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蛮开心的

　　【周末报报道】 -　左元

　　采访地点：周末报社

　　采访时间：2007年8月16日

　　姓名：黄国安

　　性别：男

　　年龄：54岁

　　职业：编辑

　　对80年代印象：辛苦而开心

　　人物档案：1953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上山下乡，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现为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

　　1979年，回城，顶替父职入上海静安区一粮油商店，旋任经理，后调入粮管所，任工会主席

　　1992年，下海南打工，任某广告公司设计主管、副总

　　1994年，入上海《静安时报》，任美术编辑、文艺记者

　　现为《静安时报》副刊部主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

　　那时候过节，一户供应四瓶至八瓶啤酒，买的时候要带空瓶，没有瓶，有票有钱也不能买。

　　左：黄老师，十多年前我编漫画版的时候，有幸结识了你，得到你的大力支持。我印象中，你插队回城后，在粮食系统干过一段时间。

　　黄：我1969年初中毕业，第二年上山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海知青在云南插队落户的少，绝大多数是到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开始，在云南的上海知青给中央写联名信、北上请愿、罢工，要求回家。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紧急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第三条：“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我老头子是静安区粮油商店职工。在西双版纳干了九年多，1979年，我顶替老头子，进了静安区一家粮油店，卖米卖酱油。干了三个月，做经理，下面十多个职工。

　　那时候粮油统购统销，定量供应，上海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油四两到半斤，逢年过节供应个七八两，大米定量二十九斤半，其中粳米四斤，过节的时候多供应几斤。粳米一毛六分四一斤，好一点的一毛七分一，最好的一毛八，还有一种“侨汇米”，两毛多一斤，是新米。那时候“备战备荒”，新米进库必须存三年以上才拿出来供应，所以居民平时买到的都是三年以上的陈米。

　　粮油定点供应，我们粮店供应几个居民委员会的几千户人家，也就是说，这几千户人家必须在我们粮店买米买油，到其他地方买不到。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如果遇到熟人，多卖几斤给他，那上面是要处理的。

　　那时候粮店米、面没有小包装，都是五十斤、两百斤一包，来了我们就一包包扛进仓库。粮店都不大，米、面得摞七八个高，多的时候摞十几个高，得架梯子送上去。进大批的粮油才有卡车，一般都是我们用黄鱼车(即三轮车)去拖。那时候上海卷面厂在外滩，我们都是踩着黄鱼车去进挂面，一车800斤、1000斤，蛮辛苦的。

　　左：你也得跟着踩黄鱼车？黄：经理得多干。那时候风气还比较正。平路还可以，上桥的时候不行。我们一般两辆车一起去，要上桥了，停下来，一个人踩一个人推，一辆上了桥，刹着，再弄另一辆。刹车要好，不然要翻车的。我在农场拿着调令回城的时候是行政二十五级，月工资四十七块还是四十九块我记得不太清了，回到上海还减掉几块，四十二块五，奖金五六块，加一起五十块不到。那时候消费也低，平时小兄弟聚聚，人均消费一块钱，就很好了，螃蟹也就两三块一斤。

　　白天像个小领导，晚上跟大家像兄弟；白天叫大家干活，晚上大家聚一聚。买瓶烧酒，一块多(啤酒两三毛)；买包烟，一两毛，最多三毛，飞马牌的两毛多；剁点猪头肉，三毛钱。那时候年轻，白天淌一身汗，晚上喝点小酒，还是蛮开心的。

　　那时候过节，一户供应四瓶至八瓶啤酒。粮店一卡车进来，木条箱格子里装着，一箱二十四瓶。凭票供应，一张票四瓶，买的时候要带空瓶，没有瓶，有票有钱也不能买。

　　左：万一瓶子打碎了怎么办？黄：经常碰到这种情况：“经理啊，阿拉没瓶子，阿拉先买，明朝喝完了还你两只瓶子好？”

