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我是独立个体户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北京

　　实习生 周晶婕

　　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坐在那儿，正在翻看From Magna Carta To The Constitution(《从大宪章到宪法》)。脚旁有一袋书，十多年来编的写的都在里面。摄影师拍那些封面的时候，他挑出3本来，说这是我写的，其余是编的，然后说惭愧。

　　他站起身来，魁梧，衣着干净，左腕戴一块老式全钢手表。这位学生记忆中“最难忘的老师”，早年的形象是这样的，“83年，他是那么个性，留着略卷的长发，穿花衬衣，英语极棒，喜欢打篮球，喜欢用书盖着脸笑，随时随地发表好恶，没有一丁点虚伪……”

　　有评价说，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从1999年发表《驯化统治者》，到今天重出江湖，也许没有人比刘军宁更能体会“说话的权利是珍贵的”。

　　他住在郊区，较少进城，较少应酬和饭局，大部分时间与他的一两千册书相伴，从他服膺的休谟、伯克、苏格兰学派以及美国联邦党人那里汲取资源，在公共平台上发出声音——从电动车、利息税、证监会、黑煤窑到新近的有关文艺复兴的呐喊。有人喝彩，有人讥讽，有人一笑了之。他打算将话题一个一个展开，在财产、土地、宪政、法治、教育等具体领域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对吃饭要求不高，一份辣白菜，一份炒鸡蛋，一份饺子就够了。他感兴趣的是，几百年前，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人曾经用坐标方格在人类头盖骨的素描图上标出了灵魂的位置，他想讨论的是：灵魂，为什么不朽。

　　最不能忍受中国人的麻木

　　人物周刊:在众多的政体中，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偏爱民主政治？

　　刘军宁:我们现在讲的民主政治是现代意义上的代议民主制，也是自由民主制，跟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已经完全不一样，虽然都叫民主。现代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第一，它避免了人类很长时间内无法克服的权力交接的流血，通过政变、内战之类的流血，通俗地说，民主政治就是用点人头的方式代替了砍人头。砍人头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发生过，砍别人的头，砍自己家人的头都是屡见不鲜的。实行民主政治后，统治者不用担心再被砍头了，不论你是赢还是输；第二，民主政治给了老百姓相对而言最大的自由，为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行动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保障。所以民主制不论是对老百姓还是对统治者都是件好事。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伯林所说的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

　　刘军宁:我觉得中国人对积极的自由想得比较多，对消极的自由想得比较少。而且中国人理解的自由主要是“我想干什么”，不太强调如何建一个彼此不干预、不强制的状态。

　　所谓消极的自由就是Free from，免于做一个事情的自由。但在中国不行，比如你年纪大了还不结婚，家人朋友都要来干预你。伯林的这个划分对中国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如何营造一个自由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有选择干与不干的自由。

　　人物周刊:这个状态可能要再有几代人才能实现。

　　刘军宁:但是我们不能等几代人之后才开始做，现在就要开始做。

　　人物周刊:你觉得北大传统里的自由主义跟今天的自由主义，最大分野在哪里？

　　刘军宁:我觉得当时北大的自由主义带有很强的英国社会主义色彩或民主社会主义色彩，在很多的专门领域并没有深入展开过，只是停留在口号上，但即使那样也已经难能可贵了。

　　人物周刊:有人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兼而有之。你觉得是这样吗？

　　刘军宁:要看怎么理解平等。如果平等是指你和我收入一样多，你和我长得一样漂亮，那么这样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理解成凡是你有干某些事情的自由，我也都有，这是成立的。比如说你有权去读书、去到处旅游，我也应该有；如果你比我特权多、自由多，那么我们俩就不平等了。所谓平等指的是权利和自由的平等，并不是指结果的平等。

　　人物周刊:那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刘军宁:现在的情况是这两个方面都不平等。既不平等也不平均。当然，平均不应是我们所追求的。

