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校长－卓琳

　　□ 文/万伯翱

　　2006年冬已降至大地，但山城仍树木深幽，绿色盈然。

　　我的母校重庆人民小学建校60周年，学校忙着举办大庆。丁校长亲自打电话，再三邀请我代表50年代初期北京在这里入学的学生们参加此庆典。看来是义不容辞了，我行色匆匆赶往母校所在地——山城重庆。

　　一路上我都在回忆可敬可爱的第一任母校校长卓琳，还有那栋虽斑驳但总算保留下来的二层小楼中的“第一寝室”。

　　记得第一次与卓琳校长见面应是1950年的春节庆祝晚会上。当时，刘邓大军百万雄师在1949年风卷残云般攻下

国民党反动派“首都”南京后，又挥师南下再勇夺国民党政府抗日时期的陪都重庆，我们这些“二野”子弟，也随大军来到刚刚解放的山城。在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军民庆祝晚会上，重庆人民大厦大礼堂还上演了

京剧名家厉慧良的拿手好戏《长坂坡》。记得当时年幼的我正悄悄地问妈妈，庆祝大幅横标上“零”字怎么念？是什么意思，怎么这样难写呢？忽然发现和妈妈一起看戏的一位圆圆脸庞、和善的阿姨正朝我微笑，这个微笑好美，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真没想到，这就是我与未来校长卓琳阿姨的第一次碰面。在此之后，卓琳阿姨很快就成了我们西南重庆军政人民小学的首任校长。

　　卓琳阿姨的首任校长真是不好当。其时重庆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到处是溃逃之军炸毁的残垣碎瓦，物资缺乏，学校也不例外。除了学生们学习程度参差不齐外，教学设施不全，师资力量缺乏，学生的安全保护等问题也都一一摆在卓琳校长面前。如同解放军打仗一样，卓琳校长凭借勇气和学识带领教职员工和警卫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党政军大力支持下终于建成了战后重庆第一个干部子弟小学。

　　在当时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卓琳校长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还是从我的学习故事来说起吧。

　　刚开始上图画课，我的作业纸上签名便只写对了“万伯”两个字，最后一个“翱”字，因为当时的繁体字笔画太多，又不懂什么意思，我只写了右边的“羽”字旁。老师发卷讲评时，念道：“下一个，‘万伯羽’同学……”引起哄堂大笑。笑归笑，其实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刚刚从马背和战车上抱下来的西南局和“二野”的孩子，由于经常跟随父母行军转移，学习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都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而那时的西南重庆军政人民小学全校有五个年级，每班只有二十多名学生，学生的基础都不是很好。哪个孩子从哪个年级开始上，插哪个班，都要逐个考察研究。卓琳校长在仔细了解我的情况后，和我父母商量，决定安排我从一年级重新读起，先打好基础。正是因为这个实事求是的决定，使我自此开始系统学习，为后来能够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石。

　　重读一年级，除在学习上打好了基础外，更让我结识了一个好朋友——邓朴方，他是邓家的大儿子。那个年纪的我捣乱、贪玩是常有的，现在想来，给卓琳校长实在添了不少麻烦。多少年后我们在胡乔木同志家中聚会时，邓朴方在轮椅上向我笑道：“是啊！老同学了，那时我们打架总是一拨的！”

　　还记得当时的一个晚上，我和朴方都睡不着，就交流起“抓蛐蛐”、“掏麻雀窝”的经验。半夜查铺的生活老师突然打着手电来了，当时我们正坐在走廊地板上，朴方耳灵眼尖，说了一声：“老师来了！”朝着小床就跑。我在后面，发现了一个竹笠帽子，忙顺手一盖就藏在墙角中的竹笠下。当然我们儿童的这些小鬼把戏难逃老师犀利的眼睛和明晃晃的手电筒。第二天面对卓琳校长的时候，我们都低着头不敢看她。卓琳校长对我和朴方都给了严肃而又耐心的“批评教育”，犯了同样的错误，朴方受到的批评却比我严厉得多。

