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中国的性革命已经基本成功

　　本刊记者/刘巍 实习记者/张潇

　　吸引人们目光的不仅仅是他性学家的身份。事实上，对待任何问题，他都不轻信，不简单地理解，他总是试图发现事 情的另一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被媒体称为“性学第一人”、“麻辣教授”，然而这些词在潘绥铭眼中都是不严谨的，并且 马上需要修正。事实上，在采访潘绥铭时，记者的语速放缓了，开始了字斟句酌或者“磕巴”的过程。不过潘绥铭很宽容，他 解释说“严谨”是他的社会学职业病。

　　潘绥铭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发布了他去年主持完成的系列调查报告——《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 -2006》——这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次进行的“性”的历史比较调查。这次调查是在2006年7月至11月进行的。此前 潘绥铭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完成了“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200 0年完成的调查是中国第一次的同类调查。

　　从2007年5月1日开始一直到7月3日，这一组报告以简报的形式，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段内连续发布。必须承 认，几乎没有人会真正看完总共22个“简报”，或许只是“简报”一开头层层叠叠的“宝塔式”标题就能吓跑很多人。但潘 绥铭认为总会有人认真看这组报告，为此他于7月23日在新浪网开设了博客，以方便有人查询获取。

　　潘绥铭的严谨表现在各个方面，他甚至提及新闻报道的普遍问题：生活是平淡无奇的，而新闻报道往往是精彩过度而 且带有太多的逻辑性。他也提到他未来可能的传记，“如果我70岁的时候写回忆录，你不要相信”，理由是“作者都会不由 自主地重新解释自己的一生，他自己也必然如此。”

　　爱情，不要搞成梦幻

　　在大学生当中，2006年与2001年相比，无论男生还是女生，认为爱上过异性的人都显著地减少了，其中男生 减少7.7%，女生减少10.9%。为什么呢？难道21世纪是爱情的坟墓？

　　大学依然是恋爱的天堂。但标准越来越高了，现代中国，包括全世界都一样，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因此标准越高 ，符合你标准的就越来越少，这是全世界共同的情况，尤其在受教育多的人的地方。

　　不是说他(她)不想恋爱，而是说他(她)恋爱成功率越来越低。他(她)看不上了！

　　什么叫爱情？中国传统上只有夫妻恩爱。浪漫情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公元11世纪，法国普罗旺斯省出现了第一 个歌颂浪漫爱情的游吟诗篇《罗兰骑士之歌》，在那之前没有这东西，在西方经过1000年的成长，五四之后传到中国。现 在但凡读书人，受过点教育的人，都信仰这个。

　　那么在浪漫情爱出产地西方，为什么出现了性爱分离？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爱情难于实现哪，这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西方性革命为什么首先从大学生中刮起来，尤其在美国特别明显，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爱情的幻灭。美国进入 性革命的第三阶段，性和爱分离了。目前在中国还少有，表现是比较随便，其实是把爱情与性爱分开了。

　　中国怎么没这个问题？中国夫妻恩爱的标准，相对来说它低呀，尤其在精神层面上。要求没那么高，就容易实现，所 以就不容易被别人颠覆。

　　你二十多岁浪漫爱情，三十多岁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想夫妻恩爱，至少对你来讲，这也不能抛弃吧，也是有价值的，它 的标准没那么高哦。

　　你越崇拜爱情，你把它鼓吹得越纯真越高尚，最后你实现的可能越来越低，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吗？

　　如果像你所说，这是很让人震惊的？

　　爱情，从趋势来讲，只能是越来越少。如果标准不变的话，成功率当然越来越高，因为交往越来越多，沟通技巧越来 越发达。问题是标准提高了。

　　中国人有种误区，总以为是因为道德败坏。最高层次的爱情应该也可以达到，但绝不是现在、绝不是马上、绝不是那 么容易。那么低层次爱情也可以接受，这个在西方学术史上是表述得很清楚的，只是在中国没有人和大家介绍。

　　你听听流行歌曲，全世界都是唱失恋。爱情，经过1000年发展之后，尤其是现代传媒的吹捧，越来越可望不可及 。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社会学是解决群体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个体的问题，有一千条规律，也未必符合每一个人的经历 。

　　中国人是两副面具，两张皮

　　早在1987年，一位女学生就在课堂上问你：你老是说“婚前性行为”，那么就没有“爱前性行为”吗？哪一个更 不符合道德？当时你是怎么回应的？

　　当时我没有回应，而是在第二堂课上做了回应。

　　她这句话深刻在哪？中国传统的道德永远是以婚姻为标准来判断性行为好不好，可是现在有了爱情。你可以说“不能 以爱情来判断性行为”，那得讲出来为什么吗？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非婚性行为，这些全都是以 婚姻为界线，那么有没有爱情(为界线)？这个女同学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两个标准，在社会上都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就如同不同的宗教信仰一样。宗教信仰很难区分对错 ，你说这个宗教好还是那个宗教好？不是理性问题，不是道德修养问题，而是信仰问题。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是中国男人“找小姐”的总体情况。报告中反映“找小姐”与“多伴侣性行为”之间是反比例关系 。在最近6年中，后者显著地增长了，从而抑制了男客总人数的增加。简单一句话：性产业的天敌，其实并不是禁娼的法律， 而是性解放。根据你的报告，是否可以预测性产业最终会走向衰落？

　　大俗话讲，如果不花钱就有，你干嘛要花钱买呢？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一个规律。娼妓业最兴盛的时候，是19 世纪中后期，20世纪以来，是减少的趋势。他不花钱，甚至还有感情、还有爱情。为什么还要找小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 味着中国也逃不出世界的发展规律。

