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夹缝中的通胀问题

　　缥 缈

　　2007年8月6日，统计局告诉我们说，7月的通货膨胀达到了5.6%，创出10年新高；其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涨幅更是惊人。让我感到吃惊的并不仅仅是物价上涨幅度，而是到7月份为止，央行新发行的货币也同时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数据发布之前，8月2-4日，笔者曾经到河北、山西和内蒙调研；此行的唯一收获，就是我发现北京的物价，虽然在有些人的眼中已经到顶了；但仍然远远低于以上三地。

　　越穷的地方，物价涨得越凶，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比如，在山西一个穷山沟里，鸡蛋30元一公斤，猪肉40元一公斤；这是裸价，也就是没有任何补贴的价格。这说明，价格的递补区间已经被截断。沿途所见，到处是滞销的水果，瓜果梨桃一大筐一大筐地烂在路边无人理睬；今年本是大年，果农欲哭无泪。

　　所谓流动性过剩

　　自猪肉“集体发力”以来，关于人民币是否存在流动过剩的争议，渐渐地淡出了理论界。

　　马克思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货币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延伸到今天，似乎也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全球化

资本市场基础上的“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所谓“流动性过剩”，说到底，更多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更多地是国际政治问题，而不是金融问题；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一切经济资源的争夺，都不能脱离对于货币资源(资本)的争夺。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利率理论的研究阶段，我国对金融制度非常重视，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汇率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汇率理论的问题，特别是资产的定价、风险的评估，以及高度市场化状态中的货币体系与结构。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与当时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以及金融领域大规模创新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否则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强盛。

　　在这里，理论和实践是高度相关的。从实体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构造了经济运行的新基础、新平台。这个新基础、新平台的出现，意味着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和运行轨迹都要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外汇，由此进入国家储备，中国也由一个不承认“外币”流通权力的国家，进而发展到现在“坐拥”1.4万亿美元外储的投资大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经济运行规律比较清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稳定，一切都是在国门内进行计划。开放以后，特别是当国际贸易成为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之后，很多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改变，它们之间需要有转换的变量，我们不但需要内部货币，也需要外部通用货币了。

　　所以，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力，是沿着“商品价格——资金价格(即利率)——资产价格(汇率)”这样的轴心前进的。而由于我国实行的

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上则是以盯住美元为“实质”的国家管制制度，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由于我国生产力的价格很低，形成了冲击性的流通体系、贸易体系。

　　投资困境的必然结果

　　“通货膨胀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说这句话的人是马克思，一个我们理应尊重的人。

　　绝大部分人在谈论“通胀”的时候，并没有思考通胀的本质是什么。有些人在议论CPI的时候，更多的是因为它是听起来蛮酷的一个词。可是，他们对于CPI的递增速率过于迅猛的后果，比如，投资增长，房地产价格的增长，股票指数的增长，甚至连猪肉的价格也在增长，却欠缺深入的理解。

　　而真正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原始成因，是我们在几年前试图抑制过快的投资增长时产生的副产品：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巨大失衡。换句话说，通胀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储蓄增加过快，而在于增加的民间财富，比如储蓄，不能及时转化为民间投资，进而推动就业。

　　通胀对于经济的发展，有哪怕一点点正面的作用没有？回答是肯定的。通胀的正面作用之一，首先就是它可以“逼迫富人投资”，从而推进一个国家或者说是“全社会”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富人们，也不可能感觉不到，现在投资渠道确实过于狭窄。

　　前不久，原江苏省常州市民营企业“铁本”的业主戴国芳在当地受审，检察院的公诉书只字未提此前关闭“铁本”时所罗列的那些吓人的“罪状”。戴被指控的罪名只有“虚开发票，抵扣税款发票”，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的证据，就是戴国芳当年主动上交的那份“企业自查报告”。

　　此时，3年前有关方面“查处铁本”的“意义”，开始呈现出来了。对此，业界的评论是，“查处铁本”以扰乱经济罪开始，却以“虚开发票”这样细节化的罪行而告终，这多少显示出“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准备不足”，让人们感觉到戴国芳式的企业主们的“投资困境”，铁本“钢铁王国”的梦想戛然终止，倒在了一个不能服众的罪名之下。