　　实际上当时学校里的同学们都知道，卓琳校长对自己儿女的管教相当严格。除了不到一周岁的毛毛被送进托儿所外，比我高两年级的邓琳、不满5岁在一年级旁听的邓楠、还有和我同年级的朴方，都在卓琳校长的严格管理范围之内。她常说：“一定要敢于拿自己的孩子‘开刀’，才能管住其他孩子！”卓校长治校严格，让我们学习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对自己的孩子就从不搞特殊。

　　我幼时顽皮，“惹事”不断，刚逃过一“小难”，不久又带头犯了个“大错误”。

　　有一天两个炊事员叔叔头顶两大盆黄澄澄的广柑(四川的橙子，当时都这么叫)正从校园里过。我这个“孩子头”嘴馋眼尖发现了这个情况，忙放下了手中滚动的铁环圈，一挥手：“大广柑来了！”霎时十几个高高矮矮的同学跟了上来。大家围着两位炊事员叔叔大喊：“我们要吃广柑！”这时我带头抱住炊事员的腿，不让他动：“先给我发一个吧！”立刻有后来者仿效，顿时上下乱抓，孩子越围越多，竟把两大盆广柑晃翻下来，只见广柑满地乱滚。孩子们纷纷弯身去捡柑子，我抢了一个使劲就咬起来。这时卓校长闻讯，立即带领老师和员工包围了闯祸的学生，并大声命令：把广柑全部捡起来送回大盆里！我咬了几口的柑子，也被体育老师强行夺下，成了“罪证”交到校长办公室。经同学“检举揭发”我成了“首犯”。我被带到卓校长办公室，接受她和班主任的严厉批评。“你知道什么叫游击习气吗？都快上三年级了，怎么能带头破坏纪律！不尊重炊事员叔叔呢！”我低头无语不敢正视校长，知道犯了大错。很快我的父母也被通知来到学校，当然又是一通大大的教训，我痛哭流涕地在全校做了深刻检查。最后念及我年幼无知又有深刻检讨，卓林校长终于免去了对我的处分。这段教训使我铭记终身，再也没有过如此“明火执仗”的“抢劫”行为了。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牢记着卓琳校长严厉的批评教育，更忘不了她慈母般呵护学生的点点滴滴。

　　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六许多学生都会被父母接回家休息一天。但因为重庆刚刚解放，蒋介石留下不少潜伏的匪特，不时破坏交通，还杀害我干部战士。同时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父辈们都忙于山城的重建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因此家长们常常忙得不能按时到校接我们回家。面对学校里总能剩下的二三十个大大小小“无家可归”、可怜兮兮的孩子们，卓校长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总是哄哄这个，又擦擦那个的眼泪鼻涕，慈爱地说：“同学们，你们现在都是大孩子了，不要哭!你们的父母忙着工作，建设我们的新重庆呀！老师和我就是你们的父母啊！”

　　有一次当我们这些被忙碌的家长遗忘的小学生又聚在卓琳校长身边苦等父母来接时，卓琳校长高兴地对我们说：“快去换换衣服，洗洗脸，跟我去看电影好不好？”那时看电影对我们来说可是件大事——墙上活动的人、动物、飞快的火车，冒烟的轮船，天上轰鸣的飞机……这一切都太有趣啦！简直是童话再现了。一想到这儿，刚刚还愁眉不展的学生们马上欢呼雀跃起来。

　　我们排成队手拉手，穿过马路，在队伍中指挥的卓琳校长此时犹如一只威严的老鹰呵护着她的孩子们，很快我们这一行队伍就走进了上清寺对面的西南局会议室。后来我才清楚会议室里面有那么多“大人物”呢！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王维舟司令员及重庆市第一任市长陈锡联将军、第一任市委书记张霖之等首长都在那里等我们。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坐在大皮沙发里的“大人物”都担负着多么大的责任，也不知道他们在新中国历史上立下了怎样的赫赫战功。我们按校长的指令在他们前面的地毯上席地而坐，卓校长端起茶几上一大盘糖果，走到我们跟前分发起来，霎时我们的双手纷纷扬起生怕落下了，校长忙说：“不要乱，每人都有！”还悄声叮嘱：“哪位同学去厕所要先举手报告，让老师带你们去，千万别乱跑丢了！”