　　目前在中国，无论“小姐”还是嫖客，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 属。在这短短的6年里，觉得“处罚小姐重”的人增加了将近1倍，现在有四分之一强的人并不同意目前的政策。但是如果公 开的表达，这种宽容是否还存在呢？

　　那当然就不会出现宽容了。全中国人都知道，这就是群体的压力、社会的压力。私下的意见与公开表达的意见会不一 致，这表明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渠道不畅，缺乏这样的社会条件。现在的好处是发表不同意见不一定会产生后果，比如在网上 回帖，可是对于引起后果的恐惧依然存在。所以大家都潜水，都不跟帖。

　　要了解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你只能这样做(采用私密方法进行调查，比如让被调查者单独在笔记本电脑上回答问题) ——凡是中国的社会调查，凡是注意质量的都采取这样的方式，大约十年前，李强教授在学术界早就提出来，中国人是两副面 具，两张皮。这是很有道理的。

　　2006年，性革命基本成功

　　为什么调查结果有时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呢？比如大学生总体的性行为发生率要比同年龄非大学生的要低。

　　每一个人总是根据个人经历来做出判断，这无可厚非。中国大学生的住校环境在世界上是比较特殊的，都有一个围墙 ，有校卫队，有宿舍管理员，中国是一个军营式的大学。同质性、特殊性的人群，封在集体宿舍当中，客观上形成了禁锢，禁 止校外租房，禁止进入女生宿舍楼，都是奇异的做法，西方人恐怕无法理解。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是每个人的本能选择，认为调查结果与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是正常的。事实上这正是社会学 家所要做的工作，那就是对于社会群体行为进行观测并做出相应的解释，而个体的问题是心理学家负责回答的。

　　有人特别注意您关于多性伴侣的调查数据，调查显示“2006年，约1/4的中国成年男女曾跟不只一人发生过性 行为”。人民网一篇评论对此发出疑问：“多伴侣”是性革命还是性放纵？

　　这是价值判断，它并没有说调查的数字不真实。这是一个信仰问题。

　　而我主张多元平等的社会，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同样的在一个国家，一块在这个社会中生活，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人 家，为什么呢？多元平等的选择才是最适当的。

　　为什么说性革命在中国基本成功了？

　　目前中国人在性的方面变化太快，一般来讲，6年做一次性的历史比较调查，在时间上是比较短的，但符合中国的情 况。在2000年的上一次调查，就已经发现中国的性革命在向前发展，2006年，从一些重要的方面判断，这个性革命已 经基本成功，这就是一个总体上的判断。

　　为什么说成功？大概是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比例比较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总人口中的多数。比例高，说明他们不像以前政治语言 所描述的那样是“极少数人”。“这些活动”，是指什么？这都在报告中有。比如说多伴侣性行为和婚内性生活的多样性。

　　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说它成功呢？是说反对它的力量越来越小。性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的成功是建立一个新 政权，而它没有这种指标。它只能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反对了。

　　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成功标志。

　　有人没有感觉到，这是因为性革命并不一定涉及到你，这只是说全中国人的情况。

　　对于曾发生性革命的国家，我们真的和它们一样吗？

　　谁说性革命要和外国一样了？革命、革命，它说得是一个变化程度。一个是短时间内，一个是急剧变化，这就是革命 。以前当然也有变化，但它是缓慢的。

　　那么在这场性革命中，有没有人因此受到损害？

　　性革命，没有人组织，无领袖，是个体凑成的一股潮流。有人认为，性革命会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是一种误解 ，事实上它促成青少年的保护，那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性革命，实际是一个权利意识的革命。但对未成年人，是不能这 么套用的。

　　在走向上，性革命会一直延续下去，当然这有一个前提——社会在总体上的走向依然不变。

　　我的理想是没有人来听课

　　十年前，为出版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专著《存在与荒谬》，潘绥铭只身闯入广东某地的红灯区，在调查过程中遭遇 了一些风险，这些细节被媒体反复引用，然而潘绥铭却不以为然。他说，其实他们既不了解中国社会，也不了解调查的真正困 难所在。

　　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它的危险，一个研究者不是记者，不会触动性产业经营者的利益，“没有人管你的”。最大困难在 于调查本身的枯燥性，生活本身平淡无奇，是无序的、无逻辑的。因此从平淡与无序中发现规律与有价值的东西是对人的天性 的折磨与挑战。

　　每一天，在现场你都会想——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有时，你会认为自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这种心理上的折磨外人 是不会了解的。“给你烦的，连续几天没收获。”潘绥铭回忆说。

　　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社会学课程，从1985年开始，一直开设了22年，它以正式的课程名义进入选课表，每一学期 人大的同学都可以在内部网上自由选修——目前为止，这在国内还是独一无二的。

　　潘绥铭教授被人大学生评为学校的“四大名嘴”之一，然而以往广受同学欢迎的课程，课堂上听课的人却在减少。“ 今年选修这门课的人是50多个。过去将近200个。虽然听课的人数有时远远超过选课的人数，但像80年代的那种听课的 盛况再也不会有了，在80年代最高峰时，有人要站在窗台上听课。那时，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而这方面的知识太贫乏了 。”

　　“其实，我的理想就是课上没人听课了。这意味着性革命完全成功了。”潘绥铭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

　　他解释说，性的研究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或者怎么才算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呢？就是没有人再来采访你了，而听课的 人就是几十个人，不会上百人。人们不太需要你的东西了。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的。牛顿的理想是什么呢？那就是——有一天 我不需要再讲万有引力了，人人都知道万有引力了。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他在国内率先开设了性社会学课。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学专著《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学史》 问世，到2006年时，已有15本专著出版，另有三本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