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非制度化经营的困境与出路

　　孙立平：各位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活动，我想谈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 和可持续性问题。

　　我觉得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话题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特别现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时，强调和突出企业产品品质和社会 责任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参加过很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和相关的活动，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是企业社会责 任的动力究竟来自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企业第一位的使命是要挣钱，要能够实现盈利，这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关系?所以一些学者发现 说这当中实际上是存在着张力和矛盾.这个张力和矛盾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往往和企业的核心性活动、核心性理念是相分离的。

　　所以,要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真正的独立和发展，而且这种动力能够支撑企业对社会责任理念不断的坚持，我觉得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够把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最核心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产品，应当说是企业所有经营活动的最终结果， 也是它存在价值的体现，也承载着生产者对于社会公众的责任，从产品品质这样一个角度来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是 一个很好的角度。

　　第二个问题，谈谈企业的非制度化生存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困境。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 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 博弈，比如制度规则、社会压力与企业经营生存压力诉求的博弈。

　　刚才我们讲企业社会责任动力和可持续性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在面对不同企业的时候情况会有很大的差别。有历史 传承的大企业或者经营效果比较好的企业，一般来说这种矛盾要小，但是对于没有历史，特别是处在企业发展初期、经营处境 比较艰难的小企业来说，这种张力就显得更为突出。换句话说，把这个问题说得现实一点，除了那些有历史、规模大、经营效 果又比较好的企业之外，其他的企业，特别是处境比较艰难或者处境比较一般的中小企业，它要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的条 件在什么地方？对这个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有时我觉得可能状况还很不乐观，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 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从根本上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进一步说，已经使得规 则和制度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已经失去约束力，在这种非制度化的生存环境下，涉足其中的人在根据生存的本能在决定自己的 行为。

　　最近我在想几个事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包括前一段许多媒体包括《中国新闻周刊》都很关注的山西黑窑工事件， 其中有一篇文章特别算了这当中的经济账，当中的问题非常有意义，这个砖窑是承包给一个外地的包工头，包工头骗来30多 个黑窑工来这儿进行生产，这个包工头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他一年生产了30万块砖，按照协议以每块三分六卖给窑主，得 到11万块钱。这11万块钱如果我们假定说这个包工头自己一分钱也不要，这钱怎么分？30多个人在这儿生产砖，就算他 吃的再差，就吃窝头、凉拌圆白菜，大体上还得吃饱，第二天要有体力能干活，一年360天都吃不饱的话没法干。去了伙食 费外还有6条狼狗、几个打手，吃得稍微好一点，这些成本可能每年合计就得五、六万块钱，还剩五、六万块钱，三十个人来 分，一个人能分多少钱？一年不到两千块钱，一个月一百多块钱，这还是在包工头完全不要利润的情况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这可以凸显我们现在有些低端产业生存业态的状况。

　　还有现在的货运物流业，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政府集中治理

超载。超载货物运输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事情 的原因其实很明显，这个行业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如果你加入这个行业而想不超载，那是没有办法来经营的。 他们形容的说法是，货箱如果为了多载货而加固一层，大体能够保本，加这第一层是应付各种罚款和路上的买路钱，加第二层 才是那个车主的盈利，如果是运煤的，则要加到第四层才是车主的盈利。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黑砖窑也好、货运也好，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现在已经存在一种行业性的非制度化生 存或者非制度化经营，运输业是这样，砖窑厂也是这样。

　　而没有这么极端的事例，恐怕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搬家业是一个非常累的活儿，但是搬家 工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中午这顿饭是不吃的，因为没有钱吃这顿饭。他们每搬一车东西的收入非常非常低，如果中午再吃上一 顿饭这个活就白干了。所以，现在我们指责假冒伪劣产品也好，还有产品质量问题也好，我觉得是不是和我们一些行业这样一 种非制度化经营和生存的状态是直接有关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一般的方式能不能解决这种问题？如果要是进行分析，这样一种非制度化的经营或者非制度 化生存的状态肯定是来自于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有的是导致产品的品质问题，像红心鸭蛋，一个红心鸭蛋最后对人的身体 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是多卖不了几分钱，只不过能比别人卖得快一点而已。在黑窑工事件中，一铁锹把工人打死了，平 时奴隶似的使用这些人，到最后一般的窑一年就为了一、两万块钱的利润。为了这一、两万块钱，就得谋财害命，就得伤天害 理，就得违法犯罪，规则与利益之间出现博弈失衡，现在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现在，一般说是把它归结为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因为恶性竞争，有的表现为产品品质问题，有的表现为劳工压榨问题 ，有的表现为其他的问题。一般来说，恶性竞争是来自于竞争的程度激烈，但是激烈的竞争就一定会导致恶性的竞争吗？这是 向我们的产业界、经济学界和全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要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激烈的竞争会导致恶性的竞争， 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虽然竞争是激烈的，但是不会导致恶性竞争的后果出现，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要实现企业与社会之间有一个承诺、信任和行为规则，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社 会有一个基本的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二个，就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相关制度安排。