　　那时候啤酒瓶贵倒不贵，七八分钱一个，但是没地方买，很紧张。家里有十个、二十个瓶，人家就要讲：“这家人还是蛮有办法的！”那时候我家里有二十四个瓶，床底下木架子放着。

　　左：看着很有成就感吧？！黄：到居委会发粮票的时候，给老头老太几张啤酒票，老邻居套套近乎。店里职工，逢年过节发两张票，买个八瓶啤酒，大家蛮开心的。

　　计划大米不能开后门，1982、1983年，常熟、无锡开始搞小包装米，五斤一包，新米，两三块钱一包。我们去搞点回来，加点路费，关系户、里弄积极分子给一点——我们也要靠他们做工作。

　　当个小经理，蛮辛苦的，但干得蛮开心的。

　　当时观念，总感觉在私人老板、外国老板手下干，不太舒服，总感觉“给共产党打工”才踏实。

　　两年多，走了两三个粮店。1983年，我调到粮管所，做工会主席，后来劳动人事工作也插插手。

　　1989年，有个老领导调到市里财贸口(现在属商业、经贸)工会，把我拖过去。如果我不出来，现在就是公务员了。但是财贸工会管下面几十个单位，上传下达，整天开会，搞了年把工夫，我没兴趣了。我这个人野一点，叫我整天西装领带坐着开会，蛮难受的。

　　我弟弟一个朋友，经常到我们家来玩，跟我关系也蛮好。他老子解放前是上海霓虹灯大王，80年代他们弟兄几个都在上海做霓虹灯，海南开发以后，他另辟蹊径下了海南。我当红卫兵的时候画画毛主席像、出出黑板报、刻刻蜡纸，这个老板知道，他下海南后就动员我去帮他。

　　我父母原来有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我从西双版纳回城，我弟弟从崇明回城，然后我们两个都找了女朋友，接着成家生小人，就是8口人。父母住到打工的校办工厂临时用房，把自己的房子一换两，我弟弟住十几个平方老公房，我住一个亭子间，二楼到三楼中间，没有阳光，解放前保姆睡的地方。这个老板请我吃了几次饭，一次次到我家做我工作。夏天，热得不得了，我们赤着膊，吹着电风扇聊。他给我装了部电话(那时候装电话要初装费，很贵，3000多块)，又给我装了个空调。盛情难却，去海南，去就去吧。

　　海南开放得早，夜总会啊、夜场啊，都需要霓虹灯。老板给我找了很多设计资料，又带我到广州啊、深圳啊、蛇口啊，去观摩。初到那些地方，感觉“茅塞顿开”。上海人搞东西，设计上工艺上都比较讲究，价格也不会乱来，70年代，上海的手表、缝纫机，都是很有名气的。到了海南，发现什么都有假的，包括有些人偷税漏税啊，牛皮吹得很大。浦东开发90年代初才启动，那时候上海还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中规中矩，到了南方才知道什么叫“财大气粗”，什么叫“商品社会”。现在不稀奇了，全国各地都这样了。跟着老板谈生意，吃饭、喝酒、卡拉OK，小姐在旁边陪着，一下子不习惯。上海那时候还没有。

　　我的关系还在粮食局，留职停薪，不拿工资，倒过来每个月要给单位交五百多块钱。后来做做工作，少交一点，一个月交三四百块。老板给我两千块钱一个月，我全部寄回家，在那里吃用全部是老板的。老板还给我配了个拷机。拷机那时候蛮贵的，几百块、千把块钱，那时候上海人的工资一般五百块不到。

　　但是当时观念，总感觉在私人老板、外国老板手下干，不太舒服，总感觉“给共产党打工”才踏实。搞了一年多，我家老头子得了帕金森氏【综合消息】报打电话叫我回来，我就回来了。正好我们静安区在筹备办报纸，经朋友引荐，我进了报社。

