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在拍张爱玲

　　李安专访

　　《色·戒》是对人性很幽微很新鲜角度的探索，但我同时也想表达对我父母那一代的纪念。

　　撰稿／王 倩(记者)

　　李安的妻子林惠嘉曾经说过，做一个人最幸运的就是能够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每件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林惠嘉在说大学毕业却一事无成的李安，顶着纽约大学电影硕士学位却长达6年时间一事无成，在家里烧饭带小孩，靠太太的薪水为生，一度穷到银行的存款不到50美元。但这段人生的最低潮没有让李安怀疑过自己的电影天分，幸好他没放弃。

　　如今的李安功成名就，成为华人导演的楷模，真正做到了妻子口中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为拍片而拍片，不用为资金发愁，按自己的想法，拍想拍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情怀，而《色·戒》就是他在这种自由状态下的大作。李安重回华语片，加上张爱玲原作的标签，《色·戒》自开拍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和追捧。

　　起程去意大利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前，李安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一贯擅长在电影中体现人性之压抑的李安，说自己向往“在抗战杀敌这样的一个题材里，去寻觅一种幽微可是又很巨大的力量”。

　　填充张爱玲的留白

　　新民周刊：你曾说过张爱玲太伟大了，“不敢动”她的作品。而《色·戒》又被认为是张爱玲众多作品中比较复杂的小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呢？

　　李安：我不像《色·戒》的编剧王蕙玲那样，她是张爱玲专家，而我真的只是喜欢这个作品。我觉得它只能算是小品，是短篇小说中的一个极品。而以张爱玲的作品来说，这部她在比较晚年时的作品，是她写得最精简但可能也是最精彩最完美最厉害的一部，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她之前的作品写的都是她身边的和她熟悉知道的事情，但这一部好像是她的自传，是她对爱情的牵情之作，这是相当明显的，所以我一方面好像也是在拍张爱玲一样。

　　新民周刊：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几乎没有正面塑造，对小说背景的交代也语焉不详，作为导演，在电影中你会如何处理？

　　李安：张爱玲写得很短，这个东西如果真人演出来，真的不合理，很可笑，有点像狂想曲，它的真实性是十分可疑的。可是她又是写得那么小心，28页的小说花了10年；张爱玲这么聪明，而且又是在她晚期的时候，所以说这部小说真的不简单，里面藏了很多东西，而且她也避掉了很多东西，很聪明。所以在拍电影的时候，有些笨功夫我们要帮她想，有些没有的东西我们也要把它的血肉弄出来，把它的合理性铺垫好。把她内心的东西用电影演出来，这是最困难的。小说里面有汉奸和抗日的，张爱玲不是一笔带过，可也说得不详，但是在电影里面必须要交待得比较清楚。一个故事的发展不能两三笔就带过去，因为有些场景有些情节能够存在成立的话，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资讯，所以我们还是照实拍，尽量把它做得像真的一样！

　　新民周刊：你的电影会忠实于小说原著吗？小说看上去有点“风轻云淡”，那你的这部电影也会是这样的吗？

　　李安：我想就是尽量还原，尽量忠实吧！在情节上，相较原著有一定的改动，但这样的改动也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著。张爱玲当时年纪大了，又是写跟自己相关的东西，她也很聪明，不敢写长了，但是我把它变成了一个长篇的电影，很吃力，要做很多的工作。有些东西是很难成立的，我们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做的工作要比她艰苦一些。当然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也是掏心窝的，没有办法像她写的那样云淡风轻的，很多翻江倒海的东西还要即时地把它拍出来，这是很大的工程。

　　新民周刊：很多人相信李安导演能很好地表现张爱玲这部小说众多的留白处，你自我感觉呢？

　　李安：视觉的东西跟文字不同，电影是靠实像来打动观众的，而文字则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改动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原著的思想，我必须要对原著进行填充。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去翻译张爱玲小说的人，我不是把这些作品翻译成为电影语言，我绝对不是做这类工作，不然我就变成一个匠人了，没什么意思。正是因为她刺激了我对这个题材以及对人生的一些好奇，有了一些需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我去创作，去借题发挥。一个好的作品创作出来都不容易，它能够让我看中，它已经是一个成立的东西，我能够借力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新民周刊：你说她刺激了你对人生的好奇，那么你希望通过《色·戒》传达什么理念呢？

　　李安：《色·戒》是对人性很幽微很新鲜角度的探索，但我同时也想表达对我父母那一代的纪念。五四那一段岁月很浪漫，包括爱国都是很浪漫很前卫的那种情怀。在那种纯真年代里，国家和人情都有特别的情怀。我自己很想把过去的那种情怀抓回来，我希望观众也有这种情怀跟我分享。另外就是对纯真爱情的一种向往吧！也可以说是张爱玲所追求的一种爱情观，尤其是从女性(当然男性也有)角度出发，主要也是从女性角度来说。在抗战杀敌这样的一个题材里，去寻觅这种幽微可是又很巨大的力量是张爱玲的长处，也是我很向往的。

