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生内心脆弱敏感像玻璃

　　胡邓称，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从乡下走入城市的高校，他们在短时间内承受太多的变化。现代化的环境与用品，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容易让贫困大学生无所适从。

　　“他们的心，脆弱敏感得像玻璃。”周华玲说，“猛地一撞，碎片一地。”

　　来自首都高校贫困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60%的人因穷而感到羞愧；约1 ／ 4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而四成以上的人不愿公开求助。

　　而一些极端的案例，更给他们的心理雪上加霜。汪志鹏的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小时候开朗活泼，但他12岁那年，他的大哥考上大学，因没钱就读喝农药自杀。父亲因此精神错乱，儿子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志鹏不爱说话，但懂得心疼我。”这位母亲说。2007年除夕，新年钟声临近敲响时，志鹏和姐姐拉着手走到她跟前，说要给妈妈唱首歌。当时，窗外爆竹声震耳，客厅里那台无画面的电视机沙哑地传出春节联欢晚会的欢闹声。汪母没听清儿女在唱什么，只一个劲地鼓掌，边抹眼泪。

　　“尊严要靠实力挣回”

　　8月27日，段东仁通过媒体，拿到了资助者的联系方式。男孩犹豫了一下午，最终仍没按完这11个数字。他告诉本报记者，去年的捐赠仪式上，阿姨把装着1000元的信封递给他，问候了几句，便离去了。这项一对一交流的环节，总共不过两分钟。

　　尽管觉得尴尬，且不知说什么好，段还是打算第二天给阿姨一个电话，说声谢谢。这个被他称为“半个社会”的大学校园，开阔了他的视野，还将扭转他的人生。此前，他所生活的世界，再大不过连接村庄与小镇的那座无扶杆的索桥。

　　“感恩门”事件后，有媒体向段东仁索要阿姨给他的回信，被他拒绝了。“我不想以此证明我给阿姨写过信，懂得感恩。更不想因此伤害到阿姨。”段告诉记者，他去年刚到校，手摔伤骨折。他花了一个下午，歪歪斜斜地写满了三页信纸，向资助他的阿姨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一个月后，阿姨回信让他“多喝骨头汤”。段一直保存着这封来信。但此后，他没有再写信给对方。

　　去年8月份，为22名大学生颁发助学金时，襄樊市总工会还发出了倡议书，要求大家学会感恩，与女企业家多联系，汇报自己的学业与生活情况。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记者，“2／3大学生没给资助者写过信”是指写给总工会，而更多的大学生直接给资助者写信。

　　段东仁不想再去琢磨，自己是不是与阿姨联系少了，显得不懂事。在他看来，农村娃的感恩方式，就是“努力活出名堂来”。他竞选当上了校科技创新协会副部长，还是学校新建的展厅的解说员，接待校内外前来参观的学生、家长和领导。

　　其他受助学生也纷纷迈出了原来的世界。方圆在同学的鼓励下，参加班级干部竞选，最终被选为团支书，这个同学眼中勤奋稳重的学生干部，成绩在年级也名列前茅。

　　龙威申请到学校提供的助学岗位，扫楼道。寒暑假回到家，他便到严阿姨的公司实习。这个身材敦实的男生告诉记者，用实际行动表达谢意，更自然而有尊严。

　　但并非每名受助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年春节，汪志鹏曾提出到资助者的公司实习帮忙，对方称人手充足而婉拒了；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有的学生给资助者写信，始终没盼回只言片语。而王可的母亲称，资助过他们的企业家曾问女儿，有没献过血？有没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知道这跟感恩有什么关系！”

　　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

　　如今，一场“感恩门”风波，将双方之间微妙的“度”击得七零八落。资助段东仁的企业家称其并没终止资助，而是当时在外出差，也不清楚段的情况，之后匆匆挂了电话。襄樊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带头资助了5名大学生的宋爱洁也婉拒了采访。

　　龙威与资助者严建群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到严主席的公司实习两次后，他得到了师傅与同事的认可。严建群告诉记者，龙威毕业后，只要肯来，我们就收他。

　　就读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段东仁梦想成为一名核工程师，操纵渺小的粒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他的另一个愿望与大多受助学生一样，将曾经受过的捐赠回报社会。“我要换回我的尊严。”他说。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