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改写人类文明史？

　　【周末报报道】 -本报记者　周益　实习记者　李诚　特约记者　田斌峰

　　5000年前的奢华往事

　　这可能又是一个被洪水毁灭的伟大文明。

　　在灾难来临之前，这个聚落的权贵们安逸舒适。

　　族人为权贵们修建了3000平方米的宫殿和神庙。为了防潮，宫殿的地面是由厚度1.5米的红陶块铺成，这种红陶块经过高温烧制，质地坚硬。

　　虽然聚落南面有奔腾的裕溪河，但首领和权贵只会享用这条河里的鱼类，河水他们是不会喝的，因为不卫生。

　　为了满足权贵的需要，凌家滩人在宫殿内凿出了一个直径约1米、深约3.8米的水井，井壁上半部也是用那种红陶块圈成。这样，住在宫殿里的人们每天都能喝到干净的水，甚至不用担心旱季的到来。

　　因为南面的裕溪河里有鲜美的河鲜，北面的太湖山里有取之不尽的山果和野兽，四周开阔的平原则为耕种提供了便利，这里的人们根本不用担心肚子问题。

　　在这个部落，女人们青睐的男子是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耳以及大嘴，为了使自己更为英武，男子们喜欢留八字胡，此外还要计较头冠是否别致，玉镯是否精美，腰带是否与众不同。

　　当然，这些都不用权贵们本人来制作。

　　宫殿的周围有专门的手工作坊，这里的匠人技艺高超，他们首先制作出最大直径不超过0.17毫米的管钻，然后用这个工具钻出直径只有0.15毫米的玉芯。当这些玉器在5000多年后出土时，人们必须用激光束才能还原这种效果。

　　尽管凌家滩四周物产丰富，但这里权贵们要使用的玉器原料都来自遥远的巢湖沿岸，完成这个搬运过程的通道就是面前的裕溪河，这样能够使工匠们省去很多的力气和时间。

　　背山面水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人们不用担心外敌的攻击。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磨制了刃口锋利的石钺、玉斧和玉戈，挖出了严整的护城壕沟，同时还训练着随时准备出击的武士。这些武士，他们只接受手持玉虎首璜的人的命令。

　　他们的安逸还在于到处结盟，权贵的子女们纷纷与外族结姻，他们要用玉龙凤璜来见证这种政治婚姻的可靠。

　　为了让族人相信权力是由上天确定的，权贵们不仅使用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版来占卜，还在聚落的最高处修建了祭坛，坛呈长方圆角形，西高东低，面积约1200平方米，分三层筑成，表层有积石圈和祭祀坑。在这里，聚落的情况可以一览无余。

　　墓葬都安排在祭坛的下方，在权贵们的墓葬里根据个人的身份和喜好，安放着最精美的玉器，其中一个权贵特别喜欢猪，他的墓葬里放进了一只重达88公斤的玉猪。

　　可是，5000多年前，这一切的奢华仿佛都在一夜之间消失。

　　是因为洪水吗？谁也不能确定。20多年来一直主持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考古挖掘工作的张敬国教授，虽然曾经根据地层水流的痕迹进行过大胆的猜测，不过，正如他所言，考古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

　　张敬国：我遇到了又一个“殷墟”

　　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凡是涉及到凌家滩考古的报道，就一定会有张敬国的名字出现；同样，只要有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的报道，必然也离不开凌家滩。

　　记者想从有关凌家滩考古之外的报道搜寻张敬国的故事，结果一无所获。对此，张敬国“呵呵”一笑，说：“除了凌家滩考古，我很少跟媒体打交道。”

　　谈及凌家滩对自己的影响时，张敬国坦陈：“我的名气是随着凌家滩的名气一起变大的，我的学术成果，都来自凌家滩。”

　　在多次接洽后，张敬国在他那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采访。

　　没有凌家滩前的寂寞

　　在安徽省城合肥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是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记者连续换了三辆