　　据报道，法庭上的戴国芳“痛不欲生”，他问有关人员，“如果当初我不曾主动填写那些‘自查报告’，结果会是什么？”

　　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中国的GDP保持着10%的增速，而就业增加率只有不到1%，失业率保持5%以上。由于民间的财富根本无法转化为投资，使无数戴国芳们走投无路，要不留在银行里“发霉”；要不胡乱挥霍，污染社会风气，并导致一系列的商品价格发生紊乱。

　　没有投资的增长，当然就没有就业的增长。其实自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与企业储蓄增加18万亿元；但产业投资的增加值只有6万亿元；过剩的民间资本的投资欠债，至少12万亿元。

　　无论这些投资欠债的成因是什么，每年它的贬值损益，就有1万多亿元；为了表达它们曾经的“存在”与“愤怒”，于是，我们看到了房地产价格“涨无可涨，仍然要涨”；直至近期的食品价格猛涨。投资无法满足，最终必然形成通胀。持有资产的人会变得富有，而持有货币的人会遭受损失。

　　这就是2007年中国居民人民币存款开始大量逃逸、自行寻求资产庇护所的根本上的原因。

　　金融决策vs 政治决策

　　我们必须面对两个问题：首先必须确认，美元在未来会不会持续贬值？这显然并非悬念；其次，如果美元在未来持续贬值，推高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就是“不可抗力”。否则，我们国家难免要面对货币投机流行、货币过剩的局面，彼时再开放货币市场，则将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

　　事实上，市场最深的恐惧，是由于美元的信用不足，当美元成为一条没有出路的“悬河”以后，那么或早或晚，要不它会冲决堤坝，要不成为一潭等待干涸的“死水”。

　　中国至少还需要三五年时间，才能摆脱增发基础货币对于外汇储备的依赖，但在此期间，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投资于各种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资产以及自然资源，然后付出美元资产。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升值压力，并不是因为人民币是否该升，而是美元应该贬到哪里，才是底部。如果美国紧缩对华贸易，美元的跌势将不可逆转；沽空美元的人们，必然转向现货商品，而不是其他货币。

　　对此，巨额的贸易顺差引发货币资本扩张性涌入，这只是一个假象。因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必然扩张中国的采购能力，直至外汇枯竭，中国的采购才会停止。在这个过程中，外资希望通过投资中国，建立独资企业，仍然无济于事；因为企业只是“政治的细胞”，金融才是“政治的血液”。

　　人民币的问题，在本质上与美元如出一辙，都存在造血功能衰退，同时“

脂肪”和“骨刺”压迫中枢神经。所以无论美元贬值多少，多半都会消耗在原油储备上。在未来，原油将会更贵，虽然现在它已经很贵了，但这才是问题的“正解”。

　　事实上，人民币已经经历了1983~2005年的22年固定汇率制，现在正进入一个相对温和的升值阶段。如果有人竭尽全力，希望通过拉高人民币的币值以遏制中国短期的经济活力，这一设想成功的可能并不是没有，但确实相当渺茫。

　　学会识别哪些利益有可能消失，而哪些利益不可能消失，需要很长的时间与过程。为此，也许我们将牺牲掉一点“经济活力”，但这正是我们改善宏观经济所需要的。

　　此前，日元升值的过程，也曾丧失过“经济活力”，但换来的却是规模庞大的海外投资市场。多年以来，日本不断扩张其海外投资规模，每年都有资本利得。

　　随便问个日本人，是现在好，还是1980年代好——换言之，是380日元兑换1美元好，还是110日元兑换1美元好？考虑到海外市场，日元升值真的吃亏吗？这种问题提得真蠢。

　　日本人民享受到日本经济发展的“福利”，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体不会容忍金融政策对内剥夺。尽管日元“失败”了，但这只是日本金融决策体制的失败，而非日本政治决策体制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