　　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红心鸭蛋为了一、两分钱，使用可能会对人的生命健康有非常严重影响的物质，黑砖窑当 中为了一、两万块钱可以谋财害命。我不是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不是说绝大多数，但是至少这样的事情现在远不是个别 的。

　　当时南方的报纸发表过一个社论，叫以“以国家的名义捍卫底线”。现在，有的人甚至觉得对他人——无论是劳动者 还是消费者健康造成损害，甚至生命危害，都不觉得是一件事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企业和社会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是发生在人对人类自身的这个关系上，我们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敬畏，甚至这些基本的东西，在我们这个逐利 的社会中都已经快完蛋了！

　　不要说我们传统上有什么美德，我觉得至少这一点上来说，现在我们还谈不上任何美德。包括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制造 的品质问题，甚至都是一个国际化的背景压力下逼出来的，因为人家把我们出口的东西给退回来了，现在我们开始高度重视这 个问题了。人家要是不给我们退回来，我们自己使了这个不合格东西，你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最近一个消息说，我们举办奥 运会时给外国朋友吃的小猪，从现在起每天得赶出去溜达两个小时，而我们自己整天吃的是充满着激素的、甚至是注水的猪肉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生命都不尊重，你会去尊重别人的生命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道德的底线问题。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关于产品质量有关的各个方面，刚才武秘书长的发言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如果在这个 社会当中，要能够和假冒伪劣厂商相对抗，得有和它相对抗的力量。如果没有和它相对抗的力量，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 不可能的。这涉及到面对一个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各种功能与部门也需要发育和成长，这当中最核心的可能就是消费者运动 。因为消费者组织，消费者运动是以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对争取自己利益权利保护为基础的。

　　但是这个时候，昨天看到一个消息，说一个网民想发起一个活动，说现在

房价太高，大家抵制房价，结果这个人就被 抓起来了。我不知道法律上是根据哪一条，估计可能是依据聚众闹事，来处理这个人的。这里就涉及到消费者本身要有力量， 就会有消费者组织，就会有消费者运动，而且要能够强有力地表达立场和来采取行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对全社会消费者的 保护。

　　另外一点，我觉得媒体的责任最重要的不在于宣传中国的产品质量怎么好，也不在于揭露中国的产品质量怎么差，它 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可以进行判断的信息，这个是媒体真正要起的作用。

　　刚才几位朋友都讲到，说消费者是在用脚投票，我想现在这个信息非常不畅通。在相关信息非常不透明的情况下，怎 么用脚？得吃了八次亏之后你才能够用脚去投票！这个时候社会公众有没有相应的资讯资源，有没有相应的信息，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国家太大，有13亿人口，记得原来有一个假冒伪劣饮料的厂家老实地承认，它当时做的创 意就是这个，他说中国13亿人口每人尝一口我们的产品就行了，不必要他们长期选择我们消费。到时候，这个企业不办了也 可以了。所以13亿人口这个规模本身是一个问题，在这么大一个国家，信息又是高度的不透明，消费者怎么来用脚投票？所 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媒体可能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

　　第四个问题，有一个担心，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产品品质出现问题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小企业、小作坊，这是一 个客观现实。但是现在对于产品质量的整治会不会导致小企业大量的倒闭？如何使得对产品质量的整治和对合法生产的中小企 业的保护怎么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包括就业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的中小企业还太少，每万人当中 拥有的企业数比美国和日本都少，就是说我过中小企业太少。

　　为了做大做强，政府扶植的是大企业，银行贷款也愿意贷给大企业，中小企业在政府里面受歧视，在银行那儿受歧视 ，在各种各样的权力部门那受欺负，这样情况下中国小企业本来就生存艰难，对于社会扩大就业来说应当是一个很不利的局面 。但是，确确实实有问题的产品又有相当部分来自小企业，所以这两个问题需要联系起来考虑。一方面，要治理产品质量，但 是又不至于出现，象黑砖窑的事情那样，出了事以后当地合法的小砖窑也统统取消。政府不负责的时候会有两种表现，一种就 是黑砖窑在那儿存在我也不管，另一种，一旦上级震怒，容易走到另外一条路，合法的小砖窑也取消掉，别给我惹麻烦。所以 这时候我觉得两个问题怎么进行协调，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说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