　　投稿的时候没多想，“苏修”来邮件了，我吓一跳——早几年这不就是“里通外国”吗？！

　　左：你画漫画就是到报社后开始的吗？

　　黄：我的漫画处女作是1979年发表的。我在西双版纳农场就搞宣传，州里有个《西双版纳报》，傣文、汉文两种版本的，我是通讯员，搞大批判的时候，画一点速写，配一些插图。1979年，我在粮店当个小经理，事情也蛮多的，要卖米卖油，要踩黄鱼车进货，而且计划生育啊、民兵啊、共青团啊……都搭一点，没完没了的会，感觉蛮累的。当时看过一本小人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拔根毫毛在嘴里嚼碎了吐出来，变成成千上万的小猴子。冬天，晚上在粮店里值班，闲着没事，躺在行军床上，有感而发，就起来画了一张漫画：一个团干部，边上一圈会议通知，上方画一个孙悟空，团干部请求孙悟空教他分身法。画好了，寄出去一个礼拜，就在《青年报》上登出来了，蛮开心的——我一个泥腿子，刚回城，在正规报纸上发表漫画了。拿到七块钱稿费，跟小兄弟买点猪头肉，喝点小老酒，同享喜悦。有一张香烟票，四毛九分钱买了一包红牡丹，总共花了十几块钱。

　　我画漫画正式起步是1985年。那时候我已经干工会主席了，管单位的图书馆、阅览室，看的东西多一点，就经常画漫画。湖南《刺玫瑰》漫画报办了面向全国的“刺玫瑰”漫画函授班，那时候影响蛮大的，我也报名参加学习，画得蛮卖力的，星期天也不休息，到图书馆看资料。初生牛犊不怕虎，画了很多漫画，全国各地到处投，数量不少，质量不行。2000年以后就不怎么投稿了，因为我当选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理事。全国102个理事，上海就6个。戴了个帽子，麻烦了，以前不是“东西”的时候，手里有点东西，虽然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现在是“东西”了，手里反而没有东西了——太差的东西不好意思往外投。

　　左：90年代你在我们《周末》上发了不少好作品，有的被很多家报刊转载，还有被《新华文摘》《报刊文摘》转载的。

　　黄：80年代末，福州路上海外文书店卖外国画报，过期打折的，五毛还是一块一本，记不清了，有越南的、苏联的。那时候我们国家画报还不多，上海有《上海画报》，北京有《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其他就没什么了。苏联画报后面有两个版面的漫画，大部分是苏联人的作品，每期有两三幅外国人画的。那时候苏联和我们还没恢复正常关系，他们跟小越南好，画报上有越南人画的漫画，一塌糊涂。我不服气，我也来画。画了几幅，寄过去了。过了两个月，夏天，那天我休息，穿着短裤，赤膊在门口剥毛豆，我老婆在屋里烧饭。邮递员推着自行车从弄堂口进来：“挂号信，敲图章！”好大的信封，

邮票上是大脑壳的列宁。投稿的时候没多想，“苏修”来邮件了，我吓一跳——早几年这不就是“里通外国”吗？！好在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有点解冻了。

　　左：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黄：有一封信，上面是俄文，写得蛮漂亮的，我不认识，下面是中文翻译，写得歪歪扭扭的：尊敬的黄国安同志，经研究，选用你的漫画作品三幅，表示感谢。署名是苏联画报国际部主任叫什么斯基列夫的。

　　只给了两本样刊，没有稿费。但是作品在国外的杂志上用铜版纸印出来，蛮开心的。我老婆的小姐妹听说了，要敲竹杠——可以赚外汇了嘛！我开玩笑：“我一个卢布没拿到，所以也没有黑面包给你们吃！”

　　左：哈哈！后来我不编漫画版了，但是对漫坛还比较关注。我知道你的作品多次入选中国漫画大展和其他一些重要漫画展，还出了个人漫画集，我也“蛮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