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阴影何时褪去：私人劝募的尴尬收场

　　一场世界性的慈善大潮正在全球蔓延，而当这股潮流开始在中国大地涌动的时候，却出现了阴影。有人愕然愤然，有 人疑惑不解。

　　物无至真至纯，事无尽善尽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捐赠救助事业起步较晚，可以说公益慈善事业还处于鱼龙混杂阶段 ，然而这项事业容不得拿这样的借口免责。

　　这项事业是凝结了无数爱心的事业，它不仅聚合成为万众瞩目的灼热焦点，也荷负着完成爱心对接实现救助的使命， 它理当有一个纯净的运作环境和成长空间。

　　但是阴影依然存在，当索捐、不感恩等现象露出苗头，立即引起一场关于受助者道德讨论的大风波，慈善事业再次曝 晒在公众面前。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曝晒本来就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当公众慈善意识的觉醒逼迫捐赠环节开始曝晒，说 明公益机构的生命力开始面临新生。当公众质疑NGO的公信力，其公信力反而在改革中获得空前高涨，当公众质疑受赠者道 德，正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净化。

　　一个私人劝募行动的尴尬收场

　　-本报记者程芬

　　这是记者亲眼见证的故事。

　　主角是两个人：一个是“热心”的山东小伙子，22岁，曾经是物流公司的司机，我们暂且叫他“小东”；另外一个 是白血病患者的家长，42岁，吉林省农民，化名“老吉”。

　　开始，小东只是老吉女儿的捐款人；后来，小东向老吉要了一些病情材料四处募捐，最后无果，老吉怀疑有诈，两人 不欢而散。

　　小东到底有没有募到钱？这件秘密也许只有天知道。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足以呈现私人劝募的随意性和这种随意性 带来的令人意料不到的心灵伤害。

　　缘起：

　　一个父亲的求助电话

　　2007年4月8日，星期天，记者第一次接到这位老吉的电话：“程老师，我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她得了白血病… …”

　　一听到“白血病”三个字，记者马上打消了反问“你怎么弄到我的手机号码”的念头，小心翼翼地询问详细情况。

　　通话大致持续了十多分钟，归纳起来，主要内容是：女儿在中华骨髓库配型成功，但是治病几年，他已经负债累累， 根本拿不出30多万元的骨髓移植手术，因此希望通过媒体呼吁社会好心人士捐款。

　　现在这样的求助者特别多，媒体呼吁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然而面对这位父亲的哀求，记者只能表示尽力而为。

　　4月11日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北京西四环外的某血液专科医院，见到了老吉和她的女儿。那是一个聪慧文静的 女孩，头发齐耳，眼睛挺大，眼神幽幽的有些忧郁，让人联想到青春文学和漫画故事里总是叫人心疼的女主角。

　　老吉说，03年非典期间，女儿就被诊断出白血病住进省城的医院。骨髓或脐血移植通常是彻底治疗白血病最好的办 法。老吉夫妇决定再生个孩子提供脐血。

　　2005年3月，老吉的儿子在北京出生了，脐血检测却显示，他不能救姐姐的命。

　　一扇希望之门被关上了。

　　所幸的是，另一扇门正在悄悄开启。2005年底，女儿在中华骨髓库配型，找到了两个合适的捐献者。

　　“10万个配型里，才有一两对能配成功啊。”老吉觉得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但是30万元的费用到哪里去找？

　　他本能地想到了媒体，四处打电话。

　　无奈！

　　一个白血病家庭的典型困境

　　从03年开始，老吉就找过老家的学校和民政局、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大部分都给过几千元的资助。近两年，新农 村合作医疗也为女儿报销了1.5万元医药费。但是，这个数字在“白血病”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解决问题。

　　“政府说，剩下的事情，只能找社会。”

　　于是，老吉想到了媒体，也感受到了媒体的影响力。2005年，妻子在北京住院待产期间，这个现实版的“血玲珑 ”经首都的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陆陆续续有人向这家人伸出援助之手。老吉说，那段时间，他共收到3.6万多元 捐款。

　　吉林省的媒体也为老吉的女儿发起过募捐活动，“前后大概有5万多元。我都有详细的记录，放在老家了。”

　　但是，这些凝聚着众人爱心的善款只能暂缓燃眉之急。女儿还是不能进行系统治疗，只能靠输血来维持生命。200 6年，检查结果表示情况有所好转，老吉就带着女儿回家吃中药，8个多月没有化疗。不久，女儿脸色苍白，再次住院。今年 3月22日，老吉带着女儿来到北京，一面求医，一面四处打听求助消息。