　　那一天，放映的电影好像是大作家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之一的《童年》，当时我对于电影内容似懂非懂，只觉得墙上的外国小孩生活实在太困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因为看上了电影而把父母迟迟不来接我们的烦恼忘得干干净净了。

　　卓琳校长处处以身作则，从不以西南局第一书记和军委第一政委邓小平夫人的名义搞任何特殊。如果说她那次带我们看电影是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那也只能说明她对我们这些学生是多么的关爱。

　　大概是1951年的夏天，火炉重庆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为了给孩子们在体育课上遮挡烈日，在卓琳校长亲自策划指挥下，工人和解放军叔叔就在楼下操场上用竹竿、竹席为我们搭了简易的凉棚，这一下就把太阳的威风挡住了许多，学生们都可以在其下面上体育课和做游戏了。

　　除了日常的学校管理外，师资不够时，卓校长还兼课，她教高年级的语文、数学和音乐。我读到三年级时，有一次，我们的音乐老师病了，她就顶班代课教我们，她那时不讲流行的四川话，而是讲带一点云南口音的普通话。我总忘不了她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的微笑和不厌其烦的耐心指教。在我两鬓霜染再访母校时，回忆起半个世纪前能在卓琳校长的学校上课，能亲耳聆听她的教诲实在是无限荣幸的一段历史啊！

　　卓琳校长出生在知书达理又具有革命思想的殷实家庭，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投身革命，奔向了革命圣地延安。卓琳校长的父亲浦钟杰(字在延)，在清末民初是大名鼎鼎的洋务运动实业家，辛勤致业创建了享誉九州的云南宣威火腿，浦老人家亦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爱国反封建人士，他是蔡锷将军麾下得力干将，也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亲自任命的少将军需局局长。今年四月在央视八套首播的29集电视剧《商贾将军》，就是以邓小平伯伯岳父大人浦老先生为原型而塑造的剧中人物。

　　校庆当天，我终于又站在了我们曾居住过的小楼“第一寝室”前，时光流转，曾经的“第一寝室”如今已是面目沧桑。回想当年岁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忙给卓琳校长的女儿邓毛毛打手机，问候我的第一位校长和老师。60年来卓琳校长伴随邓小平伯伯度过了金戈铁马的战斗旅途和“三上三下”的残酷政治生涯，都能坦然面对，而1997年小平伯伯的去世，则使老校长的身心仿佛突然疲惫了。年近90岁的老人，如今手拄拐杖，行动已不方便，无法到校参加她曾经浇注心血的学校的校庆活动，这真是学生们的一大遗憾。因此由我代表大家问候了卓琳校长，这使我这个当年的顽童感到十分荣幸。

　　当校庆在金鼓齐鸣和彩花满天中隆重开始时，卓校长的“桃李满天下”有了见证。学校专门设置的展览中，照片上有许多当年她的学生，当今的将军、部长、总编辑、教授、科学家……还有一张非常难得的50年代初卓琳校长和老师们的合影。她低调谦逊地站在最后一排，但我们还是一下子就从她那慈祥亲切的笑容上找到了她。

　　我的卓琳校长给了我什么？我想是人生的基础，一个如何永不忘记祖国和人民的基础。在我的小学岁月里，我所学到的除了知识更有做人的道理。半个世纪以后，经历了下乡、当兵和“十年动乱”后，当我做了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社长，又兼任了中国传记文学协会会长的时候，我更加理解了知识和人生的重要意义。在2002年“中国第二届传记文学作品苹花杯评选大赛”上，如此碰巧，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我代表协会和组委会把优秀奖证书和奖金颁发给卓琳校长的胞姐浦代英老人家。她因纪实之作——描绘浦家父辈和她们三姊妹如何走向艰难革命道路的《无悔的岁月》一书而获奖。看着老人，回忆她书中对卓琳校长的生动描写，我发出了一句早应大声说出的心里话：师长滴水恩，弟子涌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