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外交”烽火连天

　　进入21世纪，在这个人们比以往都更关心包裹着地球的这圈大气层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外交官正为着自己国家的利益，或者为了公平的法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唇枪舌战，纵横捭阖。让《环球》杂志带您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前沿的战场，去观摩去体会人类精英对于未来的争议和思考。

　　《环球》杂志记者/綦天正

　　“今天天气，哈哈哈……”

　　这样的话语在外交舞台上，已经不再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说辞，而是讨论减排温室气体的前奏。进入21世纪以来，多方斡旋解决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外交的常态。

　　在外交界人士眼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已成为继WTO多边谈判后最重要的国际谈判。WTO谈判是给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定规则，而气候谈判因为涉及减排温室气体，事实上是在“给经济发展设定上限”。

　　有了这样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气候谈判都会有外交官火气上升，而对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而言，赢得气候外交中的话语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被激怒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只要提起气候谈判，人们就一定会想到《京都议定书》。事实上，联合国早在1989年就授权各国讨论气候变化公约，1992年在纽约，气候变化公约就已经通过。1994年《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决定启动具体减排指标的谈判。

　　中国外交部条约法规司副司长王宗来全程参与了在京都的气候谈判。在接受《环球》杂志专访时，王宗来透露，当年的大会本来并没有规定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指标，但发达国家不肯放过能拉发展中国家一起限排的任何机会。于是，在京都会议的议程安排上，他们不顾已经达成的共识(给发达国家设定减排指标)，非要列入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参与问题不可。

　　对于这一点，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气愤。据王宗来回忆，在《京都议定书》谈判期间举行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协调会上，一位巴西代表在谈到发达国家压发展中国家一起减排时越说越气，王宗来还记得，巴西人当时大声嚷嚷：“这时候找我们来减排，过150年再说吧！”

　　这样的气话并非只是情绪的宣泄。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而发展中国家排放量上升仅仅是近年来的事情。由于排放有一个滞后效应，所以目前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排放的。

　　正因为如此，《公约》缔结之初就达成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就是要给发达国家定减排指标。而发达国家在这个时候把发展中国家拉进来共同减排，无疑已经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

　　对于发达国家的“变招”，中国代表团早有预料，中国代表团负责实际领导工作的刘振民副团长一到东京，就拜访了印度代表团副团长，经过协调，两国和77国集团在立场上达成了一致。

　　在京都会议正式谈判开始前，两位副团长在“77＋中国”协调会上，又给大家讲形势，出谋划策，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讲话。

　　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当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一抛出来，发展中国家代表立即纷纷上台抢占“话筒权”，一个接着一个发言，不但“万炮齐轰，气势如虹”，而且“几乎占据了所有的会议时间”。一位非洲代表在发言要结束时说到减排，用“No！No！No！”的浑厚声音结束了演讲，全场发展中国家代表掌声雷动。

　　除了在会议时争夺话语权，在休息期间也不乏争夺。据王宗来介绍，当时在会场上，发展中国家代表传阅着一幅漫画，左边画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烧火做饭，右边是一个戴着礼帽的富人背后浓烟滚滚。这幅画题为“停止气候变暖”，是让这个穷人停止烧火。这副漫画是从美国报纸上印下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自己也意识到指责发展中国家是没有道理的。“这幅漫画，成为反击发达国家代表的有力武器，”王宗来说。

　　不过，逼发达国家让步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减排方案肯定会触及其国内经济利益。在多次气候谈判期间，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甚至不惜从美国本土赶到会场，向会议施压，仅王宗来就相继会见了20多个美国议员。

　　因为谈判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京都会议的东道国日本感觉很没有面子，跑来向中国代表团的刘振民副团长施压，说如果谈判失败，你们中国要承担责任。在国际谈判场合，这样的话是很不礼貌很不外交的，甚至有点骂人的味道。据王宗来回忆，一向是温文尔雅的刘振民，听到这话也火冒三丈，猛地站起身来，指着日本代表说，“凭什么让我们承担责任，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可能！”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同声音