　　汤唯带来的挑战

　　新民周刊：编剧王蕙玲女士正在进行电视剧《张爱玲传》的工作，这对于电影的完成有什么帮助吗？王蕙玲女士说她参与《卧虎藏龙》的编剧，是你希望借助她情感戏方面的专长，增添电影的爱情魅力，那《色·戒》中的“王蕙玲影响”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李安：王蕙玲以写华语的电影和电视为主，因为《色·戒》是中文题材，所以一定要从这方面出发。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一稿一稿的，下了很多功夫。她刚做完《张爱玲传》，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东西她都跟我讲。她算是一个张爱玲专家，对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的熟知性就更强。《色·戒》小说虽然短，但是感情线却十分复杂，特别是人物内心的情感表现，所以这一次她还是一样要负责情感这部分的内容。

　　新民周刊：《色·戒》即将完成后期制作，和最初选择男女演员时相比，你现在对他们的评价有所改变吗？他们达到了你的要求了吗？

　　李安：以他们的年纪来讲，都是相当好的。汤唯扮演的角色要找到很困难，是我千挑万选出来的。她的气质啊，各方面是很接近的，她受的训练也最多，8个月里都在不停地练，没有什么休息，一个礼拜七天从来都不休息的。

　　梁朝伟本身的程度就比较好，还有他的年纪也比较成熟，他主要就是讲国语比较吃亏一点，所以他在那方面练得比较多。口气啊，形态啦，也都要重新来过，因为他在香港平常演戏时跟这次电影里的时代不太一样，跟以前演上海滩那种也不太一样。这次他要演一个国民党特务，一个官员，那也不是他熟悉的，所以他也要训练，我大概都是拿我父亲的样子去教他。

　　王力宏也下了很多功夫，国语对他来说也是第二语言。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在美国那样家庭里长大的小孩他身上有那种教养，我去教他比教一个现在大陆或港台同样年纪的小孩还要快，他更接近以前的样子，而且他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他有时会流露出美国很自然的一种表情，那个我要特别注意一下。我抓到了就尽量抓，抓不到只好漏掉。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觉得他的样子是很古典的。我说的古典是三四十年代五四青年的那个样子，受徐志摩等人的影响，差不多像我父亲。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九十岁多一点，就是王力宏祖父母的年龄，他回去看他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可以再去温习一下那种样子。加上陈冲，这四个比较重要的角色，都相当称职。以目前的这个年龄层来说，我看到的是很称职的。

　　新民周刊：演员们的表演，对你的工作是否会有所启发呢？

　　李安：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也给了我很多。特别是汤唯，我跟她有一个很奇怪的经历，是我在过去当导演时没有碰到过的事情。通常你带一个年轻演员，过了几年，过了几部片子以后，他们渐渐转型，变得比较有经验，过去的天真已经没有了，他们在演技上有了新的困境，也需要突破，年轻的男孩女孩我都碰到过。但是汤唯在这8个月里面变了3次，这是我也没有碰到过的，所以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她最初是靠纯真去演戏，也不知道自己拍的是什么，好不好也不敢去说，闷着头演；然后拍到一段重头戏，大概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她开始变，纯真就没有了。她也不会再去演纯真，因为她演技还不到，所以我重新教她去演戏，像教一个新人一样，更难教；再过三分之一，就又变一个人了，又要重新教。人家可能好几年的变化，她在同一部戏里就发生了，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困难，我也不晓得怎么去教她、去拍她，是很有趣的一个课题，不过我们都度过了。最后需要她演角色比较深沉、层次比较多的像梁朝伟那样的戏，我觉得她都做到了，很难能可贵，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她的观众缘怎么样，我不敢讲，可是对于我一个导演一个导师，去教这样一个年轻演员和学生，可以说是教学相长，我从中也学到很多东西。

　　中西文化的融合

　　新民周刊：你的“父亲三部曲”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后你又成功拍摄了大量体现西方文化的电影，功成名就的你这次又重归华语电影。很多人都佩服李安导演对中西方文化把握得游刃有余，你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

　　李安：这个东西你去经营的话会有痕迹，我觉得是很自然的。我们现代人本身就有欧美的东西，因为中国的东西很老旧，我们自己又来不及推翻，要把它革命掉。好的东西你也不能全盘地接受，全盘接受是绝对不可行的，任何人也不会这样去做。所以好的东西，我们要去学习去发挥；旧的东西，可以在现成的东西里制造出一种新意，还没有被发掘的新意。比如说《色·戒》拍摄的是1942年的旧上海，上海的那个年代还没有人去做过。一个讲了千遍已被讲烂了的东西，那你选择上海1940年代就又有了新意。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投入，在我们固有的文化里面加入新鲜感。艺术创作还有娱乐事业都是推陈出新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新民周刊：有些东方的文化人可能会抗拒去和西方融合，对此你怎么看？

