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近代中国史的新陈代谢

　　王晓渔 撰文

　　中学读文科，在应试教育的严刑拷打之下，闭上眼睛，几本历史教科书可以一页一页地翻过，绝对了如指掌。但另一方面，我又对其中的起承转合不甚了了，就像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指纹，却不明白它们的涵义。尤其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迷津。把一切都分成好和坏，固然有助于快刀斩乱麻，但是一切为二的乱麻依旧是乱麻，只不过从一堆变成了两堆，问题不减反增：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为何很多维新志士可以流亡彼处？孙中山是个好人，为何国民党却是一个反动政党？执政府枪杀学生，为何鲁迅那么激烈的文章还能发表？蒋介石背叛革命，为何他奉孙中山为国父？除了这些迷津，还有很多幻象。比如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五四运动被抓的学生被长期监押，或者处以极刑，后来才知道他们很快就被释放。

　　《天朝的崩溃》改变了我的近代史观

　　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改变了我的近代史观。我碰到这本书刚好是大二，已经不再是高考的木偶，正是对既有的知识结构有所不满的阶段。茅海建“擒贼先擒王”，从“臭名昭著”的琦善讲起，提出疑问：被称为卖国贼的琦善果真卖国吗？这是一个让人急欲知道究竟的包袱，让我迅速进入这本厚达600页、多达40万字的专著。茅海建通过具体的史实——反驳了时人和后人赋予琦善的罪名，但他没有陷入颠倒黑白的“翻案思维”。在历史学界，有一种简单的“翻案思维”，把过去的好人说成坏人，再把坏人说成好人。这种做法刺激了读者的习惯性思维，颇受青睐，但基本上还在好坏善恶的框架里打转，只是把黑白颠倒过来。茅海建反驳了琦善“有心卖国”的说法，更不认为他是“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而是指出琦善只是一名无知的官员——无力回天。《天朝的崩溃》不是琦善研究，茅海建醉翁之意不在酒，接着阐明“琦善卖国说”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奸臣模式”有关。“奸臣模式”和“清官模式”，一反一正，从两翼维护着君主的权威。如果说琦善是“奸臣模式”的受害者，林则徐则是“清官模式”的得益者。在很多著作中，鸦片战争被理解为“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抵抗路线，与琦善为代表的卖国投降路线对立消长的两条路线斗争”。茅海建对抵抗的或妥协的主张都有批评，他认为“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一路阅读《天朝的崩溃》，时时有触目惊心之感，暂且不说它如何动摇了我对鸦片战争的理解框架、如何钩沉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单单是对一些众所周知的细节的重新解读就让人难忘。我们熟知老将陈化成、关天培的故事，茅海建指出这说明军官没有合理的退役制度。相对那种富有道德热情的歌颂，这种理性的分析更具说服力。

　　在《天朝的崩溃》扉页，茅海建将这本书献给自己的导师陈旭麓教授。很多读者对陈旭麓先生有所耳闻，可能不是因为他的历史学研究成就，而是通过余秋雨先生写于1988年的《家住龙华》(这篇文章因为收入《文化苦旅》而闻名)：“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貌不惊人，最初看到它的目录，还在使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半殖民地”等词语，以为是一本人云亦云的著作。仔细读下去，才知道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工作，非老先生的功力不可。《天朝的崩溃》有惊艳的效果，我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翻阅一次；《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由于我开始漫不经心，后来才读出滋味，所以在第一遍阅读之后立即重读一遍。整本书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绵里藏针，目录不动声色，行文暗藏机锋，所以不太会让人“触目惊心”，却有“悠然心会”的感觉。论及太平天国，陈旭麓如此评述：“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因此，他们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论及义和团，他指出这种民族英雄主义“历史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外观”。陈旭麓认为“史识是治史的眼睛”，他的眼光不仅特别，而且具有一种长时段的纵深感。他通过对比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指出中国在世界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他还认为太平天国“间接地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制的自立倾向”，庚子与辛丑之间的东南互保追本溯源起自太平天国的影响。这种“治史的眼睛”，在近视眼居多的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是非常罕见的。

　　海外史学家的冲击

　　除了这些本土学者，海外中国学研究对我这一代从1990年代开始自主阅读者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其中尤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代表。这套书至今仍在陆续出版，并且发展出“女性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等，作者几乎包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身居美国的海外中国学专家，有取了汉名的史华慈、魏斐德、宇文所安、裴宜理等，也有本来就是华人的萧公权、周策纵、余英时、许倬云等，还有一些欧洲和日本学者，比如谢和耐、岛田虔次等。甚至有些在海外本来算不上著名学者的学者，一旦著作被收入这套书，立即被中国学界视为著名学者。这套书涉及近代中国史的部分为数不少，不仅对一些史实有所纠正，还在方法论上有着根本性的转变。比如柯文的《历史三调》分别呈现了历史学家重塑的义和团事件、亲历历史者的义和团经历和一步步被重构的义和团神话，这种“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对习惯于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我来说，是一次奇妙的阅读经验。