　　几天后，老吉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小天使基金”提交了资助申请书。“小天使基金”是我国第一个救助白血病儿 童的专项基金，已经帮助过200多位儿童。但是中国有200万白血病儿童，资助机会“僧多粥少”，他不知道自己的女儿 何时才能等到机会——就算得到了救助，救助金一般也只有2万，这个数字离30万太遥远了！

　　老吉想学孙靖卖器官救孩子。那位父亲为了挽救患白血病的儿子，服药自杀，留下遗书希望器官受捐者帮助儿子。后 来这位父亲被医生抢救了，他的伟大父爱感动了很多人。

　　3月下旬，老吉到北京好几个大医院询问哪里可以卖肾。协和医院肾脏科的一位医生告诉他卖器官是违法的，还说“ 现在肾值不了多少钱，你是一家之主，你倒下了，谁来照顾孩子？”

　　卖器官的事不了了之，老吉觉得只剩媒体报道呼吁社会捐助这条路了。

　　疑惑：

　　一个陌生人的“非常”热心

　　4月11日，记者准备向老吉告辞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一会儿过来看看孩子，捐点钱。

　　记者便和老吉一起等这位捐助人。4点多，一个身高1米6左右、体型偏瘦、20岁出头的小伙子和一位年龄相当的 女孩出现在病房外。

　　小伙子就是小东，女孩是他的女朋友。小东说自己以前在车祸中得到别人的帮助，4月9日晚从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 看到老吉女儿的故事后，特意从武汉赶来看看能否帮上忙。

　　“我有经验。在武汉的时候，一个朋友得了白血病，我们帮她募了不少钱。”

　　小东说着，拿出一篇题为《大学校园生死恋人，累倒无力想吻你》的复印文章，是《知音》杂志上登载的故事：长江 大学大四女生董莹患急性白血病，需40万元做骨髓移植手术。她的男友李小刚四处求助无门后，挥泪走上了艰难的筹款自救 不归路，从荆门、荆州到武汉，他在三座城市之间风雨兼程，一路孤独，与死神展开了一场殊死赛跑。短短4个多月，他在朋 友的帮助下奇迹般地募集到了40万元巨款。脆弱的董莹也在“爱情魔力”的感召下，逐步刚强地穿越死亡之谷——

　　小东塞给老吉两三张百元钞票，老吉躬身说“谢谢”。

　　“我们可以找保险公司和红十字会、媒体，看看能不能帮忙。”小东对老吉说，“也可以在大学和王府井搞募捐活动 。”

　　老吉眼眶湿润，一个劲地说“谢谢”。

　　几十分钟后，记者与小东及其女友一起离开医院。一路上，他还在兴奋地讨论着募款计划。记者提醒他，从法律意义 上说，这种自发的募捐活动并不合法，最好找一个正规的慈善机构合作。否则，人们不会相信他。

　　“那么多大老板，总有人会答应帮忙的。你说是吧，姐？”

　　小东嘴巴很甜，像刚涉足社会的孩子。

　　后来，小东介绍，他生于1985年，家在山东，在武汉当了几年司机，后来出了车祸，目前没有正式的工作。他说 ，“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条件挺好，父母不指望我挣什么钱。”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小东常与记者联系，说募款活动的想法和进展。

　　“姐，我跟朋友说了，他们答应找大学生帮忙——”

　　“我托人去武汉红十字会问了，他们不管外地的事。”

　　“姐，我在沈阳呢！跑了一天，没有人相信我。”

　　这些结果，基本都在记者的预料中，记者也曾提醒过小东。但是他热心未减，不说放弃。

　　意外！

　　一个不欢而散的爱心结局

　　转眼到了六月下旬，一天深夜，小东来电：“姐，老吉要我还他的资料，那个诊断证明找不到了，他跟我急……”

　　听了半天，记者才搞清楚事情的缘由：小东募款，让老吉提供了病情诊断书、病历和孩子家庭情况的一些相关资料。 前两天，老吉询问募款进展。小东说他没有收钱，老吉表示怀疑，要求小东归还所有的募捐证明。

　　“募捐的时候，人家不相信，我提供了老吉的电话。后来可能真有人电话联系他。有两天，他的电话出了问题，我怕 人家联系不上他，还让我女朋友弄了个二手手机送给他。可是那些打电话的后来没了下文，他怀疑那些钱到了我手里。”

　　“姐，你说我气不气啊？以后再也不管这种事了！”