　　在中国，贫富差距本来可以不这么大的。现在的贫富差距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不是自由造成的，而是权力造成的。我们看到很多市场经济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国家，像瑞士、日本、美国，贫富差距却比中国小得多，这就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恰恰是由于垄断、特权、滥征横敛和腐败等权力的作用，导致了一些人依托权力和特权比另外一些人占有了更多的财富。户籍制度也限制了低收入人口的自由流动，大大加剧了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这些纯粹是权力造成的，怎么会是市场造成的呢？

　　中国目前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最要害的经济部门还是在政府手里，我们看政府调控房价、股市、汇率，用的还是计划经济的手段。怎么能把现实的不平等归到市场经济头上去呢？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中国问题的两方面,一个是价值转型,一个是制度转型。

　　刘军宁:是的，我觉得价值转型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新价值如何构建新体制？如果自由在中国没有价值，我们如何建立保障自由的制度？由于中国学界日益社会科学化，大多数人的努力都集中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很少有人追问自由的价值如何在人心中扎根。不以自由为价值中枢的制度又如何在社会中扎根？实际上中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制度探讨了。这样的探讨是有意义的。但我们还必须关心这些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念。如果一个东西在人的心中没有位置,它在现实中也是没有位置的。好比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美，他不会买到美的衣服，即使买到了，也只是偶然或者在别人看来美。在灵魂中没有的东西，在现实中是不会有的。

　　人物周刊:人们价值观的现状你有没有考虑过？

　　刘军宁:现状就是，有六成糟糕的东西，三成空白，还有一成闪光的东西。

　　人物周刊:一成闪光的是什么？

　　刘军宁:有很多人在积极地追求自我，追求精神世界，这几年帮助弱势人群的自愿举动越来越多了，感人的故事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并愿意为之努力。虽然在人口中比例很小，但是会越来越多的。

　　人物周刊:那六成糟糕里头，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刘军宁：麻木。

　　中国已近百年没有一个像样的文化观念运动了

　　人物周刊:您最近一直在谈“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这样一个题目。Renaissance本义是“再生”，当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要复兴古希腊的人文精神。当时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个几乎横跨300年的运动？

　　刘军宁: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有3个动因，第一个是长期的内战，第二个是黑死病，第三个是经济的繁荣，导致了人们向往摆脱诸多约束，在哲学、科学、建筑、绘画、文学上进行创造。最早的一批人试图从古希腊古罗马中间寻找灵感，到老教堂寻找遗留下来的古希腊文献，然后把它们译成意大利语流传，甚至在佛罗伦萨建雅典学院，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古典的人文精神。它不是一个创新而是复兴，通过复活获得振兴。

　　人物周刊:那么在你看来，中国的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会以怎样的面貌怎样出现？

　　刘军宁:我想开始还是大家对文艺复兴这个运动的重要性有个普遍的认识，有非常激烈的争论，一些人从中获得新的看法。有了新的看法之后，艺术家用新的眼光开始新的创作，根据中国的传统来重塑人文主义，然后是新的好的作品大规模出现——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好多人说中国历史上有反映人文主义的好作品，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批量、一个趋势，而且没有把人文主义成功地嫁接或植入到中国文化中去，没有改变中国人。历史上有很多次这样的投篮尝试，但球一直没有投进去。

　　人物周刊:今天就有把握投进去？

　　刘军宁:我觉得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一个是经济的发展，一个是中国思想界的发展，还有当代艺术的发展，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它必须经过特殊的努力才能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未来中国也需要一代新人推着往前走。

　　我听到不少来自艺术界的回应。有人兴奋，有人反对。兴奋的人大概觉得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已经差不多100年没有一个像样的文化观念运动了。我不承认靠着权力发动的运动。我个人没有任何权力，我只能用观点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来争取响应。

　　人物周刊:说得具体点，比如中国当下的文学、音乐、艺术等门类，如果有复兴的可能，前景会怎样？

　　刘军宁:文艺方面我是外行，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消费者来期待吧。比如说《诗经》里面有太多值得用人文主义眼光重新发掘的戏剧、诗歌、小说和绘画的题材。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文主义色彩浓烈的故事，画一幅安禄山和杨贵妃的油画我估计会非常好卖，似乎从来没人画过。文学作品我喜欢看那种表现逼仄环境下的人性的，或大俗或大雅，就怕伪雅、伪俗。