　　李安：你说张爱玲，张爱玲就是英文极端好、欧美的东西极端好的一个中国人，她如果在英美文学上不那么好，那么她中文的东西也写不了那么好，中文写来写去就那么几句话；放下英文不说，鲁迅不学日文的话，他中文也写不了那么好，中文根本就不够用。所以你一定要去学习人家的长处，但学习时也不能硬套，有的套成了有的套不成功。这是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路程，这个我觉得不必那么坚壁清野，大家就是需要同仇敌忾呀什么的，我觉得中国本来也不是这样，中国是靠融合才能到现在。五六千年了，这个国家还存在。地球上没有一个古老文明能够到现在还存在，只有中国。中国就是天下，各地方的文化都往里面添了，它才能有活力。我们现代人就更不应该有这种陈旧的僵化的想法。

　　新民周刊：中国故事《色·戒》，也会体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吗？

　　李安：张爱玲很典型，她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的文字写得那么好，两个方面都写绝了。拍张爱玲(的小说)，你就应该拍上海这样的地方。上海是现代的东方和西方融合最自然最快速的一个地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那我做这个题材就很自然，根本一点都不吃力，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对我来说，中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不需要你刻意去适应去把它做出来，没有的。只有你拍得好不好的问题，因为上海过去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也还是这个样子，你要拍上海就要拍到位，西方的东西不能省掉，因为它的融合是非常独特的，非常自然的，也很有特殊性。

　　华语电影需共同努力

　　新民周刊：包括你和吴宇森等大导演都重拍华语电影，这是好莱坞对中国题材的看重吗？

　　李安：不能单从几部片子就断言什么，或者说现在国产片的市场会怎样，而要从整体来看。这是很新鲜的一个问题和现象，还有就是大家都渴望的市场和生机，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需要再努力，不能用几部片子或者几个导演的表现来评价。

　　新民周刊：过去一段时间，内地电影叫好的不叫座，叫座的不叫好，而香港和台湾电影更是困难重重。你眼中的华语电影圈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李安：以在两岸三地制作电影来说，内地环境是最好的，工作条件也是最好的。香港在退步，领先优势已经没有了，所以很多我们原先预计要在香港做的，现在都搬到上海来做。台湾已经相当差了。华语电影是一个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和支持的事情。

　　新民周刊：如今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但当初《卧虎藏龙》在奥斯卡获奖前内地放映时票房一般，评价也一般。当时你失望过吗？你看重普通观众对你的评价吗？

　　李安：每一次拍片，我都尽力拍好，成不成功是不敢说的。它是否有观众缘，每一部片都有自己的命，你不能跟它硬熬。可是我的出发点和希望都是很纯良的，很用力的，我跟我的工作人员都在那个状态，这样去拍我的剧本就很有意思。当然对观众来说，他们有自己的评断力，而且我的电影也不是那种人见人爱的类型。虽然我很看重观众对影片的评价，但我不能因为其他外来的因素就怕这怕那，不敢拍了。希望喜欢的观众还能继续喜欢，不喜欢的观众就看个热闹。

　　新民周刊：2000年的《卧虎藏龙》和2005年的《断背山》为你连续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威尼斯金狮奖、金球奖最佳影片和奥斯卡最佳导演等奖项，你已成为国际知名大导演，所有的这些改变了你的生活了吗？

　　李安：电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它也是因缘际会，是很多人跟我一起工作的一个成绩，大家在电影创作的状态上都是相当好的，不能说是一种幸运，我比较好命吧。到目前为止，我希望能够一直在这种状况下拍戏，其实我现在收山不拍电影也挺好的，不是为拍片而拍片就是很好的东西。获奖对于生活的影响，那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一些的。比如像拍这个片子，我接近九个月没有回家，只是偶尔通通电话，和孩子们的接触也越来越少……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获奖也是好事。因为这些奖项，我现在已经基本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在执行我自己的意愿时受到的阻力也不是很大。

　　新民周刊：9月28日《色·戒》就要全球公映，同时《色·戒》也是威尼斯电影节的参赛作品，对这部作品和威尼斯之行有什么期望吗？

　　李安：对于影片而言，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吧！对于票房，我没有什么期待，《色·戒》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那种电影，那就不喜欢的看热闹，喜欢的捧个场。对于电影的奖项，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如果说能得奖的话，希望能多给演员一些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