出租车才赶到了目的地。上最后一辆车前，司机告诉记者：“我不知道考古所的地方，先到安徽省博物馆，你们再问路吧。”

　　在安徽省博物馆门卫的指点下，记者看到离博物馆大约30多米左右有一栋5层高的小楼。门卫说：“那就是考古所的办公楼了。”

　　小楼的大门没有朝着马路开，记者穿过一条浅浅的窄巷，才看到一块写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白底黑字长条招牌。后来记者才知道，这10个字是考古学家夏鼐题的。

　　张敬国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小楼的第四层，最东头的房间。

　　1985年底，张敬国就是在这个房间接到了所领导的命令，收拾行装，赶往一个名叫凌家滩的陌生山村。那时的张敬国已经大学毕业10年。

　　1975年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张敬国被分配到安徽省博物馆。因为大学里学的就是考古，年轻的张敬国在博物馆做了3年研究工作后再也坐不住了，申请调到文物考古研究所。因为他觉得只有在野外进行实地考古，才能真正发挥他的特长。

　　“感兴趣是一回事，但真正深入下去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2007年8月7日，张敬国向记者回忆起那个年轻的自己时感慨地说，“那时候考古调查全靠两条腿走。我调到考古所后，很快就参与了一个苏鲁豫皖先秦文化考古课题，淮河以北21个县市，我们考古队七八个人，硬是靠步行就把这个课题跑完了。”

　　“哦，好像从睢溪到双墩那段路上我们也雇过一辆三轮车，因为这两个地方之间有70公里呢。”张敬国端起桌上一个直径约15厘米的大搪瓷茶缸，浅浅地喝了一口，说，“不过，走到一半车就坏了，我们连推带拉，走了很多路终于找到一个小镇，这才把车修好重新上路。”

　　可是，当张敬国和同事们到达目的地，住进双墩的烈士陵园招待所时，他们发现难熬的事还没结束。“蚊帐上全是蜘蛛网，被子又油又黑，大家只好和衣而睡。”张敬国说，“那已经是当地最好的旅馆了。”

　　工作条件的艰辛在张敬国看来并不是最难捱的。“除了清贫，还要耐得住寂寞。”张敬国说，“考古人有兴奋的地方，那就是考古出了成果。”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成果却并不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能遇上的。“考古界很多前辈研究了一辈子都碰不上一个大发现。”张敬国告诉记者，眼看着许多年轻人到考古所后不久又离开，既感到惋惜，又感到无奈。

　　幸运的是，这样的寂寞生活在张敬国进考古所7年后就结束了。

　　是窖藏，还是文化遗存？

　　1985年下半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突然接到来自含山县文物管理部门的一个报告：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村村民在挖坟埋葬时，挖出许多陶器、石器、玉器。

　　考古所接到报告后，就把调查工作交给了考古部主任杨德标和当时还是一名普通考古人员的张敬国。

　　杨德标和张敬国随即赶往凌家滩进行实地调查。

　　张敬国告诉记者，调查中发现器物出土地点有陶器碎片和少量的红烧土块，但挖出的土较纯，坟堆附近非常干净，不见有陶器碎片，据此他们认为出土地点可能是窖藏。

　　不过，当两人把调查范围扩大后，又在凌家滩村前的河岸边发现许多陶片，这些陶片与葬坟挖出的陶片不论胎质、颜色，还是器形都几乎一样。再问老乡，老乡告诉他们，在葬坟的岗地上，犁田犁出过石器、玉器，有许多都被小孩玩丢了。

　　张敬国他们随后回到长岗乡文化站，重新观察村民挖出来的石器、陶器和玉器。他们找来一块猪肉，取出一个两面对钻孔眼，刻有月亮纹饰的石钺进行实验切割。“我们感觉石钺刃口非常锋利。”张敬国说，“其他的陶器和玉器也都是以前很少见的。”

　　这时，他们又产生了另一种猜测，这里会不会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呢？

　　“是窖藏还是文化遗存，我们当时还拿不定主意，只能把实地情况和我们的猜测都上报给所里。”张敬国说，“因为所里暂时没经费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一直拖到1987年。”

