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恩图报：变了味的慈善观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看来，我们现在有些捐助活动，捐助者拿着捐多少钱的牌子给受捐助者，前面是记者 在拍照。这让受助者处于一种很屈辱的地位，双方的人格和地位极不平等，这是铜臭味极其浓厚的商业宣传，不是慈善。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李梦娟

　　如何感恩、如何施恩再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这源于一则新闻：8月中旬，湖北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 合举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方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原因是，这5名贫困大学生“不 知感恩”。在过去一年受捐助的时间里，这些贫困生没有主动给资助人写信、打电话说声“谢谢”。

　　8月29日，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总工会只是一个中介机构， 没有权利取消大学生的受资助资格。“只是有两个企业家不想资助他们了。”谈起企业家不想继续资助的原因，该工作人员表 示：“这些学生不打电话也不写信，资助者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上学。”而学生没有与捐助者联系，并不一定是不知感 恩。“有些学生可能是出于自卑心理，不愿意主动和人联系。”

　　后经襄樊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证实，只有3名学生被企业家中止了资助。其余两名是去年获得了一次性资助。而 被停止的那3名学生，工会打算为他们联系新的资助人。

　　感恩：为何难说出口

　　就“襄樊贫困大学生不知感恩被取消受助资格”事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记者，大学生在“感恩”这 方面的素质是缺乏的，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慈善组织拿出钱来捐助，大学生每学期至少给资助方写个汇报，“也好让他们知 道自己撒下的种子有没有开花结果”。

　　“别人给予帮助，至少应该说声谢谢，这是最起码的礼貌。这说明这一代人关注他人不够，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这是 天经地义的，和享受父母的关爱是一样的。”

　　贫困大学生的“不感恩”，让不少人对其道德水平表示担忧。

　　截至8月30日，新浪网“如何看待贫困大学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资格”的调查显示，共有212545人参加投票 ，其中有82.92%的网友认为“应该取消，不知感恩的人很难期望他们将来回馈社会”；有8.96%的网友认为“不应 该取消，既然主动资助别人，主观上就不应图回报”。

　　面临舆论的“讨伐”，大学生对“感恩”有另外的阐释。

　　“与企业家联系少，并不是我不懂得感恩，而是不习惯这样的方式。在我看来，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能回报社会才 是最大的感恩。”其中一名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学生表示。

　　网友对“感恩”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名网友道出了他在受助与感恩之间的难为情。他说：“越是穷的人，自尊心 越是强烈，有时候强烈到自卑的地步。在学校里，我感觉自尊是我唯一的底线，去找兼职，做家教，学校里的勤工俭学这都无 所谓，毕竟是自食其力。但是捐助，特别是中国式的捐助，让我望而却步。要把我的姓名贴在公告栏里，来接受同学的目光， 要我卑躬屈膝地去讨好企业的赞助者，要我怀着感恩的心态去面对一样是穷人的捐助者，我打心底不愿意。好像感觉把我剥光 了衣服，推到熟人的面前，接受他们不知道是怜悯还是嘲笑的目光，还要不得不怀着感恩的心态。”

　　自由撰稿人黄琳斌表示，经济困难导致贫困生不能过上与其他同学一样正常的生活，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存 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甚至心理疾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日长天久，这种心理问题就可能成为根深蒂固的心结，侵蚀 着人的意志和信念，促使他们形成一种不思进取、自暴自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甚至反社会的人生态度，从而影响到一 生的命运。与物质上的贫困相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更加深刻而持久，更加难以克服，并容易与物质上的贫困形成一种恶性循 环。”

　　黄琳斌认为，部分贫困生不会感恩、不守信用，除了道德因素，与这种心理根源不无关系。应当更加重视贫困学生的 “精神扶贫”。“不论是国家助学贷款还是学校、社会设置的各种救助基金，如果给了钱就了事，部分贫困生习惯后，就容易 把贫困当作受助的资本，产生‘受助是理所当然’的依赖心理。”

　　施恩：不要居高临下

　　在对大学生的“精神扶贫”方面，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无论是国家资助还是民间资助，都应在经济支持的 同时考虑到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

　　王旭明建议，民间资助可以改变单纯给予的方式，给予的同时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变成某种契约的形式，在契 约中加入受资助学生每年写几封信报告学习生活情况、报告成绩单以及经费使用情况，如果没有报告将停止资助等内容；或借 鉴国家资助政策，资助的同时有一种激励机制，培养他们有一种报恩思想。

　　这种契约式的捐助，已经付诸实践。近日，河南省南乐县刚刚考入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在得到河南省慈善总会“爱心 接力慈善助学基金”时，接受并签订了一份“道德协议”。协议要求受助方承诺，参加工作后，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在不影 响生活和工作的前提下，要自愿回捐不少于受助的资金3000元。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表示：“襄樊3名大学生因不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资格，出现这样的结果与资 助方的管理是有关系的。资助后有什么承诺，对不履行承诺采取什么措施，事先如果有约定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大学生，普遍有这样的制度。”徐永光告诉记者，与河南省南乐县那名学生签订“道德协议”不 同的是，要求受助大学生要参与志愿服务，成为志愿者。“在很多大学，受资助的大学生组织成社团，每个学生结对帮助农民 工的子女。贫困学生一方面是弱势的，但相对农民工子女他们又是处于强势地位。这就让受资助者不单纯是受人施舍，不单纯 一定要给资助者感恩，但需要感恩这是毫无疑问的。”