　　人物周刊:您曾经提到中国文化人纷纷进入竞技状态，认为这是文艺复兴的契机。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商业滋生的变种？

　　刘军宁:很多人对文化和商业的结合有质疑，但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文艺复兴肯定要和商业结合起来，历史上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与美第奇家族倾财相助是分不开的。而在今天的中国，不少有钱人愿意在腐败荒淫的事上花很多钱，却不肯花一点点钱来支持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文艺复兴要破除的东西今天还在中国流行

　　人物周刊:还有一个观点说文艺复兴需要大师，今天中国没有大师，谈什么文艺复兴。

　　刘军宁:大师是在文艺复兴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之前产生的。如果已经有很多意大利那样的文艺复兴大师，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干吗还要搞文艺复兴呢？

　　我还想强调一点，不是说有大师了，文艺复兴就成功了。文艺复兴根本的目的是重塑人的观念，确立人文主义，树立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制造多少个大师。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为了制造米开朗基罗和薄迦丘，相反，这些人是为了人文主义而存在的。大师的作品有助于转变和提升人的观念。这一点在当今许多人的认识中基本上被颠倒了。

　　人物周刊:你怎样理解人文主义？

　　刘军宁:人文主义有几个核心价值观，首先它把个人提到一个宇宙之中万物之首的地位，凸显人的价值。它主张每个人是自由的、独立的、有尊严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它在本质上强调个体的价值而不是集体的价值。

　　当时的文艺复兴特别反对的就是人的身份差别。但在今天的中国，你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你的出身、政治面貌很重要。你填过表吧，只要大学毕业，你的身份就是干部；不是党员，你的身份就是群众；然后领导签字单位盖章组织下结论。你是党员你是少数民族你是干部家庭出身，就有很多附加值。换句话说个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靠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衡量的，你这个人的价值并不重要。文艺复兴要破除的东西今天在中国还到处流行，有时候大家还认为理所当然。

　　人物周刊:意大利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往往持厚古薄今的心态，在你看来，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有一种紧迫的回到传统，比如回到儒家的需要呢？

　　刘军宁:中国要回到两个方面。首先它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全部传统而不仅仅是在儒家里面打转，儒家只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要回头平等看待中国全部的精神遗产。另一方面是要向外面看，看看别人做过了什么。意大利文艺复兴并不仅仅看意大利的东西、古罗马的东西，它更看重古希腊的东西。现在中国既要看自己的过去，也要看整个人类的过去。文艺复兴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

　　人物周刊:对于贴在你身上的儒家自由主义标签，你怎么看?

　　刘军宁:我关心的是自由主义如何在一个儒教为主的社会中扎根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能不能做到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否有中国式的绅士风度。但是仅仅有儒家色彩还是不够的，我觉得更能概括中国传统的是“天道”这两个字，不仅儒家认可，其他各家各派也都认可。

　　人物周刊: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里列了两位中国大哲，一个孔子，一个老子。你怎么评价老子和孔子？

　　刘军宁:老子更关心形而上的，譬如理想的政府、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而孔子关心的更多是人伦方面，应该对你爸爸怎么样，对你夫人孩子怎么样，是不是要吃肉，是不是要穿得美，老子根本没有谈论过这些事情。他们俩思想的积极成分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思想链。

　　人物周刊:西方哲人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思想，哪一个对你冲击更大？

　　刘军宁:我一开始全部看西方的，尤其喜欢英美的。后来看儒家，现在看老子。我觉得他们在根子上是相通的。就像文艺复兴一样，我想既看西方的传统又看整个人类的文化传统，我想从中找到共通的地方。

　　人物周刊:请谈谈你对仕和士的认识。

　　刘军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在古代你学问做好了，入朝为皇帝做事，为统治者服务，靠在别人身上，就是带单人旁的仕。

　　人物周刊:你怎么给自己定位？

　　刘军宁:我只是个独立的个体户。

　　刘军宁

　　1961年生，安徽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作为年轻一代政治学领军人物，他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