　　或许是版权等原因，“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没有收入孔飞力、史景迁的著作。孔飞力比较低产，史景迁则非常高产，上海远东出版社专门推出了“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其中《追寻现代中国》没有按照惯例从1840年讲起，而是追溯到1600年。中国学研究在美国，类似于非洲研究在中国，在学界都很边缘，对于公众而言更是遥远得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事情。史景迁的“故事大王”风格，使得他的著作不仅限于学术界，而是进入公众视野。这也使得他的部分著作预设读者对象是美国公众，而不是专业学者。《追寻现代中国》介于两者之间，主要探讨中国为何长期徘徊于现代国家之外。这种问题意识很容易被视为“西方中心观”，不妨把表述转换一下，它所要探讨的是现代中国为何与其它现代国家具有如此显著的差异。或许是涉及范围过于开阔，史景迁处理具体史实时也给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不少地方沿袭既有的说法。《追寻现代中国》的中文版在台湾有3册，在大陆则瘦身为1册。这固然有版式因素，主要是删节的缘故，而且是没有省略号的删节。在删节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像《废都》一样注明此处删去多少字为宜。同样没有幸免于无痕删节的是唐德刚，这位“说书艺人”常常因此变得结结巴巴，《袁氏当国》即是一例。最为著名的当推《晚清七十年》，它是唐德刚的英文讲义，更像“说”出来的，不像“写”出来的，读者仿佛只要用耳朵听即可，无需用眼睛看。让我感到不太满足的是，这本书是唐德刚计划中的中国近代史的“导论篇”，以论居多，关于具体历史的描述似乎只是留下伏笔，着墨不多。

　　值得信赖的近代史家

　　“翻案思维”喜欢剥皮式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每次看到报端“给某某剥皮”的说法，就像看到凌迟的照片，我总是不寒而栗。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让自己的近代中国史观慢慢进行“新陈代谢”，上述著作正是起到这种作用。遗憾的是，研究著作、公众读物和教科书几乎分别相隔一个世纪。比如在历史学界，对义和团的批评源远流长，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早已刊发于2002年的《东方文化》，没有引起太多反应，2006年刊登于《中国青年报》却变成了一桩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触及到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对具体历史神话比如义和团的评价，一个是对教科书的评价。这次事件也说明，近代中国史的“新陈代谢”，不仅要在研究领域“活血化瘀”，还要在普及层面“以内养外”。

　　既然是新陈代谢，就需要知道前因后果，不是推倒重来。所以，撰文反驳袁伟时的张海鹏先生的观点，同样值得留意。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就历史教科书而言，教科书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教科书实际上是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句话说得很好，学生在阅读教科书时，就需要对此有明确认识，知道自己所学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学者的学术研究是两码事。已经不是学生的读者要了解近代中国史，也需要对此有明确认识，知道历史教科书不等于历史研究，对于历史的了解不能依靠教科书。当然，张海鹏的有些观点让人不敢苟同，比如他认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等提法”是很新的观点，这就抹煞了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功劳，陷入他经常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

　　张海鹏的著作，我基本都没有读过，不敢妄加评论。他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我倒是读过两卷，一本是王奇生先生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一本是杨奎松先生的《内战与危机(1927-1937)》。这两位先生的著作，我早有拜读，对他们有着特别的信任。与他们的其它著作相比，这两卷写得较为中规中矩。但如果耐心阅读下去，它们会更新我们对这十三年的一些认识，它们对这十三年的描述也相对比较清晰。王奇生梳理了国共从联姻到离婚的过程，还注意到不同话语隐藏的立场，他指出“北伐”是南方国民革命军一方的表述，从北洋军阀一方而言是“南征”。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选择了旁观者的视角，不是站在历史的其中一方，像感情破裂的夫妻一味论证己方如何正确、指控对方如何错误。杨奎松梳理了国共从离婚到复婚的过程，虽然已经比较详尽，可惜限于篇幅还是有个别地方让人期待更多的细节，比如他指出1928-1930年间，“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国内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些著作有多少是在租界出版，有多少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出版，因为这关系到国民党对言论的控制指数。

　　以上这些著作，都在近代中国史的“新陈代谢”中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但它们能否直接影响国民，我不抱乐观态度。或许所有加在一起，都没有《走向共和》影响更大。没有必要因此否定研究著作的价值，《走向共和》也是充分借鉴了既有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产生。但是，我还是期待像电视连续剧一样生动同时又经得住专业考量的普及读物早日出现。国人需要对近代中国史有所了解，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或半个近代史专家，所以，我们不能指责公众不去阅读专业著作，更需要专业学者走近公众，当然不是于丹式的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