　　在气候外交中，协调立场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国与国的情况不同，减排温室气体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的声音也非常多。

　　位于大洋中的岛国，大部分都支持减排温室气体，而且是减排力度越大越好，因为一旦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这些国家的国土就有可能被大海吞没；而石油资源丰富的能源出口国则和这些岛国的态度完全相反，对减排并不热衷，因为一旦大幅度减排就意味着世界对石油等能源的需求降低，有可能造成石油价格下降，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当然，最受关注的还是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发达国家非常清楚这些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如果像他们一样无节制排放，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计算，如果中国、印度的人均能源消费量达到和美国一样的水平，印度需要3个地球，而中国则需要5个地球。发达国家不断通过媒体工具告诉外界，中国、印度的排放数量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但许多国际观察家也承认，这样的论调完全忽略了人均排放量和历史排放量，中国、印度排放量上升仅仅是近十年的事情，而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只有4吨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6，或发达国家的1/3。

　　有专家认为，指责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上升，不过是发达国家为了推卸自己责任的借口，况且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有自己的节能减排规划，并非无所行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很多发达国家把排放量较大的制造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却对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无疑有点不厚道。

　　发达国家的同盟与硬石头

　　当然，在减排的立场上，发达国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涉及的巨大经济利益，更加让气候外交显得异常艰难。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是目前国际气候谈判取得的最大成果，最后签约前连续谈了两天两夜，会场一片狼藉：人困马乏的记者们在会场打起了地铺，外交官稍微讲究一些，在沙发上将就休息。经过这样的艰难谈判，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2008~2012年的减排指标。

　　现在看来，《京都议定书》仅仅是一系列更艰难谈判的开始，随后的履约谈判更是步履维艰，特别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拒绝批准议定书无疑又是雪上加霜。多年来一直承担气候外交谈判任务的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苏伟认为，“美澳近期来看不会改变它们的立场，不会批准京都议定书，这是肯定的”。

　　在美国退出之后，美、日出于各自的考虑，对继续推动规划2012年以后的减排指标都不是很积极。苏伟对记者表示，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是要根本地否定议定书，否定公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要在公约和议定书之外另起炉灶。

　　“这是很危险的，”苏伟说，“如果那样的话，等于说国际社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所建立起的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体制可能就要彻底崩溃，国际社会的已有努力将付诸东流，这将是国际合作的大倒退。”

　　当初在《京都议定书》谈判期间，发达国家就已经对自身减排的承受能力算了又算，王宗来还记得当时的会场有这样一景：几个发达国家的代表人手一个计算器，不停地计算减排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目前，欧盟成了推动减排的主要力量，并表态如果美、日和其他发达国家参与进来，欧盟愿意承诺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减少30%。

　　苏伟认为，“美国的拒批京都议定书并不意味着气候谈判走到了尽头，美国毕竟还是气候公约的缔约国，且态度较前几年也有了变化，过去是不和别人谈，现在是能够开始坐下来谈了，而在美国内部，包括加州在内的一些地方已经制定法规减排温室气体，这也是美国气候政策变化的积极一面。”

　　当然，欧盟力推减排既有国内政治压力的因素，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欧盟在再生能源技术上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如果世界各国都大量减排，在再生能源技术市场竞争中欧盟将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有专家直言，欧盟力推减排背后，还有趁机赚一笔的考虑。

　　因此，在目前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已经成为焦点。据苏伟介绍，应对气候变化主要的减缓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他们应当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也是公约当中所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发展中国家履行议定书的义务将取决于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的程度。

　　但目前的情况是发达国家不仅不愿意搞技术转让，甚至会采取技术封锁。对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环保技术是高利润的保证，绝不肯轻易赠人。另外，发达国家依然希望依靠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优势，占有环保产业市场的高端，既要发展中国家减排，又可从它们的减排过程中谋利。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发达国家对待减排问题上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动向：发达国家的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把目标对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他们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排放量上升的指责，目的无非是淡化自己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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