始了养蜂生涯，当初的养蜂动机只是缘于好玩，那时年轻人出外的机会也不像打工大潮汹涌的今天这般唾手可得，当时只有20岁的蒋玉伟还没有结婚，养蜂可以见到各地的风景。

　　除了这些浪漫的想法，蒋的养蜂选择还在于国家当时所实施的优惠政策。1985年，由于蜂蜜质量低下影响出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专门作了批示，加大对养蜂业的扶持与规范。

　　但是现在张、蒋两家都不想干养蜂业了，他们都急于把几百箱蜜蜂脱手，然而“蜜蜂这东西，买的时候难买，卖的时候难卖”，由于养蜂业还处于最为原始的状态(除了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这种买卖信息平台还没有建起来，蜜蜂的交易市场仍没有成形。

　　退耕还草还林让我们赚了钱

　　以往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呆在内蒙古的赤峰市，那里接近一人高的苜蓿正在开花，一大片一大片稠乎乎的花开得恣意妄为，远看很像他们老家4月里将要扬花时的麦田。

　　呆在内蒙古的时候，他们被当地的牧人视为同类，“都是游牧民族”，同样的帐篷，同样的颠簸流落，只有苜蓿花清香的味道让他们“心里头很爽”。富含粗蛋白质、维生素和无机盐的苜蓿花对蜜蜂的繁殖和生长大有裨益，而且苜蓿的花朵多，花期长，流蜜快，虽然价格不是很高(属二级蜜)，但是产蜜量比较大，“在内蒙古待1个月，就能把上半年的投资全部赚回来。”

　　退耕还草的政策至今让张修生感念不已。内蒙古自治区始于2000年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为张修生带来了少有的连续3年盈利期。

　　张修生呆在内蒙古1个月，大概能收两吨多蜜，盈利近两万元左右。苜蓿蜜产量大，是中国主要的出口蜜种之一，销路不需要发愁，价格也比较稳定。张修生喜欢苜蓿，蜜蜂同样喜欢苜蓿。苜蓿花期来临之前，蜜蜂在河北邯郸采荆条花的蜜，后者对于蜜蜂的身体损害严重，它们的身体逐渐干瘪，数量急剧减少。内蒙古一个月采蜜期期间，蜜蜂干瘪的身子发得胖乎乎的，繁殖能力也增强不少，还会达到最为理想的满箱状态，这对于来年的春繁也非常重要。

　　然而，2006年，当他们仍然从邯郸花费将近6000元的路费千里迢迢赶到了内蒙古时，以往铺天盖地、散发着迷人清香的苜蓿花已少有踪影，原来当地群众没有再能得到补贴，他们不再执行退耕还草还林政策。这块最大的利润源生生被抠出了他们的放蜂网络。“养蜂的风险非常复杂，自然灾害和政策变动都是致命的。”20年养蜂的酸甜苦辣让张、蒋两家认识了这样一个无奈而沉重的命题。

　　今年7月中旬，邯郸的荆条花凋谢之后，他们来到河南周口，他们的家乡临泉距此只有100多里地，但是家乡遭受水灾之后，地里的庄稼被大片淹没。而周口地区过多的雨水还算不上灭顶之灾，芝麻正在开花，但是芝麻蜜的销路远比不上可以出口的苜蓿蜜，产量也少得多，“勉强够蜜蜂填肚子，剩不了多少蜜。”

　　他们五一前后在延安采的洋槐蜜属于可以出口的一级蜜，但是今年的价格从往年的13000元/每吨降到了11000元/每吨，张修生不得不想法节流，他邀请同乡蒋玉伟和他同租一辆车，大家在同一地方放蜂，这样可以省去不少租车费用。

　　除非万不得已，张修生不想让蜜蜂采农作物的蜜。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对蜜蜂的健康有着致命影响。蜜蜂如果连续几个月采这样的蜜，“会变得蔫巴巴的”。每箱的蜜蜂数也会减少，对于蜂群贻害无穷。

　　9月份采完这一茬蜜后，他们将花费2000多元的路费远赴长江以南的黄山，“上半年没收到多少蜜，从今年9月到来年3月中旬，也采不到多少蜜了。”接下来的6个月，他们将在黄山度过，200多箱蜜蜂将会吃掉一万元左右的白糖，而且这也将是一段异常孤独的日子。

　　20年过了两个春节

　　两个年龄分别为4岁和3岁的儿子手里拿着两根木棍，试图阻止他们陌生的父母进门，还大声叫喊着“奶奶，快来啊，骗子说是爸爸妈妈”。在随后的5天里，两个小孩仍然拒绝和他们的父母有任何亲近行为，更不叫“爸爸、妈妈”，直到父母带着无尽的遗憾不得不离家去照顾远方的蜂群时，两个孩子才“哇——”地大哭起来，拼命撕扯着他们的衣襟，第一次喊出了“爸爸妈妈别走”。

　　一个10多年前的情景，偶尔还会让蒋玉伟夫妇的心隐隐作痛。放蜂20年，蒋玉伟只有两个春节是在家过的，当时恰逢在黄山遇到同乡，他们把蜂群委托后，两次分别在家呆了5天、6天。即使现在离家只有100多里，他们“也不会回家，运费高，而且老家有土路，不好走”。