　　“公益捐助是一种爱心的传递，到了受助者的手里，他应该通过自己的方式，把爱心继续往下传。这样，他既是受人 帮助的人，又是帮助别人的人。这对社会很有利，同时对这些学生自己来讲，在心理上也会得到满足，会增强他的自信心，克 服自卑心理，对贫困大学生有正面的作用。”

　　“要让他们以关心别人、回报社会来表达他们的感恩。”徐永光认为，“过分强调感恩，也不是积极的东西。”

　　夏学銮教授表示：“现在有些企业、个人过分注重受助者的感恩戴德，这不是真正的慈善。他们居高临下，把别人放 在受屈辱的地位，把钱只是放到受助者的手里，而不是放到心里。把自己当恩人，这是从事慈善最不该有的心理。”

　　“捐助实际上就是一种慈善行为。”夏学銮告诉记者，古代印度把慈善分为八种，每一种的境界都比前一种高。第一 种慈善是，别人乞讨，才把钱给人家；第二种是，别人不乞讨，就把钱放在人家手里，实际上受助者的人格受到侮辱。一直到 最高层次的捐助，是不要知道受助者的姓名，也不要知道捐助者的姓名。这种最高层次的慈善是在受助者危机来临之前，提前 捐助，不让当事人沦为受捐助者的地位，以确保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地位和人格的平等。

　　“而我们现在有些捐助活动，捐助者拿着捐多少钱的牌子给受捐助者，前面是记者在拍照。”夏学銮表示，“这让受 助者处于一种很屈辱的地位，双方的人格和地位极不平等，这是铜臭味极其浓厚的商业宣传，不是慈善。”

　　慈善：遭遇制度瓶颈

　　对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中夹杂的浓厚商业味道，徐永光说：“这是互有需求的。我国慈善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一个 慈善机构捐赠一个项目，需要筹钱。但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愿意出钱，这样筹钱的压力就比较大。另外好多企业在发展的 初级阶段，企业说：拿钱可以，我捐100万，你给我宣传、做软广告。而他要求的回报甚至是比硬广告的回报都要高。另外 ，慈善资源很难找，企业有需要通过这个(慈善)来做宣传。而这两者都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两个一碰就碰一起了。如果到 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当前，中国一些企业家和企业缺少“慈善观”，社会责任感缺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 上名列前茅的企业家在慈善榜上的排名却很靠后，有的甚至榜上无名。业内人士评价：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企业家的社会公益意识是缺位的。

　　夏学銮认为，这与企业家的素质、企业文化有关。“现在企业捐助的境界不高，他们希望自己捐出去的钱，最起码像 打水漂儿一样要有个声响。”

　　“企业要培养更高境界的慈善，不要带有功利目的的慈善，否则就是玷污了慈善。”

　　慈善意识、社会公益意识的缺位是民间慈善捐款少的直接原因。

　　2007年1月10日，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向媒体透露，2006年中国慈善捐款为100亿人民币。同 年我国GDP为21万亿，慈善捐款不到GDP的万分之五。在徐永光看来，2006年真正属于“国内私人给民间慈善组织 的捐款”充其量不过30—40亿，仅占GDP的万分之二左右。这不仅无法与美国私人慈善捐款超过GDP的2%相比，也 大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对于目前慈善业遭遇的种种尴尬，徐永光表示，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门槛。因我国现有慈善机构大多依附于政府机 关，主要依靠政府劝募，而慈善资源的动员力量弱小，民间救助的存在和发展举步维艰。有一个“万能的政府”给老百姓当家 ，公众参与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的意识和积极性受到了抑制。

　　“在一些属于对特殊需要人群提供‘准公共物品’的领域，如残疾人、孤儿、孤寡老人服务事业，在许多国家都是‘ 民办公助’。而中国仍然由国家事业单位管理，民间组织很难进入或只是少数有政府背景的GONGO(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 织)在办。”

　　徐永光建议，应当把为社会特殊人群提供“准公共物品”的国家事业单位民营化，与现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合流，统 称为“民办事业单位”，变“国办慈善事业”为“民办公助”。大力培育民间慈善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让其与改制的事业单 位同样通过民间慈善捐增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获取资源，在竞争中发展。

　　夏学銮教授认为：“慈善组织实际上是非政府组织，国家应当积极大胆地培育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的发展，它们在 政府和市场博弈中间是个缓冲地带，非政府组织是政府的同盟军。”

　　民间慈善的发展，除了政府“放权”外，还需要培养慈善文化。中华慈善总会理事章立凡曾表示，良好的民间慈善需 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慈善文化其实是慈善最内核的东西，因此要培植出成熟的慈善文化，不仅先富起来 的人需要努力，我们每个人也不应作壁上观。当富裕的人把慈善当作精神胎记，当普通百姓把善念当作精神信仰，当受助者知 恩图报，当政府为慈善事业构建出良好的制度设计时，相信这种中国式“知恩不感、施恩索报”的尴尬场面就会大幅度减少。

　　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就像《感恩的心》中的

歌词：“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 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而良好的民间慈善，也会让受助者感到温暖：“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 会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