　　怎么就让他一个人去了凌家滩？

　　两年后，考古所终于安排了3000元资金对凌家滩遗址进行试掘。这次，张敬国是孤身前往。

　　为什么这样的考古活动，会由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来主持呢？据了解，那次考古的人员除张敬国外本来还有三位：杨德标、王步毅以及刚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两年的何长凤。不过临出发前，三人都因为有其他工作在身而放弃前行，任务就落在了张敬国一个人身上。

　　“看到他们三人无法前往，我也有些犹豫，但又想到如果再推后，天气渐渐热了，野外工作很困难，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进行。”张敬国说。

　　最后确定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有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张敬国(领队)、巢湖地区文物管理所蒋楠、含山县文物管理所靳水年、原长岗乡文化站站长李余和。

　　“这次我们的目的就是看一下地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证实了是文化遗存，那我们今后就可以大规模地发掘。如果是一种窖藏，我们就不必要那么大动干戈。”

　　据张敬国回忆，他和蒋楠从含山县城赶往长岗乡，那时长岗乡还未通汽车，他们只能乘含山县城到东关镇的车在太湖山下，此时是早上9点多钟。随后，他俩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和发掘工具徒步走到长岗乡政府。

　　“等到长岗乡的时候已经是11点多了，我们累得浑身是汗，文化站李余和站长已在乡政府门口等着我们，他把我们安排到乡政府对面的招待所二楼住下，招待所十分简陋，没有自来水和

卫生间，用水还要到楼下拎。”张敬国说，“当天中午乡里的杨书记和乡长金从广请我们吃饭。不知不觉我们我们五人喝了4斤酒。”

　　“乡政府距凌家滩遗址5里路，每天从工地到住地来回四趟，一天要跑20里，一共干了20多天。”在张敬国的记忆中，这段辛苦的日子却是他考古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20多天发掘了4座墓葬，特别是代号87M4和87M1的两座大墓，出土的文物让我们非常震撼。”张敬国说。

　　据了解，87M1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三件站姿玉人。玉人不论其造型、琢玉技术，还是玉人的设计思想都表现得极为高超。三件玉人的出土，首次展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整体形象，为研究远古文明社会提供了极丰富的信息。

　　87M4墓内出土的玉器更是让张敬国激动，有玉版(刻着原始八卦图)、玉龟、玉勺、三角形玉饰、玉人头饰、玉管、玉璜等。

　　张敬国兴奋地对记者说：“极为重要的是玉龟的上下腹甲夹着玉版，这就和历来最难令人置信的像‘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元龟负书出’(《尚书中侯》)、‘大龟负图’(《龙鱼河图》)等等的神话故事印证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后来记者在采访李余和时，他也清晰记得20年前大家的欣喜若狂。李余和说：“张敬国在一张纸上拼命地写，写好以后就叫我去邮局寄给省电视台，他希望用镜头把这一切拍下来。”李余和当时也很激动，一口气骑着自行车冲到了十多公里外的东关镇邮政局。可惜，一直到试掘结束大家都没等到电视台的人。

　　又一个“殷墟”

　　由于这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接触远古文明，张敬国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

　　张敬国告诉记者：“蒋楠剥离玉龟和玉版时，因为激动，他嘴里不断哆哆嗦嗦地说：‘张老师，出玉八卦，出八卦图了……’我说：‘赶快照相，我们俩边清理边照相。’我拿起珠江牌照相机不停地按，一口气拍了20多张。工作结束回到合肥把胶卷冲出来一看，我一下呆了，只有几张冲洗出来，其余胶片都是黑的。我问照相专业人士，他们说珠江牌照相机有这个缺点，有时你虽然听到快门声但它却打不开，我非常懊恼，历史的瞬间没有拍下来，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亦是我一生的遗憾，我和蒋楠发掘时的工作照都淹没在黑色的胶片里了。”