　　这是小东与记者的最后一次联系。那时候，他说自己在吉林一个亲戚的超市里工作。

　　这5个月来，老吉还陪女儿住在那家医院里，一边化疗稳定病情，一边想办法筹钱准备做移植手术。来京已近半年， 女儿备受折磨，“大腿比我的胳膊还细”。老吉自己也疲惫不堪，“站着都能睡着。”

　　当记者问及小东筹款的情况，老吉叹口气，“这个人呀，我真的不想说什么——”

　　沉默数秒，老吉又说：“有次他给我打电话，说只弄到一点点钱。后来，我问他要，他说一点钱都没有！他被警察带 进去了，他说他是我家亲戚！”

　　记者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当地红十字会的人打电话跟我证实过！我女儿的事，吉林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老吉无奈又伤心地说：“钱是别人的，人家愿意捐就捐，我没办法。这件事，唉！他说一个星期之内把资料还给我， 现在已经两三个月了，我还没有收到。这些资料，对我和孩子很重要——”顿了顿，老吉补充了一句：“对别人，也可能重要 。”

　　记者无言。谁是，谁非？一些细节，由于小东的手机“无法提供服务”而无从考证。这些问题的论证也许不重要，但 是，它让一场源于爱心的行动在尴尬中草草收场，这对初级阶段的中国公益和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的行动者来说，已经留下了 不可忽视的阴影！

　　提示：老吉仍在坚持不懈地为女儿治疗筹款，如果读者想帮助他，可以致电本报(010-65953695-0) 获取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本报提醒所有爱心人士：你可以直接捐助老吉本人，也可以通过小天使基金的账号定向资助他的女儿 。

　　感恩之心需要自我激扬

　　实现公益捐助是一个由捐赠者、公益机构和受赠者组合的和谐链条，无论厚助薄助或者仅仅是一句帮助别人的暖心话 ，捐赠人理智的状态是淡看期望不做“上帝”，无论主动被动无论接受怎样的帮扶，受助者健康的状态是学会感恩笑迎人生。

　　-本报记者宋扬

　　救助弱者，本来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享受社会公平，但是在捐赠人帮助弱势群体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摆正心态，已 经成为捐赠链条中所有人包括社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关心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格桑花助学组织中的捐赠人、一名受资助的大 学生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他们的声音或可为健康的公益态度作一个有益注解。

　　捐助人：

　　做上帝还是期待张张笑脸

　　格桑花助学组织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个捐助人找到义工惠峰，表示希望捐助一个成绩优秀、特别懂事、长得比较 漂亮的小学女孩。惠峰说格桑花一贯不提供孩子的相貌供捐助人选择，只有认捐过后才提供照片。对于小学生不提供成绩，孩 子还小，可塑性大，并且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不论孩子是否懂事、学习成绩如何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那个捐助人生气了，说： “我捐了钱，你们就应该有对待上帝一样的服务意识！”惠峰没好气地对她说：“要不我给你家小孩200元，你也把我当作 上帝一样？”

　　这个捐助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捐助人，大部分人不会因为捐钱而自恃为上帝，也不会有特别的期待。

　　薪玲在一家网站上班，由于工作的缘故，经常会去外地出差，也去过许多偏远的、贫困的地方。在置身于那些贫困家 庭中，薪玲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帮忙，有时就直接塞钱给贫困者。此外，她也常常通过公益组织捐钱、捐物给需要帮助的人。

　　当问到是否期待受助人和她联系，表示感谢？“没有。”薪玲回答得很自然，她说，自己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 于薪玲来说，帮助别人的事情，做了就做了，没有任何期待。

　　受助人：

　　我应该感恩，也应被尊重

　　冉力省曾是一位受资助的大学生。在宁夏大学学习期间，通过“新长城”项目得到资助。资助方是一家公司。冉力省 收到捐助款后，写信给这家公司表示感谢，同时，谈了自己学习、生活的情况。他没有收到回信，但写信的习惯一直持续了下 去。“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这样做。”冉力省说，“学校里接受‘新长城’资助的同学，绝大部分和捐助人都有联系，一 些人和受助人书信往来很频繁。”

　　“新长城”工作人员也表示，根据抽查的结果，绝大多数“新长城”的受助学生都曾给捐赠人写信。

　　小吴是一个大三学生，目前受某个公益组织资助。记者找到她时，她要求不要写真实姓名。“要是资助方看见我说的 话，肯定说我没感恩之心。”小吴说，她曾被拉到捐赠仪式上，按要求说那些感谢捐助人的话，表态要努力学习。