　　蒋玉伟的妻子林二花把二儿子喂养到一岁半时，就跟着丈夫开始放蜂，在两个儿子有限的词汇量中，亲人就是养育他们的奶奶。“俩小孩都聪明，没教育好。”蒋玉伟一直把两个从小成绩好的儿子后来的厌学归咎于自己。他的两个孩子记事后，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

　　儿子们后来迷上了网络游戏，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得知消息的蒋玉伟大哭一场，火速回家，劝说无效后，从来没有责骂过孩子的他用荆条把孩子暴打一顿，两个孩子的脊背上遍布着青紫的伤痕，半月未消。

　　当记者问他是否为选择了养蜂业而疏于教育孩子而后悔时，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不及回答，眼圈已红，“命吧，都是命”，转身离去。

　　张修生的一对儿女也是早早辍学，他的女儿已经结婚，19岁的儿子在外打工，“放蜂人的孩子没有得到好的教育，没几个成才的。”

　　养蜂人的日子，总是被几百箱蜜蜂紧紧绑住，把黄山、延安、邯郸、赤峰等几个主要放蜂点连线，就清楚地勾画出了他们的生活轨迹，在轨迹里，最牵挂也最易被忽略的就是家。

　　在几乎整年的野外生活中，“我一年到头就几乎只和他(张修生)说话。”张妻告诉记者，“养蜂人放蜂一般都是夫妻档，谁能受得了一年不说几句话啊？”

　　“我们过的是最落后的生活。”蒋玉伟说。帐篷里通不了电，夏天，太阳会把薄薄的帆布晒穿，里面的温度和外面相差无几；冬天，在最低气温5度以下的黄山，寒冷常常会针扎一般穿过隔热效果极差的只有几毫米厚的“屋顶”和“墙壁”，侵入他们的毛孔。

　　再不做养蜂人？

　　养蜂业的重要性长久以来被忽视。除了蜂蜜的直接经济效益外，养蜂业还是现代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蜜蜂授粉产生的经济效益要比蜂产品效益高143倍。以养蜂业最为红火的浙江省为例，该省年养蜂直接效益是7亿元左右，照此方法计算产生生态社会效益就超过1000亿元。

　　200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开始生效。该法第14条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养蜂业，维护养蜂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但记者在采访农业部时获悉，国家对养蜂业并没有具体的优惠补贴政策。

　　该法第49条规定：养蜂生产者在转地放蜂时，当地公安、交通运输、畜牧兽医等有关部门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养蜂生产者凭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格式印制的检疫合格证明运输蜂群，在检疫合格证明有效期内不得重复检疫。

　　而张、蒋两家养蜂人今年就遭遇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乱收费行为。按照相关规定，蜜蜂的检疫和消毒应该一年3次。2007年4月29日，他们租车拉着蜂箱经过河南省商丘地区时，在同日同地区，他们的蜂箱被强制“消毒”了3次，每次收费20元，如果不交钱，就要扣车。实际上，身上穿着带有动检字眼的收费人员根本没走近蜂箱，更别提消毒了。类似的遭遇在山西、陕西又重复发生。

　　“风险大、需要连续投资、乱收费、奔波劳累。”张修生越来越希望能够早日脱离养蜂生涯。他告诉记者，在他们放蜂时候认识的浙江养蜂同行中，近四成已经放弃了养蜂。

　　蒋玉伟说，他准备继续找机会卖掉蜂箱，“现在打工一年也能挣两万多，谁去买这些风险大的蜜蜂呢？”

　　“卖不掉的话明年还要到处放蜂。”张、蒋两家的蜂箱都有二三百箱，每家蜜蜂的总价值都在四五万以上，“不能说丢就丢，不去放蜂，蜜蜂就会吃更多的白糖。”蒋玉伟无奈地说，这200多箱蜜蜂对他来说一如长在重要部位的肿瘤，不割疼痛，割了残疾。

　　中国养蜂协会的王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国的放蜂工作一般都是散户，如果他们放弃养蜂，必将重创养蜂业。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蜜蜂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750万群减少到680万群。不仅仅是在中国，蜜蜂减少的现象在全世界都越来越严重，与2003年相比，亚洲和欧洲2004年的蜂群数量分别减少了27320群和90108群。

　　我国蜜蜂研究专家王勇认为，造成全世界蜜蜂减少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包括盲目引进、滥施农药、人造转基因作物、电磁波干扰甚至战争、政府对养蜂业的不重视等。

　　“环保型的产业国家应多给点优惠政策。”张修生说。比如国家提供一定的补贴；政府能够组建专门的部门，在灾害来临时，给他们及时预警等等。张修生的逻辑很朴实：既然由于人为因素造成蜜蜂减少，也应该能通过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干预使蜜蜂数量增加。

　　张修生至今记得小学课本中《蜜蜂引路》的课文，这个故事的发生正是缘于列宁欲找一位养蜂老人了解情况，商量养蜂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偶像”竟然主动去拜访一位养蜂老人，小学生张修生判断养蜂人肯定是非常伟大的角色。然而，在现代社会的中国，操持着古老职业的个体养蜂人，以及他们的肩负着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链持续重任的蜜蜂，却处于越来越被漠视的境地。(文中蒋玉伟为化名，其他为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