　　张敬国还告诉记者一个更遗憾的事情：“我把粘满泥土的玉器拿到水塘边清洗，握在手心放在水里泡了一会，有气泡不断从水里冒出，才过了一会，我就感觉玉好象没有了，赶紧拿出水一看，玉真的没有了，仔细一看，全成了粉状糊，把我吓了一跳。以前我认为玉是温润而坚硬的半透明石头，怎么泡在水里就化了，这是什么玉啊？我又拿一件放进水里，又是同样结果，我就再不敢放进水里洗了。后来我采取用布先浸一点水，把玉上的土浸湿，然后再擦，这样效果比较好。”

　　张敬国告诉记者，就是因为这些遗憾，让他不得不开始对玉石进行深入的研究，如今也成为安徽省内玉器界的专家。

　　在此后的1987年11月、1998年11月、2000年11月以及2007年的5月，张敬国带领考古人员对凌家滩又进行了4次大规模发掘，发掘总面积2200平方米，出土玉器和石器1300多件，墓葬66座。

　　在此期间，1998年，张敬国请中国文物研究所对现场发掘出的草木灰标本进行了碳14年代测定，确认凌家滩遗址的年代为5560±195年。同年，凌家滩遗址发掘被国家确认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文保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有着“中国环境考古奠基人”之称的周昆叔教授专程赶赴凌家滩考古发掘现场考察后认为，凌家滩是中国的又一个“殷墟”。

　　为凌家滩喝的酒

　　几次发掘的成果，让张敬国在考古界声名大振。除了考古成果，他的酒量也成为大家助兴的谈资。

　　“也是因为凌家滩考古，我才酒名远扬的。”张敬国尴尬地说。不过相关“酒事”，他却如实记录在了《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上。

　　1998年11月，正当张敬国准备第三次进行考古发掘时，在民工工资问题上与当地政府一时间没能谈拢。

　　“当时行政村翟书记提出民工工资每天45元，不同意则其他一切免谈。”张敬国说，“45元一天的工资我从来没有支付过，这比县长的工资都高，可谓是漫天要价。”

　　“我和贾庆元请书记吃了两天饭。胡副县长也对翟书记做工作，都没有说服翟书记放弃45元一天的价码。我们急得没有办法，这如何是好，再过两天大部队就进村了。就在我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有一个老乡向我们支了一招，他说翟书记白酒1斤半喝不倒，远近闻名。

　　“我和老贾商量后对同事说，我们晚上摆酒请村干部和书记来，我打头阵，先和书记喝，如果我倒了，你们再上，一定要把书记放倒！我做了安排，我的同事陪村干部，我陪书记。那天晚上喝得天昏地暗，村里一共来了8人，我们只有4人，更何况村支书一斤半的海量，但喝到最后，村里干部都被我的同事喝跑了，只剩下书记和一个队长，这队长不喝酒。喝到这时，书记讲话已不清楚了，我感到有希望了，赶紧又和书记放了4个雷子(满杯)，这下书记真的不行了，那队长说张教授你真是海量，书记喝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他已经醉了，就到此为止吧。我说好，送书记走。书记摇摇晃晃走到门口，我请队长扶着他，我也是摇摇欲坠，但还撑得住。把书记送走，我心里感到非常难受，我问喝了多少，他们说8瓶，天啊！不一会队长来了，他说书记倒在稻草堆里睡着了，走不了。

　　“第二天一早，尽管我依旧头疼欲裂，难受死了，但为了过这一关，我硬撑着问，书记在什么地方？他们说还在草垛里睡觉。我找到书记，说中午请你喝酒。书记说，张教授你是文化人，能有这样的好酒量，我佩服你，我不管上面怎么说，你说吧，工钱多少一天？我说高于当地标准，一天15元。书记说行，就听你的，一天15元。我握着书记的手说谢谢！谢谢！今天中午我向你赔罪，再喝一杯怎么样？他说过几天我来请你，今天不能喝了。

