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可持续就业需要信贷政策转向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央行近日再次提高准备金率以及发行1500亿定向票据，紧缩力度加大，显示出抑制通胀已成为货币政策的即期目标。

　　若干年来的适应性货币政策追求高就业率，由于传导环节的扭曲，通胀已现，就业却受惠不多，且未来面临更大失业压力。适应性货币政策主要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兼顾物价稳定、金融改革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1998年至2001年，中国遭遇通货紧缩以及国企改革下岗潮，采取扩张型的货币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为带动就业。根据奥肯定理，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奉行凯恩斯主义的中国过去20多年平均实际贷款利率仅为1.6%，而在过去三年，中国每年货币供应量均超过GDP增速。

　　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实现“高增长-高物价-高就业”，相反，目前是“高增长-高物价-低就业”。从宏观来看，以增加就业为最终目标的经济增长演化成“GDP主义”，即货币政策只重视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弱化了就业目标，“为增长而增长”。从微观讲，货币政策对扩大就业不太理想的原因在于，对中小企业的“歧视”以及分配制度不公。

　　拉动经济高增长的力量主要是(外资)贸易、(财政)投资以及(国企主导的)重工业化。这导致货币扩张后的财富主要集中于政府和企业。2002年以来，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2%(不包括地方政府在土地方面的预算外收入)，企业利润年均增长25%，外汇储备超过1.3万亿美元；而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4%、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仅6%左右。货币和财税政策对外资和国有企业的扩张提供了优惠，但是对非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支持不够，甚至多有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发展不够积极还与这些企业对经济增长短期内的贡献，相对大企业或者地产业等见效慢有关。

　　与这种现状相应的是，金融系统的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国有

商业银行，令货币从农村、城镇流向大中城市，从西部不发达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然后通过这些信贷政策，资金再流向一些大型企业和政府项目，一些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而地下金融具有高政策风险，这抑制了创业，不利于扩大就业。

　　大型国企项目以及重工业投资多属资本密集或技术型，解决就业较少，而政府投资如交通、城建等以及

房地产业后续就业较少，多为短期项目岗位。大量产业工人就职于贸易型生产企业，这些就业受制于外部环境，过多的依赖贸易为

人民币汇率带来困境，在稳定就业的考虑下，人民币汇率不能大幅增长，但客观结果造成了通胀，而此类贸易型就业也不可能继续增长。

　　就业增长缓慢还与分配存在不公有关，根源是对农业重视不够，农村仍有大量过剩劳动力以及农业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的情况下，社会最低工资水平难以提高，从而导致整个市场劳动力价格增长缓慢，造成消费不足，也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出现所谓的“高增长-低通胀”状态。“高增长-低物价-低就业”，就是因为低工资水平无法推进成本型或需求型通胀，而少数富人追逐资产投资导致住宅价格的膨胀。为了消化货币，改变经济结构扭曲，提高要素价格引发了成本型通胀。

　　如果利用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必须大幅提高利率从而直接扭转人们的通胀预期，结果将是经济的“硬着陆”，造成更多的失业，任何一个政府似乎都不会有意地直接戳穿泡沫而承担这样的后果。但如果用行政手段进行价格管制，不允许涨价，也意味着更多的失业，因为在各种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不涨价就面临亏损，只能通过解雇弹性较大的人工来减少成本，而当前实施的更加严格保护劳工的《劳动合同法》，也正在令一些企业加速清退部分员工。因此说，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在没有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分配制度的情况下，并没有奠定可持续就业的经济基础。当前的货币政策(信贷)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就业，要想破解这个困境，政府须改革财政支出政策，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积极对内开放，破除垄断和金融歧视政策，鼓励和支持民间创业和非公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