　　当时她哭了，“那不是感动的泪，而是屈辱的眼泪。”

　　“我在台下，仰着头，看着捐助人。他们在高高的台上俯视着我，表示爱心。然后，我上台，在刺眼的灯光下接过钱 ，无数的照相机对着我，每一张照片都写着我是弱者。他们是帮助了我，我应该感谢他们，可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小吴说 ，她需要被尊重。

　　公益组织：

　　要做的不仅仅是筹钱

　　许多人，把钱和物品交到捐助人手中时，没有期待千恩万谢的话语，期待的只是受助人的张张笑脸。但对于公益组织 来说，却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捐助人知道自己的钱得偿所用，这是捐助人的权利。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长城项目向贫困大学生提供资助，特色是“一对一”，即每个捐助人都捐助一个特定的人。“新 长城”要求受助人在领到资助款后写信给捐助人。

　　一方面，让捐助人知道自己的捐款用到了哪里，同时，通过书信的往来，捐助人丰富的阅历也可以给正在上大学的学 生们解疑释惑。另一方面，捐助人收到受助人的信，也会增加对公益组织的信任，持续地进行捐助，甚至捐助更多的人。

　　格桑花也同样要求受助的学生给捐助人写信，最初，作为一个网络助学组织，让捐助人收到受助人的信，也是展示公 信力的一种必要举措。

　　因为格桑花资助的孩子，大部分在青海、西藏，低年级的孩子用汉字写信可能有困难，所以格桑花只要求高年级的受 助者写信给捐助人表示感谢。同时要求捐助人给孩子们写信时最好附上信封和邮票，以免增加受助人的经济负担。

　　“但我们绝对没有勉强孩子们写信，我们知道，不写信给捐助人绝不代表他们不感恩。”格桑花义工洪波说。

　　再筹集更多的钱，帮助更多的贫困者同时，公益组织要做的，还包括理顺捐助人和受助人关系，关注到受助人的心理 。

　　冉力省表示受助人需要多一些和捐助人见面、交流的机会，而不仅是捐赠仪式上的接触。而对于捐助人，不是简单的 一捐了事，不是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表达自己的助人之心，多一些和受助人的接触，那么和受助人的距离，必然会拉进一层， 也会更容易体会到受助人的“感恩之心”。而这之间的工作，就是公益组织努力的方向。

　　链接

　　近期慈善风波盘点

　　●在深圳打工的山西女孩郭小娟不幸患脑瘤。众网友两次为其上街募捐，筹得善款15万元。组织者与小娟口头协议 ，剩下的钱要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可是，手术成功后，小娟把剩下的10万元善款带回了山西老家……

　　(《南方都市报》，8月8日)

　　●四年前，重庆万州贫家学子段霖夏考上了北大研究生，收到了数万捐款。四年后，当年的资助者之一李富华发现， 段霖夏4年只修完1门课程，并已退学失去联系，感觉善心被骗，将其告上法庭。

　　(《新京报》8月15日)

　　●刚刚考入大学的毛青，在得到河南省慈善总会“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时，签订了一份“道德协议”。协议规定 ，毛青毕业后，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要回捐不少于受助数目的慈善资金。

　　(《河南商报》8月23日)

　　●因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湖北襄樊几名受助大学生被 取消继续受助资格。(《楚天都市报》8月23日)

　　●一位大连妇女在向青岛慈善人士王明殿索捐无望之后，守在王明殿的小饭馆前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责骂着。王明殿因 “热心慈善”被报道后，2007年以来已有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2名，最远的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 。

　　(《中国青年报》8月27日)

　　●影视明星温兆伦来到四川广安，为身患白血病的4岁广安女孩吴韩筹集医疗费发出“爱心动员令”。之后，温兆伦 第一个向捐款箱里投进红包。“令人大跌眼镜的是，5个红包中，最高金额为150元。”有人借此认为“巨星”温兆伦太小 气，没胸怀。

　　(《华西都市报》8月27日)

　　●山西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在“圆梦行动”资助行动中，发现今年上报待助的2200余名贫困生中，有75人属于重 复受助，有57人回校复读。希望工程办宣布取消这132名学生的受助资格，并联合其他开展资助行动的单位共同杜绝重复 受助现象发生。

　　(《中国青年报》8月31日)

　　●7月，南京一位老太太将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称他撞倒自己，要求其赔偿十几万元的损失。彭宇则称自己是好心帮 助那位老太太，却反被诬。法官在老太太并没有拿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 于是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

　　(南方网9月6日)

　　(晓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