　　“这一关过去了，我浑身感到轻松了许多，但我的‘坏名声’也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凌家滩、铜闸镇，一提到我的名字就是‘好酒量’。”

　　这时，记者在张敬国的办公室角落里看到两个贴着“原酒”标签的塑料瓶。张敬国笑着说：“这是泡药酒用的。以前酒量好，现在年纪大了，只能喝点药酒。”

　　发现遗址的三个版本

　　从1987年第一次进行发掘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关于凌家滩遗址的发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敬国教授、含山县文物所所长祁述义以及当时的长岗乡文化站站长李余和都有着不同版本的描述。由于他们都是历次发掘的见证人，所以这样三个不同版本使凌家滩遗址的发现更显得扑朔迷离。

　　张敬国版本

　　在张敬国所著《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他是这样描述这个历史性的开始的：

　　“1985年凌家滩村因老人过世挖坟埋葬时，挖出许多陶器、石器、玉器，引起村民极大关注，当时的长岗乡文化站站长李余和知道后，第一时间赶到凌家滩村控制了事态发展，收缴了部分文物，宣传了文物法规，保护了现场，才使凌家滩有了今天的重大考古挖掘成果和震惊中外的知名度。1985年6月凌家滩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事件之一……

　　“李余和把收藏的文物送到含山县文物管理所，该所立即上报安徽省文物研究所。”

　　祁述义版本

　　1987年，祁述义从安徽大学历史系开设的文物干部培训班毕业，才回到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工作，就遇上了凌家滩遗址发掘。

　　祁述义在回忆当年的情形时，用了“跃跃欲试”四个字来形容年轻时的自己。他解释说：“以前实习就常去些外地的考古遗址考察，没想到这次考古活动发生在家乡，真想把学校学到的知识全用上！”在随后的凌家滩遗址发掘中，祁述义全部都参与其中。

　　对于凌家滩遗址的发现，祁述义回忆说：“1985年，凌家滩村民万传仓的母亲过世，家人挖墓时挖了近40件玉器，开始他们都没在意，把玉器在家放了整整一年。直到1987年，村里有人把玉拿到芜湖市文物商店去卖。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经过询问得知文物来自凌家滩，当天就将情况通报给含山县文物管理所。”

　　祁述义说，所里工作人员接到电话，立即向巢湖汇报，巢湖又报到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立即派人赶往凌家滩，并在万传仓家看到了一大堆文物。之后，文物所将这批文物征集到县里，并给了万家300元奖励。后来，文物所请省考古所专家对文物进行考证，这样凌家滩才重见天日。

　　李余和版本

　　李余和是张敬国认为的“发现凌家滩文化第一功臣”，时任长岗乡文化站站长。

　　在当地村民的介绍下，记者找到了李余和的家。那是一座红砖青瓦的平房，门口一排泡桐，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映出斑驳光影。

　　听完记者的来意后，李余和忙招呼记者进屋，打开电扇，搬出板凳。

　　等坐定后，李余和回到卧室里翻出一本64开的笔记本，他对记者说，事隔年代太长，要查日记才能知道准确的资料。

　　李余和翻看一会儿手中那本已经泛黄的笔记本后，向记者讲述他所知道的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开始：“1985年，我们县里搞文物普查。主要工作是普查革命遗址，因为在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里有新四军活动。据说还有一家医院，当时有不少战士牺牲在这个医院里。所以我们怀疑山上有些坟是埋葬牺牲的新四军战士的。”

　　“是1985年12月2日，没错，就是那天开会的。”李余和指笔记本上记载的日期说。

　　在随后的调查过程中，李余和听说一户村民在给家人土葬时挖到了宝贝。

　　“当时有个谣言，村民都说给老人挖墓时挖出了很多银子。我就去打听，但那家说不是银子，是一堆石头，泥巴还没洗干净呢。”李余和说，“我去一看，总共挖出30多件。里面有的像玉环，有的像宝塔。我随后就上报了文化部门。”

　　据李余和回忆，报告交上去1个多月，就来了两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其中一个就是张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